胡燕春 张 鹤

论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美学视域*
——以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为例

胡燕春 张 鹤

美国汉学界的诸位相关学者基于美学视域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予以了独到而深入的考察。其中，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等批评家的相应小说批评实践展现出从优美美学、浪漫美学、颓废美学、怪诞美学到抒情美学的审美范式与标准的转向，进而不仅从不同视角印证了当代西方美学的发展轨迹，而且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其所涉及的小说文本的诸种美学特质。

美国汉学；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美学视角

美国汉学家群体中诸位成就卓著的美国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对20世纪至今问世的中国小说进行了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多维阐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关文学批评家处于该国的学科建制与学术规范的诸种规训之中,因而其美学观念、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遵循着该国的研究范式与操作方法。针对分别代表着相关研究领域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三位文学批评家 (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的小说批评实践而言,其中不仅针对诸种小说文本进行了独特的美学判断,而且彰显出独到的审美取向与复杂流变。

一、夏志清①的优美美学视域

英国学者舍勒肯斯曾指出:“……美学与道德无论在实际上还是概念上都是关系密切的,这两者在不失去各自特征的同时,在某些重要方面则是互相重叠的。”[1]夏志清的研究路径正验证了上述表述。他在北京大学担任助教期间,结识了其时在外语系任教的新批评派学者燕卜逊,两人多有切磋,后者还曾为其赴美留学撰写了推荐信。赴美后,他又得到了兰色姆、布鲁克斯等该派人士的帮助与指导。由此,“借着新批评的方法,夏希望重探国家论述与文学论述间的关联;这一强烈的历史情怀使他不能视文学为‘一只精致的瓷瓶’——新批评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美学意象之一。事实上,一反传统理论的反映论,新批评暗含了一套文学的社会学,企图自文本内的小宇宙语与文本外的大世界间,建立一种既相似又相异的吊诡秩序。”[2]与之相应,夏氏在其研究中始终将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视为文本内在价值的共同构成要素。

一方面,从批评观念来看,夏志清始终以发现与评审优美之作为学术己任。在其与普实克的论争中,他赞同普实克有关理清文学传统间的影响或渊源关系的主张,但也表明,对于介绍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创性文学史著述而言,其最主要的任务是辨别与评价。只有从大量的作品中理清线索,并将伟大作家与优秀作家从平庸作家中辨别出来之后,才有可能着手对影响与技巧等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从批评标准来说,夏志清以复义、悖论、反讽、象征与隐喻等手法在文本中的应用程度作为评价尺度,进而探求文本的审美意蕴。例如,普实克曾批评夏志清使用象征手法解读鲁迅小说的做法,尤其反对后者将鲁迅《药》中的两位年轻人的名字连起来看作“华夏”的象征。普实克认为,鲁迅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中国文学家无疑深知玩弄词藻是多么无意义。与之相对,夏志清从鲁迅的小说中得出与普实克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正因为鲁迅拥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与极高的文学修养,他在给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取名字时才格外用心,并时常赋予他们以象征意义或讽刺含义。比如,《高老夫子》中可笑的主人公名为“高尔础”,就是有意戏仿“高尔基”而得来的。

又如,夏志清褒奖沈从文小说对于淳朴纯真的优美情境的彰显。《长河》中有关长河两岸的橘园在秋收时的美丽、采橘季节的喧闹以及谢神感恩时的欢欣等情境的描写,均施之以真挚的笔触,从而与其对于主角之间天真、直率等不可磨灭的人性的书写形成了相得益彰之势。此外,《静》中晒楼上所看到的各种情景与人物,包括:小河、草坪、风筝、马匹、小尼姑和新娘子等,都在不同层面象征着自由与幸福的生活境遇。由此,夏志清认为,“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3]

再如,夏志清肯定了张爱玲小说中自然意象的审美价值。张爱玲文学世界中的恋人对于抬头望月情有独钟,月亮这一意象在她的笔下被赋予了寒冷、光明、朦胧、同情、伤感或仁慈等多重含义。此外,在考察钱钟书的小说时,夏志清将钱钟书视为能够将道德批评与审美剖析予以有机结合的优秀文体家,称赞其不仅善用象征事物,而且在选择细节时也并非仅为情节内容服务,而是旨在通过细节分析直击文本的道德层面。

二、李欧梵②的浪漫美学与颓废美学视域

李欧梵曾师从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赴美后先与浪漫主义结缘,后又逐渐转为关注颓废主义。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李欧梵以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洗礼的中国现代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表明:“如果说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其《忏悔录》是后来各浪漫主义作家学习的经典,那么,中国‘新文学运动’从外国偷来的正是卢梭,中国新文学所受外国的影响,其主流就是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4]基于此,他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书以拜伦、维特和约翰·克里斯朵夫作为典范,选取了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与萧军等人的文本,着重探求其中的浪漫质素。

其后,由于接受了欧美颓废美学观的濡染,李欧梵的小说美学观逐渐发生了转换。例如,他将上海视为中国惟一可能促使像施蛰存这样的作家生成“怪诞”体验的现代都市,而此种怪诞如果不是在真实生活中被体验到,就必然会在文学中得以体现。由此,颓废美构成了现代上海小说的审美特质与共性。其中,施蛰存的小说世界就包含着两种荒诞类型,即:都市的怪诞与历史的怪异神话,其《石秀》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次演绎萨德的虐待狂理论之作。此外,“新感觉派”的穆时英、刘呐鸥与叶灵风作为深具美学意味的都市漫游者,其小说既展现了都市场景中的颓废浮纨,又堪称是作家的自我肖像。再有,张爱玲在其小说中把艺术、人生和历史对立,其“荒凉”感源于她对现代历史洪流的仓猝与破坏的反应。由此,她从两种对立的角度观照文明的发展,将其划分为:依靠艺术支撑的升华境界与表现中产阶级庸俗的现代性的升华情境,因而其小说理应被视为“颓废艺术”。

三、王德威③的怪诞美学与抒情美学视域

王德威深得夏志清的赏识与提携,其小说美学则表现出怪诞美与抒情美的融会贯通。

一方面,王德威注重挖掘小说文本中的怪诞美。例如,学界有关晚清小说的评价以贬谪之论居多。鲁迅就曾批评清末谴责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5]然而,在王德威看来,鲁迅及其从人忽略了如下的一种可能性,即:毫无节制的荒诞形式本身,业已成为讥讽与嘲讽的手段。由此,他依据福柯有关前现代社会训练与惩罚、权力与法令的运作关系的论断,表明:晚清谴责小说有系统地贬黜社会审美规矩、混淆价值系统且张扬小人当道的必然,进而显现出丑怪奇异的风格。此外,李伯元的《活地狱》仔细记述了各种刑罚的工具、过程及效果,把肉身当作实验剧场,“他挑逗读者 (或观众)施虐/受虐的相像,极尽夸张变态之能事。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写来好像立意要让我们不忍卒读,又不愿不读。如此一来,读者 (观众)早已发展一套自己的观刑‘美学’。”[6]又如,针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文本中的怪诞美感而言,王德威指出,老舍集人道主义者与犬儒玩家两种形象于一身,其《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一个卓别林式的受害者,而虎妞和小福子一起演出的是坏人欺负好人,迫害者战胜受害者的黑色闹剧;此外,韩少功的鬼魅叙事,苏童的南方堕落与诱惑,以及余华的伤痕即景与暴力奇观等,也都彰显出怪诞的美学魅力。

另一方面,王德威还将怪诞美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的抒情传统予以通观。例如,沈从文的作品通常凭借清浅、单纯的风格著称,实际上,其诸多作品都演绎了残酷的情境。比如,他的《我的教育》《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黔小景》《新与旧》《黄昏》《从文自传》以及《湘西》等,都以不同方式书写了有关“砍头”的情节。然而,中外文学批评家对此却较少涉及。基于此,王德威认为沈作中的砍头题材不仅构成了其追述童年和军旅生涯的重要部分,而且也是其激进的抒情风格的绝佳例证,进而既体现出一种要将田园主题与现实中的恐怖、悲怆糅为一体的冲动,又在死亡与暴力的场景中彰显出了爱欲的伟力。同时,“对于读者而言,当抒情语调运用于‘人吃人’的场景,或者当司法的不公与残暴被融入日常生活中时,沈从文的叙事必将驱使我们质疑使砍头合法化的政治制度,以及用‘抒情’形式描述此种制度的道德后果。”[7]以沈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例,该小说凭借怪诞诡奇的趣味描写了一个具有色情意味和癫狂潜质的故事,并在貌似香艳版的惊惮故事中投射了一个饶有诗意的文本框架。由此推而言之,鲁迅的诸多短篇小说同样萦绕着无头断肢的残破意象。沈从文、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有关斩首的故事互相映照,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进而共同指向中国现代小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向度,即:通过展现残酷的极刑与传统的抒情题材之间的悖论,探索小说文本的审美限度及其相关问题。

四、审美视域转换的启示意义

综观美国汉学领域三位代表学者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的小说美学观经历了自追求优美美感伊始,经数次蜕变与华丽转身后仍回归于对抒情美感的探求,相关审美批评实践也显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继而又返归传统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轨迹。

一方面,针对历时角度而言,鉴于诸位相关研究者身处美国学界的学术规范与价值体系之中,他们的研究实绩无疑从某些层面体现了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西方美学的历史流变特征。众所周知,回顾20世纪至今文学研究领域的历史流变与演化路径,西方美学自上世纪中期起即以进入重建现代美学体系的时期,经60至70年代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期之后,继而进入后现代美学阶段。由此言及美国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诸位相关文学批评家非常关注西方美学的历史转型,并且着力引入当代西方美学思潮与派别对诸种中国文学现象与文本进行参照研究,上述小说批评从优美美学、浪漫美学、颓废美学、怪诞美学到抒情美学的审美范式与标准的选择的转向即可在诸多层面展现相关小说批评实践及相应成果,在不同层面印证了当代西方美学的发展轨迹。

另一方面,基于共时视角来看,目前,中西学界有关文化转向的正负效应的论争尚处动态之中,从而呈现出百舸争流之势。与之相应,有关美学的未来取向问题的研讨同样是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由此,王德威在其研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在历经数次审美选择的基础上,转而以抒情性作为考察标准,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对于文化研究泛化趋势不断蔓延的整体学术氛围中,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体因素及其文学性与美学性的坚守。

总体而言,美国汉学界基于审美维度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审美思维、审美情趣与审美价值的考察,显现出从文本到文化再回到文本,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再回到内部研究的数次迂回与进入,从而建构了内外兼修的全方位发展格局。

注释:

①夏志清(1921-),自1962年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文学达29年之久,使哥大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重镇。1961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继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②李欧梵(1939-),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③王德威(1954-),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晚清至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1]【英】舍勒肯斯(王柯平等译).美学与道德[M].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24.

[2][3]夏志清(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4.149.

[4]李欧梵.中西文学的回想[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齐鲁书社,1997.226.

[6]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3-34.

[7]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41.

胡燕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张鹤，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邮政编码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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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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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丛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