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教学研究室（277800） 金开迪

长期以来，中国规模庞大和增长过快的人口，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未能预料到的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人口发展表现出来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自然增长率下降，新增人口数量减少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大陆总人口1339724852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虽然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长，但是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目前已经稳定在5‰以下；每年新增人口由2000年的957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641万人，呈快速减少趋势。

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

生育率的下降是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已经处于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在1990年之后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抽样调查表明生育率只有1.3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生育率只有1.10。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我国今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新增人口数量还将可能进一步下降。

二、老年人口快速增加，人口老龄化加速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把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的人口结构称作老龄化。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中国已经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了。2000年以来，我国老年人口占比逐渐增加。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33%，而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比2000年末增加3.37个百分点。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0%，而2011年末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比2000年增加2.1个百分点。考虑到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人口增长很快，未来我国老龄化人口的规模和比例还会较快上升。国家计生委估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加80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2亿，人口比例达到16.7%，而该比例已达到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水平。

从联合国2010年的估计和预测看（见图2），今后中国老龄化程度甚至更高。根据这个数据，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4%，2020年将提高到13.6%，2030年为18.7%，2040年为26.8%，2050年则高达30.8%。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也开始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今后，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可能在2050年前后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劳动年龄人口接近峰值，人口红利[2]开始减弱

图2 国际比较中的中国老龄化进程（单位：%）

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始终处于70%以上的高位，数量也由2000年末的8.89亿人增加到2011年末的10亿人。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比2010年下降0.1个百分点；同时人口抚养比[3]出现了上升，比2010年上升0.2个百分点。尽管未来几年会有小幅波动，但是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接近峰值，人口抚养比已经接近底部，人口红利开始减弱。

注：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

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中国大约在2015年，劳动力人口新增量会降为零，这将使得总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全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供给高峰将会结束，劳动年龄人口占主导而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将逐渐消失。

无独有偶，根据人口学者易富贤的研究，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他认为即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缓慢，但是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快速减少，人口结构也会脱离人口红利的状态。比如以劳动力市场最为敏感的19-22岁人口数量的变化为例，中国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了顶峰（1亿人），之后开始急剧减少。如果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19—22岁人口到2018年只剩下0.53亿，9年下降一半；而如果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同类数据，这个年龄段人口数也是从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3年只剩下0.62亿，14年下降差不多40%。两组数据虽然有些差别，但快速减少的大趋势，以及2009年这个时间节点都是一致的。

四、劳动力价格上升，刘易斯拐点[4]到来

由于未来几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会停止增长，进而转为下降，劳动力价格将面临较快上涨。如果我们采用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收入来衡量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从图4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不论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还是农民工的年均收入都快速增加。我们发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005年的1.8万余元提高到2010年的3.6万余元，五年翻了一番。作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最具活力的就业群体，农民工的年均收入由2005年的10500元提高到2010年的20280元，年均增长18.7%，并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1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长21.2%，增速比2010年提高1.9个百分点，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

注：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

不仅劳动力价格在快速上升，自2004年以来，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还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现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农民工的19.4%和22.6%，分别比2008年下降2.4和7.6个百分点。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农民工的减少，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务工农民工的大幅减少，意味着在东部沿海地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在过去的10年间，全国增长的人口不到6%，而北京的人口增长了40%多，上海约为40%，广东约为33%。而中部的一些省份和直辖市，包括重庆、四川、湖北，它们在过去10年中，人口绝对数下降了，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没有过的。这也说明中西部地区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有限，预示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名词解释：

[1] 更替水平：指这样一个生育水平，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一旦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在没有国际迁入与迁出的情况下，人口将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依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已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一般认为，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

[2] 人口红利：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红利通常采用人口抚养比来衡量。

[3] 人口抚养比：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以百分数表示。一般认为15岁至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为非劳动年龄人口。

[4]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的临界点。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日，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