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对弈时期的改革及影响

2012-08-15张海豹

黑龙江史志 2012年23期

张海豹

（苏州科技学院江苏苏州 215009）

从1644年满清入关到乾隆中期，清政府政局总体上还算稳定，但乾隆后期的白莲教起义结束了清政府的兴盛局面,十七世纪初期，一种叫“鸦片”的物品从南洋传进了中国，它迅速成为时代的宠儿，吸食者“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1)最终因为这小小的鸦片，而燃起了西方对这个东方大国的一系列战争，改变了清政府的发展方向。

一、内外交困的清政府

19世纪初期，清朝统治者就已经察觉到鸦片的毒害，曾多次下令禁止，但因地下走私严重，而屡禁不止，直到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终于把禁烟问题政治化。英政府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战争，并且很快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些列不平等条约，继而逐步打开了这个封闭国家的大门。因为鸦片，清政府两次受战争之苦。结果一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中下层社会的生活，在经济方面外国商品的大量倾入，使得原有的“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冲击，“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林甲天下，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今则洋布盛行……是以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钱漕两奏，势必贻误。”(2)中英鸦片一战，清政府财政彻底破产，产生巨额赤字，曾国藩说，“自庚子以至甲辰（1840-1844）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国已不胜其浩繁矣”。(3)为补赤字，道光帝曾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严旨整顿财政，但在实施过程中，官官相护，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更加艰难，大量沦为游民。1850年安徽巡抚王直疏称，“今日所患，则莫甚于游食者多……臣壮年时，……一乡一集，其游惰无业者，率不过数人。……今则数百家之聚数十人不等。”(4)终于下层人民的底线被冲破，各地起义斗争急剧上升，尤其在两广地区，1850年有关“堂匪”的起义多达10余起，而各次斗争规模则是“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合数堂便已逾万。”(5)而扰乱整个清王朝秩序的斗争最终在广西金田爆发了，这就是持续了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运动波及了大半个中国，影响深远，然而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不仅镇压了各地起义，却实现了后来所谓的“同治中兴”，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二、清政府的对内政策

面对不断动乱的社会，清政府并不是无动于衷，它也在努力的寻求解决办法。镇压太平天国的动乱在当时是最棘手的问题，但清政府的官场腐败，已影响到军队里面，而军队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太平军的浩荡之势，笔者以为清政府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的：

政治上，尽量缓和满汉、满蒙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外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把镇压太平天国视为当前最主要目标，甚至不惜出卖国权，而以求取得胜利。具体言之，满汉矛盾由来已久，从清军入关到太平天国运动，矛盾就没有消除，满族贵族对汉族地主始终存在着一种戒心。然而八旗的腐败，绿营的不景气，使得清统治者不得不做出依靠汉族地主的决策，于是各地团练兴起，而团练的大臣则大都是汉族地主充当，这其中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刘韵珂、黄恩彤、罗泽南、江忠源等人，有的甚至成为后来的“中兴功臣”。在满蒙问题上，咸丰帝则先后任命赛尚阿、僧格林沁为帅，来镇压太平军。为了更好的配合前线的作战，咸丰帝告诫“内外文武诸臣”，“若不痛加改悔”，就“断不姑容”。(6)所有这些措施，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咸丰帝的最初设想效果。琦善、向荣的兵败，似乎打破了咸丰的美梦。

经济上，太平天国的运动打乱了清政府的经济预算，清政府以前的“理财之要，以地丁、盐课、关税为岁入之大端”。(7)在时局的不断变化下，清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开始着手实行改革。面对各地利用种种名目，增加田赋征收的问题，各地巡抚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湖南巡抚骆秉章委任左宗棠“以助军为名，定丁粮银两加四钱，减于前三钱；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南折石一两，减于前二两”，“又定劵票纸张钱每票五文，共岁得一千二百余千，以为诸吏外费”，以此解决了其他弊端。(8)湖北巡抚胡林翼也有过类似改革。经过各省大员的整顿，清政府的地丁银收入渐增,但这远不能满足实际消耗，清政府又一次开始变相的卖官筹银—捐纳，户部对于官职都有明码标价，这对当时的大地主、商人开了进入仕途的方便之门，而这间接的又加深了对贫苦农民的剥削。捐纳之外，国家还实行捐输政策，捐输虽然只是战时的经济政策，但是它的实行对解决困难时期的财政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仅“陕西一省，一八五二年捐银近百万两，次年为六十万两，一八五四年全年则达到一百二十余万两”(9)。厘金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时出现的一个新的税收形式，分为行厘、坐厘两种。1853年扬州仙女庙的米行抽厘为其开端，除部分边疆省份外，几乎各地都有抽厘业务，厘金的征收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提高。两广总督毛鸿宾认为,“十余年以来，筹饷之方，名目繁多，其大不过二端，曰捐输、曰厘金而已。”(10)据统计，江苏、湖北、湖南和江西四省每年收银已在七百万两以上，江南、江北大营的开支都得利于厘金制度的实行。

军事上，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腐朽使他们难以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咸丰帝面对危机，曾多次下诏，动员乡绅组建团练。汉族地主势力也由此兴起，首先出现的是曾氏的湘军，湘军直接受“大帅”统辖，也就是只受命于曾国藩，以营为单位，纪律严明的湘军与绿营兵有着本质的区别。湘军的各个军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师生，有的是亲戚、同乡，更甚者是兄弟。关系的复杂性，使他们更容易形成为一个整体，使得湘军成为继八旗、绿营之后的清政府不可或缺的队伍。从1854年湘军正式建成，到1864年仅直属曾国藩的军队就有十二万之多，此外这之间还出现了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老湘军和刘蓉的入川湘军，等等。曾国藩发表的《讨粤匪檄》，利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孔孟、关岳、仙佛等传统封建心理，掀起了一股对太平天国的斗争。1854年湘潭之战，湘军使得太平军死伤”数千人”(11)，西征的林绍璋兵团基本覆没。淮军在斗争后期起到了重要作用，攻打苏州时期，主要力量是淮军，克常熟、攻太仓，以及围攻昆山，获大胜，据李鸿章奏稿称，攻打昆山时，太平军被俘七千余人，战死三万余人(12)。在清政府的基层官员抗击太平军的斗争中甚至出现了比湘军、淮军还壮烈的战争，据记载，咸丰十年庚申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攻打杭州，除杭州臬司段光清、杭协王邦庆逃走外，包括巡抚在内的三十多名官员全部殉难；四月六日，常州失守，清政府官员誓死抵抗，殉难官员也达三十余人。(13)对于太平军的斗争上有湘、淮军队的支撑，下有各层官员的抵抗，这凸显出清政府的军事改革的成功，而这似乎正是清政府在当时之时所必须选择的模式。

三、清政府的对外态度

由于英、法等国不在满足现有的各种在华权益，终于在1856年，英法联军以“亚罗号”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向清政府再次“开炮”。英法联军完全控制广州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联合率兵船北上，向清政府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要求。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在与其进行交涉的过程中，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咸丰初期的对外态度。在分析了各国的北上目的后，清政府先后实行了“分化瓦解”和“借助俄美调停”政策，(14)但最终没有成功。清政府的一厢情愿，最终带来的还是战争的爆发。

清政府面临的一面是太平天国，一面是英法联军，对清政府而言，太平天国起义首先使其战略重心从“防夷”转变为“制匪”。同治初年，由奕忻、桂良和文祥联名上奏的《统筹夷务全局折》曾分析过西方列强与太平天国在清政府战略中的不同地位：西方国家是“肘腋之患”，太平天国则是“心腹之患”。(15)此时的清政府认为外国列强的目的无非是想获得在华利益的最大化，而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则才是真正危及其生存的因素，所以清政府再次改变了对外态度，终于选择以满足外国殖民者要求，换来其对清政府的支持，所以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对外政策虽有抵抗，但又很快转入联合外国势力，实行“借师助剿”政策。

太平天国刚兴起之时，外国的不少传教士对其抱有好感，英国华人福音教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传教志》指出，（太平军）“将最终成为使徒时代以后曾经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的先驱者”，美国传教士则认为“在中国出现了比较开明的文明的曙光”。(16)各国政府对太平天国表面上保持一种“中立”态度，但是他的“中立”是双向的，哪里可以得到利益，外交砝码就倾向哪里，最终是满清政府满足了他们。英国政府批准的公函中明确的写道“……我们的长远利益全在贸易，贸易发展则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赔款系由税关税收缴付，而税收亦同样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倘各通商口岸尽入叛军（太平军）之手，则以上利益安在？”(17)这里我们看到了英国对太平天国的真正面目。最终在利益面前，西方势力终于和清政府走到一起，虽然曾国藩很反对借外之势力镇压太平军(18)，但是中央政府不予采纳意见。英、法等先是联合起来抗拒李秀成进军上海，后又用武力助攻宁波，以及组织洋枪队，联合李鸿章攻打苏州。1862年2月，慈禧太后宣布:“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据薛焕奏，英法文武各员颇为出力……。军务至紧，若必俟总理衙门在京商酌，转至稽迟，所有借师助剿，即着……克日办理。”(19)据统计英国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共打死和毁灭太平军2872550人(20)，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名义上的中立，却是如此之行径，足见外国势力在利益面前的面目。

四、结语

19世纪中期的清政府战乱不已，太平天国的冲击，鸦片战争的继续，这无疑给清政府巨大的打击，但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后期的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太平天国帮助清政府去腐生肌，即杀掉了一批无能的腐败官员，迫于实际军事的需要，清政府启用了一批汉族的有为官员，如曾、左、胡、李等等；经济上实现厘金制，而厘金废除了牙行对于商业的限制，只要交厘就取得合法性，所以，为商业贸易打开了渠道。因军事的需要，而加大了传统工业手工业的生产，特别是后来的洋务运动，现代机器工业开始出现，经济上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政权上，地方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从而有了发展的活力，对地方以绅士为代表的社会给予了相当的自主权。绅士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展起来，社会有了自发展的活力，同时，也能对政府予以牵制，社会力量的发展，对清政府的统治产生了威胁。总之，清政府的这一时期的措施有利于其统治的一面，也为其统治埋下了隐患，后来的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绅商学军”这些社会力量联合发动的。

注释：

（1）雷瑨辑《蓉城闲话》，“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96页。

（2）包世臣《致前大司马太常书》，《安吴四种》，卷二十七。

（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25页。

（4）王直《条陈时务疏》，《抚晥奏议》，第 61-62页。

（5）严正基：《讨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丛编简辑》（二），第三页。

（6）《清文宗实录》卷之八十二，咸丰三年正月已未。

（7）《清文宗实录》卷之七，道光三十年四月癸酉。

（8）王闿运：光绪《湘潭县志》卷第六，《赋役》第六。

（9）王庆云：《王文勤公奏稿》卷五，《陕西存稿》。

（10）毛鸿宾：《毛尚书奏稿》卷十四，《详陈抽厘济饷源流利弊摺》（同治三年十月初九日）。

（11）《曾国藩全集》，《年谱》卷三，咸丰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