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 天

全球化视阈下中国社会心理不稳定的成因与对策

惠 天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心理稳定存在两个维度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使中国社会心理迅速世俗化。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易发生不稳定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社会的反应是消费主义日渐扩张和传统意识形态祛魅，使传统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社会心理的功能减弱，加剧社会心理不稳定。要促进社会心理稳定，应改革垄断行业，加强劳工组织建设，消除行业与劳资分配不公平。同时应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杜绝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功利化倾向，充分发挥执政党的示范效应，以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与引导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稳定；消费主义；祛魅；主流意识形态

在现代国家,仅通过暴力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已经越来越困难,社会的心理稳定才是社会稳定的充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心理稳定也是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心理稳定面临着新的挑战。这需要学界充分研究全球化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并提出应对之策。

一、全球化的两个维度: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的全球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革命之后,全球化就开始了它的步伐。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新时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世界资本在全世界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聚集地作为生产基地。在经济领域,中国与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民族和国家之间共性不断扩张,文化的相互交融也是不可避免的。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化浪潮不仅改变了民族与国家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对各个国家的社会和社会成员的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今,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之外,各个国家原本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消费模式都在不断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在中国,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些改变都体现出高度的全球化色彩。同时,文化全球化也并不是单向度的,在西方文化向中国渗透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在向西方进行渗透。新世纪以来,以“孔子学院”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机构在欧美地区多有开办,中国的影视、书籍等文化作品也在欧美日韩等国逐步扩大影响。西方价值观西风东渐,中国价值观也在东风西渐。应该看到,这种相互的渗透已经不再是冷战时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体现出共生交融的特点。

二、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心理的影响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中国在文化领域或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化。在全球化的洪流中,社会心理世俗化显得不可逆转,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在不断“祛魅”。两者对于中国社会心理稳定提出了重大挑战。

(一)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导致社会心理世俗化

已加入WTO的中国大幅度增加了对外开放的程度,除事关“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和行政管理体系之外,大多数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完全改制,并开始大规模吸引外资。一方面外资企业直接招聘了大量社会劳动力,对其进行“国际化”的管理;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管理模式、经营理念方面经历了数百年的锤炼,一个大型外资企业进入一个行业后,会对此行业产生重大的示范效应。这样,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客观上就将西方的管理经营理念移植到中国劳动力最为密集的领域。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管理和被管理是相对的,对外开放后中国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普遍出现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式”的管理,就必然引发被管理者在行为、思想上的反映。甚至一些人们以为只会发生在工业化早期的西方社会的极端案例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有研究报告指出,在一些地区,“随着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城乡企业中的雇工为了发泄不满,采取了焚烧厂房、毁坏机器、对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等多种破坏手段,此类现象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鲜;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请愿和罢工。还包括‘夜晚政治’——犯罪”,“近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底层社会并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1]可以认为,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深度变革,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普通劳动者群体当中,人们的基本价值诉求早已“与国际接轨”,即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现实利益多寡——也许如马克斯·韦伯等众多学者所言,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社会心理的世俗化或功利化是无法避免的。

(二)消费主义使传统意识形态祛魅

在若干年前,传统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心理的稳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消费主义已经大大削弱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一般认为,消费主义在西方社会心理中占据重要地位,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正如部分西方学者指出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2]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也在中国日渐流行,对传统意识形态有明显的祛魅作用。目前,在社会众多领域,对于价值伦理问题的严肃讨论正全面让位于各种消费主义的风花雪月或泛娱乐化的“恶搞”言论。早在19世纪末,致力于颠覆德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恩格斯曾经论述道,“首先必须蔑视和嘲笑敌人。只要人们学会了嘲笑俾斯麦之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对这伙混蛋的任何嘲弄都是有价值的。”[3]民众的“蔑视和嘲笑”正是权威祛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危机的重要特征。恩格斯站在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认为“蔑视和嘲笑”是有价值的,而作为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则会发现“蔑视和嘲笑”对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也是不利的,因为被逐步祛魅的传统意识形态将无法起到有效稳定或引导社会心理的作用。

(三)全球化两个维度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社会心理世俗化与传统意识形态被消费主义祛魅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在社会变革中利益受损、又无法被传统意识形态安抚的社会群体会出现心理不稳定,甚至在类似于“与汝偕亡”的心态中出现反社会倾向。另一方面,在社会变革中受益的社会群体,在高度世俗化、失去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欢呼自己在丛林法则中的胜利,蔑视被掠夺者的痛苦,甚至“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4]19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今中国富裕阶层也出现了炫富现象。社会群体心理上的对立则是可能导致社会心理不稳定的因素。目前,中国社会心理不稳定已经构成了对于社会稳定的重大挑战。应该看到,虽然中国的社会心理不稳定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联,但中国不可能开历史倒车,不可能从全球化的浪潮中抽身而出、置身事外,因此我们只能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来考虑维护社会心理稳定。

三、维护中国社会心理稳定的路径探析

(一)构建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格局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人民群众才会对社会现状保持满意,社会心理才会稳定。这需要迅速消除中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公平,改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方式。

首先,加强劳工组织建设,消除劳资分配不公平。新时期以来,经济发展成绩成为各级政府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各级政府在具体政策制定时,往往本能的倾向于对GDP和税收有直接贡献的企业。但毋庸置疑的是,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和劳动者待遇之间存在矛盾,在科技附加值较低的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尤为如此——对于大多数中国中小型企业来说,压低劳动者待遇是企业盈利的重要前提。需要指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积累的巨大的“人口红利”,中国劳动力长期以来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结果是劳方在和资方进行博弈时往往处于弱势。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会组织长期以来处于很不正常的工作状态。全国总工会和各省、市、县 (区)分支机构实际上和妇联、共青团等一样属于带有行政级别的半官方机构,属于广义上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劳动者组织加大活动力度必然会影响到资方投资和盈利,也会影响到 GDP、税收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部门利益,因此中国当前的工会能否积极在劳资博弈中发挥作用本身存疑。更何况中国工会组织并未实现全社会覆盖,大量中小型民营企业没有工会系统,普通劳动者自发组织的劳资谈判缺乏企业间劳工组织的有效联动,处境艰难。劳工组织的功能缺位的后果有二:一是普通劳动者阶层长期以来收入落后于企业财富积累速度,导致普通劳动者产生普遍的相对剥夺感;二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博弈平台和相应规则、机制,劳资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一旦爆发的后果往往体现暴力色彩,会对全社会心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开始重视工会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宏观的加强工会作用的构想。目前需要做的是尽快将其落到实处,避免劳资矛盾演化为对社会心理稳定形成严重冲击的阶层对抗。

其次,改革垄断行业,消除行业分配不公平。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施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30年之后,市场经济的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经过一系列改革,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现为国有企业全面掌控事关“国计民生”的垄断性行业,并从处于产业链下游的行业全面退出。这样,在国有资本取得市场经济主导权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享受的高薪高福利等超国民待遇长期以来为人诟病,显著影响到了社会心理稳定。垄断行业处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产业链上端,他们的产品往往是其他行业的生产资料。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高福利,实际上是以全社会其他下游行业的生产资料紧缺和昂贵为代价的,最终必然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垄断行业并非是在长期竞争中由自身实力扩张带来的自然垄断,垄断行业的暴利和政府公权力的干预是分不开的,这样,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的矛盾,就演化为了体制内外的矛盾。人们对于垄断行业的不满,就演化为对于公权力的不满,演化为对于社会制度、社会发展路径的怀疑。近年来,垄断行业有一定的局部调整,如垄断国企开始逐年上缴利润,在部分领域尝试引入民营资本等,但这尚未触及垄断行业的基本架构,未能改变行业间的显著不公,改革垄断行业的力度和速度还应进一步加大。

(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包含着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都会起到稳定社会心理的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整合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能否能稳定和发展。”[6]对于中国来说,正在被消费主义祛魅的传统意识形态必须实现与时俱进,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发挥其稳定和引导社会心理的作用。

首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长期以来,通过控制传播途径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方式,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意识形态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竞争。在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消费主义正在产生广泛影响的背景下,中国可以通过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引导进而稳定社会心理。对于转型期中国的特殊社会现象,如果传统意识形态体系不能做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读,人们就会通过其他的理论、观点来寻求答案。因此,传统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做到通俗。“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必须使主流意识形态从抽象走向具体,便于为人民群众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说要进一步突出生活化、形象化,避免习惯性的宏大叙事方式。正如列宁所说,“避免不必要的舞文弄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8]二是要避免庸俗。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程度,通过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和引导社会心理,维护社会心理稳定。意识形态工作要做到动机纯正,避免功利化倾向,决不能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品格。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稳定的必要前提,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有能够相互理解、沟通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这需要全社会具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人们的思维方式自觉的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称之为“主流”。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因此要使社会心理稳定,就必须做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化为大众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以至达到百姓寻常日用而不知的境界。”[9]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做到两点。一是改革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应更加注重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培养,不但要告诉人民群众“是什么”、“为什么”,更应提高人民群众思想素质,使人民群众能自觉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来解读自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二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示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前提是人民群众信任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性,这样,人民群众才会主动了解和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在遇到困惑和难题时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代表。因此,党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感召力,一方面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尽量减少政策失误,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党的一切路线、纲领、政策、举措都必须践行科学发展观,都必须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要求,体现人类进步和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观。只有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心理稳定才能实现常态化,这需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这也是保持主流意识形态感召力的必要前提。

[1]李培林,李强,孙立平.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9.

[2]【美】詹姆逊(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2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人民出版社,1971.16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827.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人民出版社,2009.99.

[6]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2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56.

[8]列宁全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86.130.

[9]朱哲,曾庆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惠天，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博士(邮政编码21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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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胡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