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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桂系集团与广西侨务发展变迁关系研究

2012-08-13张坚

广西民族研究 2012年2期
关键词:侨务广西

[摘要]新桂系集团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著名的地方军阀,也是广西特有的优质侨力资源。该集团在其统治广西以及后来流亡海外期间,对我国(尤其是广西)侨务政策发展变迁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梳理了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在统治广西期间,实施的招徕海外华侨回桂投资的政策及其影响。文章认为:新桂系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实施的招徕投资政策,在当时全国引领了地方侨务政策发展的新潮流,该政策所折射出来的“大侨务”思想以及“为侨服务”的立场,对当前中国一东盟区域合作背景下广西侨力资源开发利用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新桂系集团;广西;侨务

[作者]张坚,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D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2-0141-006

本文为2010年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一般项目“民族地区破解特殊困难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侨牌策略研究”(YB2010025)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闽粤等著名侨乡通过开发利用侨力资源(即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桥梁纽带作用,吸引外资回国投资办实业,俗称打侨牌),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开放开发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广西拥有海外华侨华人200多万,是全国第三大侨乡。然而,相比于闽粤等著名侨乡,我区打侨牌的成效难以望上述侨乡项背,与我们属于全国第三大侨乡的地位反差明显。今天,在改革开放走过了30多年历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建成的大好形势下,广西如何依托自身的侨力资源优势,抓住区域合作发展的历史机遇,探寻开放开发新路径,成为学界必须回答的社会现实问题。

一、新桂系集团是广西独特而优质的侨力资源

广西侨力资源与闽粤等侨乡相比,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首先,在中越边境地区(包括陆疆与海疆)生活着壮族、瑶族、京族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130多万。上述跨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生产、生活直接影响着广西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制约着广西与东盟各国区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其次,20世纪60—70年代印尼、印支三国排华期间,广西是归难侨主要流入地与安置地。迄今为止,广西尚有10万多归难侨、侨眷生活在区内22个华侨农场、林场里。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后,跟随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逃亡香港、台湾,进而移居海外的桂系部队及其家眷达到20万人多。上述三者构成了广西侨力资源三张独特的名片。

与跨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以及华侨农林场归难侨相比,新桂系集团具有独特的开发价值。

第一,该集团探索积累了广西侨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化历史经验。新桂系集团在主政广西期问,在吸引海外华侨回桂投资办实业,尤其是投资办矿业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抗日战争期问,广西作为主战场之一,经济社会遭受了重大打击。抗战胜利后,为了医治战争的巨大创伤,新桂系集团积极联系海外广西同乡会,进行声势浩大的救乡运动。可以说,新桂系集团统治广西期间,对海外侨力资源进行了积极的开发利用,积累了广西打侨牌丰富的本土化经验。因此,梳理新桂系集团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系,挖掘其对我区侨务工作的影响,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国民政府时期我国侨务政策的研究,而且有望从广西本土的角度厘清我区侨务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从源头上探寻当前区域合作背景下,广西侨务工作凝侨心、聚侨力、促侨情的新举措。

第二,该集团构成了广西籍华侨华人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力量。民国时期,新桂系集团在广西建设了当时享誉全国的“模范省”,并且占据了广西、浙江、湖北、安徽等省的实际统治权,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其政治影响力是其他地方军阀集团所无法具备的。新中国成立后,为数20万的桂系势力或流亡欧美、或定居港台,成为了广西籍华侨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广西籍华侨华人主要由体力劳动者构成,受教育程度低、经济实力弱小等总体状况,成为广西籍华侨华人当中最活跃、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一支力量。

以李宗仁为例。李氏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代总统,长期扮演国民党反蒋势力的代言人,抗日战争期问,李宗仁先生亲自率领国民党部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胜利的信心,直接影响了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运动的发展,其本人在海外华侨社会当中享有很高的美誉度与知名度。新中国成立后,李宗仁流亡美国,在台湾问题、美国对华政策等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言论,对两岸关系、中美邦交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6年,他在海外生活了16年之后毅然回国定居。作为流亡海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杰出代表,他的言行举止不仅影响着国民党海外势力与新中国关系发展,而且对广西侨务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新桂系集团海外势力与中国的交往,构成了广西侨务发展的主要图景。例如:正是李宗仁的儿子李幼邻、侄子李伦等人长期奔走于广西、桂林与海外(尤其是美国)华侨社会之问,广西的侨务工作才能打破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束缚,在扩大国际影响,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回国投资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我区侨务政策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有关的海外华侨国内房产及其他相关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不仅凭借其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花桥荣记》、《玉卿嫂》等,在全球范围内宣传、推广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而且不辞劳苦地在台湾、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积极宣传“百戏之母”一昆曲,为昆曲于2001年5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目前,其改编、创作、出资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经在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巡回演出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一作品而认识并喜欢上了唱腔美、身段美、词藻美、舞蹈美及文学美的昆曲。原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儿子黄武良先生毕生以“桂林市荣誉市民”为骄傲,长期奔走于广西与香港之间,为广西的教育、扶贫、救灾等引进资金、物资与项目,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于新桂系集团这一支独特的侨力资源,广西壮族自治区著名侨史研究专家向大有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强调:“他们(新桂系集团)是广西本土发展对外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合作与交流的最积极最热情的一部分力量,并对沟通海峡两岸的联系、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振兴广西的建设事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迄今为止,专门从侨务关系发展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新桂系集团的成果尚属薄弱。《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都简要地介绍了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统治广西期间,在吸引海外侨资方面实施的一些政策及其成效。在收集使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唐凌、侯宣杰、黄启文、范柏樟等学者分别梳理了新新桂系集团吸引海外侨资在广西开发矿业的历史,分析了上述行为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开发,对广西近代社会(尤其是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有关新桂系集团及其后裔对广西侨务政策发展变迁影响的研究尚未有专门的成果出现。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相关报刊资料为基础,对新桂系集团主政广西期间,开发侨力资源的措施及其影响进行梳理,努力从源头上探寻广西本土化的打侨牌经验,同时,抛砖引玉,求教于学界大方之家。

二、新桂系集团在全国“模范省”率先实施“模范侨务”

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从1925年到1949年统治广西省25年。为了对抗蒋介石,新桂系集团十分注重对广西的经济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把广西建设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模范省”。然而,在建设过程中,资金不足、人才匮乏一直是制约广西经济发展的短板,所以新桂系集团从执政一开始,就在全国地方军阀当中率先实施一系列招徕侨资的措施。

首先,广西省政府派专门人员赴海外向华侨宣传,扩大广西在海外华侨社会中的影响。首次奉派出洋者是当时广西省教育厅厅长、著名教育家雷沛鸿,他于1927年10月赴德国、丹麦、瑞典接洽华侨来桂投资。为方便雷氏在海外的宣传活动,广西省政府“准予给假”半年,“并给川资”。同时,还让当时农工厅长苏民暂行兼代雷氏教育厅长一职。雷氏之后,1928年春,省政府派出覃铁英、秦德琨二人以省政府特派员身份出国。与雷氏前往欧洲宣传不同,覃、秦二人直接前往当时海外华侨最集中的南洋地区。广西省政府十分重视这一次宣传活动,确定了宣传言论要点,宣传方法及宣传目的。以当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首的广西省政府委员还联名发出“致各埠华侨的信函”,这是新新桂系集团组建省政府以来首次联名向海外华侨全面介绍广西的建设情况(即投资环境)。在公开信中,广西省政府概要性地介绍了广西近年来在治安与交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恳请海外华侨“分别投资兴发各种实业,以建设吾民之物质,并以教育建设吾民之精神。”覃、秦两位特派员随身携带该公开信以及介绍广西的影片资料,专向华侨宣传,劝导华侨回桂投资。这次长达数月的宣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吉隆坡广西会馆经理梁砺金等响应省政府的号召,派代表参加了1929年1月1日在柳州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建设会议,与其他参会的5个华侨代表一起,递交了17件提案。上述提案是海外华侨长期在国外经商、办企业的经验总结,不失为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广西建设难得的宝贵经验。只可惜上述积极成果被1929年爆发的蒋桂战争所破坏而未能得以实施。

其次,广西当局制定了有利华侨投资的法规,成立了为侨服务的专门机构,不断改善华侨回国投资的环境。法规方面。1927年,为了促进本省矿业的繁荣发展,省政府采取了先后颁布《广西省暂行矿业简章》《广西省开放富川贺县钟山南丹河池锡矿暂行章程》等法律,规定“富贺钟及丹池产锡区域除由省立模范矿场划定矿区外,其余矿区准人民依本章程领采之。”上述法律的颁布,标志着长期由政府一手包办的锡矿开发逐渐向民问力量开放。另外,省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推进上述地区锡矿的开采,包括:委派矿师(技术人员)帮助承包商调查民办矿区,科学制定开采计划,设立产品试验所,代承包商检验产品品质,便于确定投资规模。为了方便海外华侨回桂承办富贺钟锡矿,广西省建设厅采取把矿区划分为小矿区(60亩为一小矿区)、整矿区(合9小矿区为一整矿区),任华侨按照自己的资金进行承包。政府在八步设立人民领采锡区办事处,专门为包括华侨在内的承包商提供服务。上述措施为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民间资本参与并推动广西矿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建立健全海外华侨回桂投资制度的同时,广西省政府还搭建与海外华侨交往的平台。桂系统治广西期间,针对广西当时信息闭塞、人才缺乏、包括开矿在内的机器设备等大都从省外(尤其是国外)采购的现实,广西省政府建设厅在上海、香港、梧州等地设立办事处,专门帮助建设厅所属机关、企业负责“输出、购入、访求、招待”等事务,具体包括:延揽人才、推销产品、宣传成绩、购买物料、转运物品和调查报告。为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省政府要求原来设立于上述地区的各种代办机构全部归并到上述办事处统一管理。然而,考虑到海外华侨对广西经济发展的特殊意义以及许多华侨久居海外,对祖国人地生疏的事实,广西建设厅在香港、梧州设立招待华侨办事处,各办事处按照省政府颁布的《招待华侨简章》,为回桂的华侨提供各种服务。上述涉侨机构的设置及其热心为侨服务的举措,使到桂华侨有宾至如归之感。大大增加了广西在海外华侨社会当中的吸引力。

由于以上政策的推行,数年间即形成了一个三十年代海外华侨在广西的投资热。1931年,南洋华侨邓泽如、潘海雪投资组建“贺成公司”,向广西省政府承办贺县、钟山交界的水岩坝模范矿场。该公司是当时广西最大的锡矿公司,投资第一年获利10万余元,第二年获利50余万元,该矿最大规模的时候矿工达6—7万人,每月生产锡达千多吨。由于“成绩卓著,获利甚厚,风声所播,华侨来此投资者日多”。“水岩坝一偶,竟有小南洋之称”。受从1928年至1935年,经最高矿务机关(如广西省政府建设厅)核准立案,发照采矿面积在300公亩以上的矿业公司达66家。其中,华侨投资开办的占10家,矿区17个。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广西农牧业及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也成为华侨资本进入的重要领域。如福建籍的新加坡华侨实业巨商胡文虎,先后三次派代表来桂考察,并于1935年组织“南洋中华实业公司”,筹集资本500万元,胡文虎认股20万元,回桂兴办实业。此外,自1935年至1937年起,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先后捐款14.335万元给广西兴办教育,当时这笔捐款惠及广西25个县的中小学。为进一步管理、用好这笔捐款,广西省特别成立了胡文虎捐建广西小学校舍管理委员会。

民国时期,我国建立健全侨务机构,制定颁布各种侨务条例、法规鼓励扶持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潮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才逐渐形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与全国总体情况相比,新桂系集团颁布法令、建立健全机构、招徕华侨回国投资等热潮在30年代初已经达到高潮,早于全国平均的时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不仅在广西建设了全国“模范省”,并且在全国成功实施了“模范侨务”,而后者的成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建设“模范省”所面临的资金短缺、产业落后、人才匮乏以及信息封闭等瓶颈问题。在这一角度来说,挖掘、反思新桂系集团的“模范侨务”,是对广西之所以成为全国“模范省”的一个细化与延伸,它将从侨力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进一步透视全国“模范省”的成因并总结其具体的历史经验。

三、新桂系集团“模范侨务”的特点及其影响

概括新桂系集团实施的招徕华侨投资政策,不难发现其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坚持“大侨务”思想。著名侨领陈嘉庚在其回忆录《南侨回忆录》中有一篇《广西与华侨》的文章,专门从海外华侨的角度评价了当时广西省政府在南洋华侨社会实施的招徕政策。作者一开始就肯定“广西省自北伐成功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先生极力整理军政,对交通教育实业尤形注意。缘地方素贫,巧妇难作无米炊,乃派代表来南洋鼓励侨胞投资开发。广西侨民不多,富商又少,故代表不得不向闽粤人劝勉。”由此可见,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所实施的侨务政策,一开始就打破了仅仅以广西籍华侨华人为工作对象的狭隘窠臼,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将全体海外华侨(包括桂籍与非桂籍)作为自己侨务工作的重点。这种“大侨务”思想指导下的侨务工作不仅克服了广西籍海外华侨经济实力弱小、难以帮助广西省政府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弊端,而且,通过打造全国“模范省”,依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包括胡文虎、陈嘉庚、庄希泉等非桂籍华侨巨商的投资。

落实“为侨服务”的宗旨。晚清以来,闽粤等省十分注重在海外华侨社会当中宣传自己,吸引侨胞回国投资办实业。对此,陈嘉庚并不看好这种行为。其理由有二:第一,一战结束后,华侨定居海外,经济上扎根当地已经成为事实。在当地发展壮大自己的产业,而不是把产业迁回国内已经成为广大华侨的共识。第二,晚清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国内各地方(甚至中央)政府的侨务政策向来都以利己为目的,缺乏稳定性,华侨在国内的投资往往因为缺乏有效保护而以失败告终。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陈嘉庚本人并不看好桂系在南洋华社当中的招徕政策。但最终包括他在内的广大南洋华侨纷纷回广西投资,其关键在于新桂系集团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不仅派出雷沛鸿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出洋宣传,而且注意问政于侨,邀请华侨回桂参加“全省建设会议”,吸纳广大华侨提出的各种建设性意见,大大加强了海外华侨对广西省政府的认同。更重要的是,省政府抓住了海外华侨“在商言商”的特点,制定各种惠侨政策,设立专门的护侨机构,为海外华侨在广西的投资提供持续、有力的机制和组织保障。可以说,如果没有类似于《广西省政府十七年度实施大纲》中“奖励华侨投资,发展本省矿业”的规定,没有香港、梧州华侨办事处等机构的设立,没有《招待华侨简章》等惠侨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海外华侨不会那么长时间、大规模地斥资广西。

自2003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以来,广西从冷战的前沿阵地转变为区域合作的桥头堡,广西经济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然而,受长期战争的影响,广西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商品化程度低,民间经济力量弱小,政府在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的输血行为,难以促成我区经济造血功能的养成。上述现状使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成效与其面临的良好机遇很不匹配。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建成,广西如何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了我区急待破解的难题。

在破解上述难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借鉴新桂系集团打侨牌的历史经验,充分认识到海外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以来,培育并推动东部优势产业健康稳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力量,紧紧抓住当前珠三角地区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东部产业优势逐渐向西部地区转移,广大海外华侨华人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区域的良好机遇,在“大侨务”思想指导下,一方面不断改善广西的投资环境,为海外华侨投资广西提供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落实“以侨为桥,为侨服务”的宗旨,通过海外华侨社团组织以及国内相关团体,与海外华侨建立常态化的、密切的交往关系,在投资政策的制定、修订、完善当中,不断倾听海外华侨华人的声音,保证华侨华人在我区投资的长远发展利益,从而更好地吸引包括广西籍与非广西籍华侨华人在内的海外力量,共同推动我区经济社会的开放开发。

总之,新桂系集团是广西侨力资源当中独特而优质的组成部分,李、黄、白及其后人由于其独特的地位,其所作所为对于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国民党海外势力)往往产生重要的影响。梳理并客观评价李黄白及其后人对广西侨务工作的影响,不仅有望号准建国以来广西侨务工作跳动的脉搏,对我区侨力资源开发利用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且有望改变广西作为全国著名侨乡,研究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局面。当然,客观评价新桂系集团在广西、在全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前提。

(本文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2011级研究生王玉刚的支持,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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