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华

从区域传统看浙江人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特点

□ 余 华

价值是表征值得希求的或美好事物的概念。所谓政治价值观，是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现象的根本看法和对于政治现实和理想所做出的基本评价，它给人们提供在政治领域什么是善的和应该的等观念知识和评价政治现象的一般准则，帮助人们确立一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

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理解人们政治行为的关键因素。和政治文化一道，政治价值观的生成，既源于人们依据现实政治实践的新创造，也源于累世过往文化传统的承继。文化传统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河，它凝结着当地人们的经验、情感和智慧，内化并积淀于人们的骨髓和血液之中，成为当下生活新创造力量最深层的源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的政治文化，除了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权威、崇统一、求和谐”以及重视道德教化、重视民本等共同的观念和心理以外，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文化精神，在政治价值观念系统上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反映出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

一、理性务实、注重实效的政治价值取向

浙江有着悠久和发达的商业文化传统。在先秦时代，越国的范蠡、计然就曾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理论。到唐代，浙江已成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荣的市镇商业活动，为浙江文化烙上了鲜明的商业文化特色。

经过商品经济文化的长期洗礼，浙江人一般都具有讲究实际，轻视说教，追逐实利，注重世俗享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点。这种现实主义的、注重世俗功利的价值追求，造就了浙江人理性、务实、求实利、重实效的政治价值取向。浙江普通百姓对于政治的看法和态度，大多以现实主义的功利标准而取舍，注重政治、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实际影响。总的来说，传统的浙江人不太热衷于政治，对于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更是不屑一顾，在“无道”乱世的政治条件下，浙江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普遍不高，而是采取理性的回避和务实的容忍。但是，当政治、政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发展时，他们往往会主动参与和热心拥护。

在文化个性上，浙江具有强烈的事功精神，源于先秦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浙江得到大力弘扬和推进。如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十分强调义理须见之于事功，反对虚文空言，主张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他一反儒家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传统，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提出了“善为国者，备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要求“实政与实德双修”，把仁义道德落实到“民利”上。浙江历代学者弘扬的“经世致用”思想，经过历史发展，成为浙江思想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些思想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求真务实、讲求实效、关注实利的政治价值观念，激发了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积极入世、济世救民的情怀。

二、开放包容、变通妥协的政治价值心态

浙江靠山临海的地理环境，使其兼具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同时，浙江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也有助于浙江人开阔眼界，形成开放的心态和富于“权变”的意识。早在先秦时代，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不少地区以及国内沿海地区有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近代以来，浙江人身处中西汇通前沿，得风气之先，工商文明的兴起，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外来文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培育出了乐于接受新事物、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此外，浙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移民社会。西汉末年、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北宋末年因战乱而引发了北方人口大规模南渡，浙江几乎都是北人南渡的首选之地。北人南渡，给两浙地区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

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在浙江的相互激荡，形成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在这种独特的多样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浙江人看问题、办事情，不墨守成规，不固持己见，能够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和接受不同的事物。正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多元、多样的文化环境中，浙江人容易接受和承认别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在处理利益冲突时，往往能视野开阔、理性务实，具有富于机变、善于、妥协的思维特点。比如，与中原或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官员相比，浙江政府官员的“官本位”思想总体来说并不严重，在处理群众利益冲突时，政府官员一般避免采取“高压”的强硬措施，而是从尊重民权的角度出发，从当事人的利益出发，以理性说服和协商变通的处理方式为主，在经济活动中，即使是群众的做法与中央政策有所出入，政府官员也能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群众利益的立场出发，采取变通处理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禁止。

三、注重民利、富民安邦的执政价值理念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得到历代贤哲的弘扬与发展。至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崇尚事功和经世致用的一些浙江学者、思想家，把“民本”和“民利”结合起来，提倡尊重“民利”、“民权”，把传统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极致。

比如，王阳明把“民本”与“民利”结合在一起，指出：“财者民之心也，财散则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明清大儒黄宗羲，明确提出了“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这个富有天赋人权色彩的命题，强调每个人有争生存求幸福的权利；而这个人权却被君主剥夺了，君主把天下当成了个人的私产，因而黄宗羲喊出了“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反君”口号。

总之，明清时代浙江的一些先进的学者、思想家，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结合发展着的时代精神，引申并阐发了具有近代民主主义精神的新思想。这些具有鲜明启蒙色彩的新思想，从重视民众生存权利和肯定个体利益追求的立场出发，发扬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粹，成为今日浙江人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精神渊源。在指导浙江政府行为的价值理念中，关注民利、重视民权以及富民图治、追求社会和睦谐安的观念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的政府和官员之所以能顶住压力，对一些有违当时中央政策的做法采取默许和扶持的态度，正是因为有富民利民的价值理念指引。浙江是全国最早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省份之一，在开门立法和人大改革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列，是全国最早开展立法听证的省份，并首创在全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的民主新形式，还有打造“平安浙江”的战略决策，都充分体现了浙江政府重视民权、富民安邦的价值立场。

作者余华，男，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杭州310007）。

责任编辑：凌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