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扬眉［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 450000］

作 者：金扬眉，硕士，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语文和写作。

苏童善写女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奇怪的是，在苏童小说里，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呈现出一种病态。清纯、温婉、典雅，这些女性身上所独具的美好品性在苏童笔下几乎都看不到，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嫉妒、偏执、搬弄是非、斤斤计较、工于算计……然而，这些女性无一例外地把精力和目光转向自己的同类，她们用强烈的好奇心和巨大的热情探究别人的隐私，搬弄家长里短，制造蜚短流长。所以，有论者说苏童有“‘血腥’的厌女结”，甚至指责他患有“嗜血症”。①

其实不然。对苏童的恶毒指责和曲意解读是一种偏执，是把作家独特的“个人经验”书写等同于普遍的“历史经验”的演绎，而以单一的、僵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标准去衡量多元的、灵活的个性化写作。书写底层社会中的女性，挖掘女性身上的弱点，首先取决于童年生活留给苏童的独特记忆和感受。“一条老街，房子是平房，东家走到西家，连门都不要敲，家家门户洞开。你就是不想观察，只要留心，就能记住无数个活灵活现带着大蒜气味的女人和女孩儿。对这些女性，我真的能做到所谓的信手拈来。”②有生活打底，苏童笔下的女性就显得异常生动鲜活。无论是正处于青春期的执拗古怪而又敏感躁动的女孩（《花生牛轧糖里》），还是在争风吃醋、互相敌视的氛围里成长的少女（《像天使一样美丽》），也无论是日复一日地在光线晦暗的酱园里唇枪舌剑、勾心斗角的店员（《另一种妇女生活》），还是整天坐在门口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拆线袜，像一个哨兵一样监视着对面邻居的袜子奶奶（《线袜》）……这些穿梭于“香椿树街”（苏童虚构的一条南方街道）上的市井女性，总是让你感觉像自家邻居一样亲切、熟悉和怀念。

事实上，苏童从不回避他对女性的钟爱，“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③。纵观苏童小说创作，最为夺目的当属这一大批丰富深刻、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有从历史深处款款走来的忧伤女子蕙妃、碧奴；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红粉女子颂莲、秋仪；也有颇具现代色彩的都市女郎冷燕、修红。但是，出现最多的还是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市井女性，比如锦红、诗凤、倪红、简少芬、顾雅仙、杭素玉……苏童对这些女性的观照，已经提升到对人性的观照程度，对她们的塑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到了人性的深度。写女性，其实就是在写命运。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苏童发现了女性在文学上有着更多的写作空间，从人性之“病”的角度揭示女性命运的母题在创作中反复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我们发现，苏童塑造的这一群底层妇女形象，集中反映了他对女性生存的独特思考和深刻洞察。她们地位卑微，生活惨淡，自身虽然不幸，却又互相争斗着，彼此折磨着，且乐此不疲。《狐狸》写红旗小学倪、袁两位女教师之间短暂的纠葛和争斗。倪红是新进的音乐教师，她的美丽脱俗和不凡气质引人注目，她藏而不露的单身身份更引起了隔壁邻居袁老师的怀疑。令袁老师失望的是，她对这位神秘女子的一次次试探都遭拒绝，一次次窥视均无收获，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敌对情绪。终于有一天，倪红被几名陌生男子挟持着离开，她过去的妓女身份也真相大白。谜团解开之后，“得胜”的袁老师才真正感受到几分轻松和惬意。小说把袁老师微妙而复杂的斗争心理写得曲折逼真，女性之间由妒而生疑，由疑而生恨的心理展露无遗。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却有力地揭开了人性内里的阴暗，一个有些凄凉的结局道出了风尘女子难逃的宿命和无力的抗争。在《线袜》里，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的另一场更加持久的斗争。两人年龄悬殊，一个是年逾八旬的袜子奶奶，一个是风流少妇美仙。袜子奶奶年轻守寡，靠拆洗旧线袜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儿子娶了媳妇又和她分家，她的孤独和不幸着实令人同情。更匪夷所思的是，丈夫活着的时候淫欲无度、禽兽不如，死后“住进”墙上的镜框里也还是常年地“监视”着她。然而，被“妇道”的传统不自觉地“监视”了一辈子的袜子奶奶，反过来时刻不忘用“妇道”的眼光监视着邻居美仙。美仙已为人妇，却风流多情，“天生是个招蜂引蝶的花瓶”。男人小季是个卡车司机，经常出车在外，这给美仙创造了更多偷情的机会。于是，整天“盯梢”的袜子奶奶和美仙自然就成了一对冤家。两人的战争就在日常的柴米油盐、琐碎家常里绵绵展开。比如美仙对袜子奶奶的多管闲事虽然恨得牙痒痒，可是表面上还要做出讨好的举动。最后袜子奶奶死了，美仙总算彻底自由，再谈起袜子奶奶，“脸上竟然是一种获赦后的微笑”。小说最奇怪的是袜子奶奶的死，好端端的她竟死于一只丈夫穿过的旧线袜，说到底是死于对故去多年的丈夫的惧怕。袜子奶奶就这样悲哀地度过了没有自我的一生，却还要用对美仙的监视进行“自我”妇道的完成，于是，小说结局出现美仙的微笑也就成了对袜子奶奶一生的微妙反讽。苏童并不在意对美仙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考量，但是，我们从美仙的小奸小坏里听得见人性灰尘“簌簌”掉落的声音。由此可见，苏童写女性与女性的对峙和斗争，不仅显示了她们存在的困境和生活的艰辛，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自身的弱点。这些弱点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静静地存在于人性的中间地带，只是我们平时从未留心过。苏童是敏锐的，他在小说里把这个堆积了人性灰尘的中间地带猛然间抖开，让我们一下子有了新的发现。

苏童用他的敏感和耐心，为我们塑造了底层妇女群像：她们勾心斗角、工于算计；她们爱管闲事，无事生非；她们家长里短，小肚鸡肠。苏童还毫不留情地指出她们的失职，作为母亲，对子女缺少必要的关爱和教育；作为妻子，对丈夫缺乏应有的温情和体贴。《桥上的疯妈妈》中的素素母亲在对服饰美的极端追求中发疯，小说中女儿的“缺席”也难掩生活之艰和生存之痛；《西窗》里红朵的奶奶不仅不相信自己的孙女，还恶毒打骂、中伤红朵，红朵不得不决绝地出走；《灰呢绒鸭舌帽》中老柯的妻子始终无视宿命般的秃顶对丈夫心灵的巨大打击，丈夫临死前无声的嘱托对她来说成了一个永远都无法解开的谜团！母性的缺失，爱情的空白，几乎成为这些底层妇女无法避免的病症。究其根底，应该是环境所致。严峻的“文革”政治环境极端漠视人世间的爱情和浪漫，人心在干枯的文化环境日益粗糙麻木，生存的意义退化为一种最原始的生理满足。所以，《点心》里的女性形象就显得有些滑稽和突兀。《点心》是一篇表现爱情的小说，女点心师阿翘在一个不恰当的年龄，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莫名地与乡下锅炉工小德发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面对阿翘的情感强攻，小德却浑然不知，最后仓皇出逃，这种结局不禁成为对那个禁欲时代的一个绝妙反讽。中年点心师对年轻锅炉工的炽热爱情滋生出来的强大的、过剩的母性，又在不经意间对苏童女性小说中母性缺失主题构成了一个嘲弄。

苏童热衷于在“女—女”的对立冲突中尽显人性之病，这也体现出他对女性命运的高度关注和深层思考。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显示出她们卑微的地位和性格的特殊性，一方面揭示出她们艰难的生存环境和复杂的反抗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斗争也是合乎情理的。毕飞宇说：“中国的农业文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的结构，国是皇帝的，家是丈夫的，女人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任何的自我。”④没有自我，是中国男权社会里女性生存面临的一大困境。她们既无力对抗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社会政治压力，也无力对抗占强势地位的男性，于是，她们只好把不满情绪释放到同样是弱势力量的女性身上。对同性的战胜，使她们重新确立了自我，也使她们难以言说、无处申诉的痛苦得到释放。然而，正是在这种同类的斗争中，她们丧失了自己最最宝贵的母性，丧失了爱的能力，心灵变得粗鄙丑陋、黯淡无光，人性开始扭曲变形。自我的缺失，似乎出于她们反抗自身、反抗男性、反抗社会的一种本能，但同样也是一种人性的沦丧和生存的悲哀。苏童以个性审视的目光，探究女性生命的律动，发现了女性在狭窄的生存空间里艰难挣扎的身影，窥视到女性内心深处难言的秘密。没有自我，母性缺失，制造了苏童小说中妇女形象的性格缺陷和悲凉命运，这不仅是女性自身的不幸，也凸显出一个时代的不幸。

① 杨书：《血腥的“厌女结”：苏童“红粉意象群”颂莲形象的析解》，见《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杨书认为“栽残妇女，在世纪末中国男性作家写作中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其中较富特色的是苏童式栽残——用美丽来掩饰恐怖和惊吓，把与事实相悖的邪恶、肮脏、变态、血腥作为组构‘美丽女性’的要素”。

② 姜广平、苏童：《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与苏童对话》，见汪政、何平编：《苏童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69页。

③ 苏童：《怎么回事》，《红粉·代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④ 毕飞宇：《在烟雨西湖的青白山居.苏童毕飞宇对谈女性情感》，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10-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