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康

摘 要：研究国学思想可以以史为鉴，让我们科学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可能。通过对传统经典国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大幅提升决策能力，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领导干部很有研究国学的必要。弘扬国学思想，提升干部决策能力，使国学思想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研究国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关键词：国学；干部；决策

中图分类号：C93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023-02

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果认真追究，大多是源自決策的问题。领导干部要想取得决策的成功，必须在行动中依靠科学的决策方法和理论。研究国学思想可以以史为鉴，让领导干部科学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可能。弘扬国学思想提升干部决策能力，使国学思想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研究国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一、“以人为本”是科学决策的核心

在现代管理中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由西方先提出来的。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翻阅史料就会找到证据。据查，“以人为本”四个字最早出现在《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与此类似的管子言论还有“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管子·权修》)、“王者以百性为天”(《韩诗外传》)、“齐国百姓，公(指齐拉公)之本也”(《管子·霸形》)。

孔子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会因求免于刑罚而服从，但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会知道羞耻并且可以走上真善之途。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正确引导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儒家提倡“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更是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为民请命是古代一个重要的执政指标。管子说：“争天下必先争人”，所有的管理资源中，中国历来把人放在了首位。诚实守信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重视的内容，在古代即使以天子之尊，也不敢言而无信。无信，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民众的支持。遗憾的是，号称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目前却陷入了某种不守信用的泥潭，无论是个人、部门还是社会，都在践踏着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信用的现象并不罕见。诚信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团队，有的部门团队精神明显，每个部门每个干部都具有一种合作意识，愿意配合和协助其他部门和干部完成某项工作;而有些部门的干部却是各自为营，以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为中心，互不买账甚至相互拆台。正确政绩观是“以人为本”科学决策理念的核心。当代领导干部的政绩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解决群众最关心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领导干部作决策的根本目的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二、“天人合一”让决策坚持科学发展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国学中最为重要、最为经典的思想。所谓“天”并不是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与人相应，或天与人相通。意思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工业化社会由于专业分工的要求，自然科学的发展纷纷走向极端，人们对世界万物条分缕析，自然、人类、个人都成了一个个毫不关联的小原子。虽然人的主体性及个人意志得到高度发扬与突显，但自然万物成了人类随便摆布的试验品，而且我们的社会组织也成了一个个分开孤立的东西。“天人合一”观体现在宏观决策上，就是把人道治理与天道运行相联系，认为国家社会的宏观决策必须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使人与自然相和谐。人道包含在天道之中，决策遵循天道运行的法则才具有科学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强调包括决策在内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按自然法则办事，经济社会发展也离不开自然法则。《史记》作者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治史宗旨，认为人类社会现象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进而提出“善因”论的观点，认为一切顺其自然的决策是最好的决策。这与西方文化天人相分、就事论事的狭隘、呆板、僵化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天人合一”一直都是古代管理者所遵循的决策原则。

三、“众谋、独断、详虑、力行”是决策的通用程序

庄子云：“天下大事，谋之贵众，断之贵独，虑之贵详，行之贵力。”对领导干部决策来说，就是贵在“众谋、独断、详虑、力行”。这是决策的通用程序。

“众谋”体现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仅保证领导干部决策的正确性、有效性，也是让大家参政议政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任何重大决策，都不是在“异口同声”的求同思想中得到的，而是在众说纷纭的论理碰撞中作出科学判断和选择的。

“独断”是领导干部决策的集中原则。一个重大决策的过程，要伴随着“民主”和“独断”交替进行，而领导干部的“独断”在决策中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只知道实施民主程序的重要性，而不懂得发挥领导科学决断的重要性，那将是一个不睿智的领导干部。现代领导干部工作，“谋”是专家智囊、组织成员智慧的结晶；“断”是领导者本身的主要职能，也是决策的责任原则。

“详虑”是决策的优化原则和可行性原则。多次反复研究、比较和综合思考，才能作出比较恰当的反应。“详虑”也是决策的利害原则、求利原则，是决策者的价值取向，需要大智大勇,放弃眼前利益，以求长远发展；牺牲局部利益，以求全局发展。领导干部的成功，来自对利害的取舍和对机会选择的智慧和勇气。

“力行”是决策与执行之间的关键性转化。再好的纲领或政策，只有实际的行动才能产生效益。有效的领导干部决策的核心在于“适变”、“应变”和“制变”。“适变”在于顺势，一个高明的领导干部在于“无能”而能顺众人之势，“无智”而能聚众之智。“应变”在于度势，需要领导干部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处理非常规性、非确定性甚至偶发性、突发性的问题，常常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应变能力强弱的标志。能从容地应付这些事件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足够的智慧、勇气和善于应变的能力。“制变”在于控势。“制变”能力比“适变”和“应变”能力难度更大，技巧更高，并以二者为基础。一个组织是否稳定，并不在于矛盾的多少和大小，而在于领导干部的有效控制，在于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身处事变而善于控制局势、驾驭事态发展，直至有理、有利、有节地妥善解决各种矛盾冲突的能力。

掌握决策通用程序，领导干部在整个部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受实际操作经验和信息来源的影响，可能导致领导干部作决策时要么举棋不定，迟迟不发，白白错过了最佳决策时机；要么莽莽撞撞，仓促决断，酿成重大失误。使领导干部不费力气地作出正确的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和熟练程度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熟悉并掌握决策通用程序。

四、“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系统思考提升决策力的启示

古代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把事物诸因素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思想。随着系统思想的产生，逐渐形成了系统概念和处理问题的系统方法。如《孙子兵法》、《黄帝内经》、《易经》、《老子》等，都有不少应用系统思想观察和认识事物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生动事例。《庄子·齐物论》曰：“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说明了系统中整体和部分、结构和功能、系统和环境等等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战国时期齐国的田忌很喜欢玩赛马赌博，却因自己的马匹不如别人而经常赌输，军师孙膑为田忌献上一策：先以田忌的下等马与对方的上等马比，再以田忌的上等马与对方的中等马、以田忌的中等马与对方的下等马比。田忌就遵照孙膑之言而行，三局比赛下来，结果田忌以一负二胜而赢得对方。原理在于，田忌在马匹、技术、骑手等条件均无改变的情况下，着眼于“结构性”上适当变化的“系统整合”，对已有资源寻求最佳“整合”，体现整体优势，提升了竞争力，结果在整体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却取得了胜利。“结构性”上适当变化的“系统整合”，这就是系统思考的胜利。作为一个优秀的領导干部必须具有这样的素质才能变得卓越。

古代宋朝苏东坡治理西湖的系统思考决策价值正在于，在其任期内没有破坏杭州的资源，但是也没有固守陈旧，他合理利用了杭州资源，并将杭州的美丽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苏东坡他满怀人道主义情怀和传统的艺术审美精神，他的系统思考充分体现在科学决策中，包含了后来人类普适性民主文明的要素，为杭州的建设寻找到了一种人性化、优美化的系统方法论，这种系统施政方法从民间出发，又服务民间，从实用出发，又实现了创造性的审美。这样的系统方法论影响了整个杭州一千多年的历史，真正实现了一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义”、法家的“刑法”、兵家的“权谋”、阴阳家的“平衡”、佛家的“精神修炼”等等，各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其对决策方面的深刻认识。而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王朝变迁，又为这不同的决策思想提供了实践的土壤，让每一家决策思想都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有了现实的实践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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