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婧 徐 阳 鹿 奕［安徽大学江淮学院文法系， 合肥 230031］

作 者：许 婧、徐 阳、鹿 奕，均系安徽大学江淮学院文法系助教。

“辛亥革命前的报纸改革（1895—1911）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黄金时期’”，期间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人物当属梁启超。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和办报实践，为我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对近代的宣传事业影响深远。

在新闻工作中，新闻报道要遵从新闻规律，但在宣传中，则要注重技巧性，不仅要求文字信息的写作和内容选择，更要加强传播的技巧。在长期的新闻宣传实践中，梁启超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而且发展了“时务文体”，为以后中国的新闻实践和宣传工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一、“时务文体”的特点 时务文体受到龚自珍、魏源等人影响，发端于王韬的《循环日报》，他认为，报纸的文风应该是直抒胸臆，词达而已。提出文章要适合报纸要求，文字平易畅达，不事雕琢，简短并尽量少的引经据典逐渐形成报界最流行的政论文体。梁启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形成了“时务文体”。该文体发展于《时务报》，成熟于《新民丛报》。它灵活自由、丰富感人，更贴近当时的斗争形势，有助于批评旧思想，宣传新观念。梁启超自己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他文体特点：“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焉。”时务文体迎合了当时人们渴求新思想的愿望，被人们迅速接受。

首先，“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梁启超提出平易畅达主要是出于宣传的需要。他所创办的报纸稿件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翻译外报，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国人陌生的名词术语。要使这些让更多中国人接受，起到“开民智”的作用，就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摒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

其次，“纵笔所至不检束”。即要求解除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束缚，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形成一种介于古文和民众能够接受的通俗文体。

再次，“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这种文体极具煽情性，以传播学中的“诉诸感性”的方式进行传播。他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诉诸文字之中，再配以高超的宣传技巧，文章往往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再者，梁启超本人是一个爱国志士，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刻，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一份“救国救民”，力挽狂澜的民族责任。而梁启超丰富的知识也使其文章典故运用自如，感情自然流露，胸中激情荡漾，下笔正如出峡之水，一泻千里，气势非凡。

正因为这些特点，使“时务文体”更适合做宣传，因此在当时被广为运用，成为流行的报章文体。

二、对近代革命宣传的影响 梁启超的新闻传播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在政治方面的。他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为了取得最佳的宣传效果，他强调报纸的可读性，在办报方面，提倡有针对性的办报，“犹恐文义太颐，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而在报纸的写作方面，则是强调使用“时务文体”。“时务文体”是梁启超新闻宣传方式的自觉运用。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最直接体现。最能体现时务文体特色的代表作应该是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文中，梁启超运用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典故：“埃及之金字塔”“西伯利亚之铁路”“行星之陨石”“浔阳江头琵琶妇”“拿破仑之流放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等，这九对对比，形成排比句式，层层深入。中西合璧的典故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自然和谐，蕴含丰富。从而得出“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的结论，他指出“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之人也”。饱含救国救民的激情，且越到文章最后越是达到高峰。文章从诗歌式的散文完全变成诗歌，情绪由激昂渐进到波涛汹涌，似江水泛滥般喷泻而出。

但是梁启超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宣传，使得“时务文体”在他的手中也蒙上了仓促、不求甚解的阴影。严复就曾经写信批评过梁启超的文章太过于草率，他复信承认：“启超于学，本未尝有专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率议论。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隔阂。”这与梁启超对报纸的认识有关，他把报纸作为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反映事实。所以他的文章，以及这种时务文体仅适合宣传之用。

由于政治原因，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一直偏离轨道，宣传重于新闻报道，制造舆论重于引导舆论，因此时务文体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创办的《时务报》成为当时维新派的舆论中心，一些影响较大的报纸如《知新报》《湘报》等皆按照《时务报》的模式创办，文章皆模仿时务文体。这种影响力逐渐扩大，有趣的是，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中，尽管双方所持观点相左，但是所用文体基本都为时务文体。

以邹容的《革命军》中的一段话为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

七个整齐的排比，从小到大分析了革命的重要性，动员全国人民参加革命，激动人心，笔锋带感情，平易畅达，黄发垂髫亦能理解。与上文《少年中国说》的选文相比，形式极其相似。

“时务文体”在当时的宣传工作中应用广泛，成为了“报章文体”。同时影响了一代新闻工作者：

邵飘萍被誉为新闻全才，他早年就刻意模仿“时务文体”，并且更注重技巧性。梁启超开创的“时评”这一形式，在邵飘萍以后，有了更进步的发展，内容和写法都被赋予了新意。

三、对近代文学变革的影响 近代的宣传工作不仅包含报纸的新闻和政论，副刊也是非常重要的宣传阵地，与前者相比，更能起到“浸润”的作用。梁启超对近代宣传的重要功绩之一，便是其“时务文体”在推动散文变革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吴其昌曾评论，“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

梁启超称自己亡命日本时的文字为“新文体”，它是梁启超极力倡导的一种区别于八股文、桐城文和骈文的一种新文体。是在“时务文体”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白话口语，同时受到“报章文体”、日本文体的影响，又从传统散文中获取了有益成分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作为散文的一种新体，它的产生适应了当时开发民智、改良政治的需要，促进了文学的近代化，新式的散文提高了报纸副刊的易读性，也促进了新闻工作的整体进步。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一批“新文体”的散文，开了一代风气，如郑振铎所言：“象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梁启超一直以来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积极从事文学革新运动，并发起了“诗界”“文界”和“小说界”三界革命，新文体的提倡，不仅更好地服务于报纸的“新民”任务，也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打下基础。

梁启超的“三界革命”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封建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和尝试，而“新文体”则代表了这些努力和尝试的最高成就，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方式，一扫文坛沉寂腐败气氛，活跃了近代的报纸副刊，更揭开了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帷幕。

梁启超在近代新闻宣传工作上的贡献很大，虽然他的新闻宣传思想也带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时务文体”也有着种种不足，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翻开了中国报刊史上关键的一页，也给后世的新闻传播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1] 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欧东衢.梁启超之“报章文体”[J].新闻窗，2007，（05）.

[3] 黄瑚，李新丽.简明中国新闻事业史[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