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豪

摘 要：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僅有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并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对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简要阐述，总结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启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佛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036-02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的曲折历史进程中，属于舶来品的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扎根、演变，与中国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并逐步地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生根且结出了中国佛教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大文明成果，并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实现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佛教中国化是指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需要而不断改造自身、发展自身，在同中国文化相交融的过程中最终演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了中国民族特质的中国佛教。印度佛教自东汉初开始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中国化，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佛教的初传至东晋时期。这是佛教初传到中国的阶段。佛教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主要是依附于中国文化在中国扎下根来。佛教先附和于儒学并与其相调和，后依附于汉代方术，迎合于道教，实现了“道教化”；魏晋时依附于玄学，实现了玄佛合流。东晋僧人僧肇在批判玄佛合流的基础上创建了佛教哲学体系，使佛教摆脱对玄学的依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化佛教体系，标志着魏晋玄佛合流思想的终结和中国化佛教的开端。

第二阶段是从东晋至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战乱，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需要。佛教得以大规模流传，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文化初步融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以土地经营为中心强大的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为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在理论上中国僧人开始倾心于对佛教义理的探究，创建不同的理论体系，著述十分丰富。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为隋唐时期的中国化佛学宗派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

第三阶段是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时期日趋成熟达到鼎盛，基本上实现了佛教中国化。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近300年的战乱和分裂，为佛教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隋唐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推行儒、佛、道三教并用，推动了佛教与儒、道的融合，使佛教达到鼎盛。中国大地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等佛教宗派，其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属于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创立，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佛教走向鼎盛阶段的重要标志，意味着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亚洲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中心[1]。

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必然受到佛教中国化的启示。

第一，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的启示。在古代，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历史上有两次大交汇，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是第二次。”[2]佛学东渐和西学东渐的重要成果就是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佛教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都牵涉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最终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认同。方立天认为：“佛教和儒道的内在超越的共同文化旨归,佛教和儒道在心性论哲学上的互相契合,是佛教得以在中国流行的根本原因。”[3]佛教正是有了这些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才能被中国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中国文化有机地相结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存在一些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辩证法、认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思想、知行观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大同”“太平”理想也有相似之处。正是有了这些相似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就得到了中国文化的认同，得以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获得了中国民族的形式和特色。此外，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提升了中国文化，在批判继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发掘和强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促使中国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既不是与中国文化简单地、机械地凑合或叠加，也不是彻底抛弃否定中国文化甚至取而代之，而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地结合。

第二，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外来文化必须融入中国社会实践的启示。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2]外来文化必须融入中国社会实践，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才能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价值。

印度佛教在东汉末年初传到中国之后，获得了广泛发展的社会政治土壤。自东汉末，中国大部分时期呈现得是分裂战乱的局面。长期的政权分裂和战争导致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致使下层人民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佛教一方面满足了广大的下层人民渴望摆脱日益深重的苦难的精神诉求；另一方面满足了上层统治阶级稳定动荡的政局来巩固其统治的政治需求。这一时期独尊儒术的文化模式崩解，中国文化思潮也处于不断调整和发展过程中，佛教恰恰满足了中国文化思潮变迁的需要。佛教在漫长的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注重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发挥着重要的道德功能。以去恶从善、平等慈悲和自利利他为主要内容的佛教伦理思想，具有世俗伦理不可替代的道德说教作用，增强了世俗伦理的约束力，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佛教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表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5]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就是因为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先进的中国人从未间断过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和探索，提出了许多方案，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革命斗争呼唤新的思想武器的到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社会实践提供了目标、方向、道路和方法，成为中国社会实践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大大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第三，佛教中国化提供了思想文化必须与时俱进的启示。与时俱进，是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无限创造力的根本之所在。与时俱进昭示外来文化要把握时代特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跟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否则就要落伍，被中国社会淘汰。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同时代的进步相结合，佛教才没有被中国历史尘埃湮没。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丰富和發展中国文化的同时，其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为了适应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需要而不断地调整乃至改变自身。佛教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充实自身内容，注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并影响和丰富中国文化，最终演变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风貌与特征的中国佛教。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得知佛教是与时俱进地结合了中国历史的、具体的要求而逐步中国化的。

江泽民同志曾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6]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与时俱进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在与时俱进中生存和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的真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国情，并与时俱进地把握中国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历史一再证明，只有立足于不断发展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英华.儒道佛教与中国文化教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32.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30.

[3]蓝吉富.中印佛学泛论[C]//傅伟勋教授六十大寿祝寿论文集.台北：东大出版社，1993：107.

[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6]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1－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