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乾隆和华盛顿，两个同在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如果我陡然这么一说，你一定会犯嘀咕。乾隆与乔治·华盛顿，一个留长辫子的古代皇帝，一个穿西装的美国总统，他们怎么可能碰到一起呢？

但糟糕的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与穿越有关的问题。乾隆与乔治·华盛顿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头，华盛顿死在年尾。

为什么你会有穿越的感觉？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了。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100多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7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工农业产量成百倍、千倍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了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此。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

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

1799年，就在世纪交替的前夜，88岁的乾隆在紫禁城养心殿安详驾崩了。乾隆留给儿子嘉慶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坤。

■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也是空前绝后的贪污高手。乾隆驾崩的15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嘉庆查抄和家，共得8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约为7000万两，■的财产竟相当于十多年的国库收入。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

在地球的另一端，乔治·华盛顿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大于乔治·华盛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乾隆与华盛顿真的见面了，我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如果谈三权分立，他们会打起来；如果谈文字狱，他们会打得更凶。

摘自《中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