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与路径

2012-07-12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胡莲香

电子世界 2012年18期

关键词：陷阱经济发展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胡莲香

中共漯河市委党校杨琳瑜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与路径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胡莲香

中共漯河市委党校杨琳瑜

我国已经进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对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经验和教训及对中国跨越路径等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分析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应对优势。通过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公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等路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转变发展方式；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中等收人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一概念，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人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人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人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人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人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能够顺利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经验也表明，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人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人而成为高等收人国家，从而落人中等收人陷阱。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可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2010年8月新调整过的数据显示，低收入标准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99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美元-12195美元，高收入为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中等收入标准又以3845美元为界划分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统计局2011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2010年我国GDP为39.7983万亿元，这意味着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我国已经进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之更加适应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而避免原有发展方式的制约，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种矛盾，就完全可以创造的新的增长空间，从而为超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创造条件。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述评

目前，学者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涵义，基础理论、其他国家或地区跨越的经验与启示、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等一些方面。

图1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模式

1.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涵义，较为普遍的接受的世界银行（2006）的描述，但结合了中国的国情。蔡昉认为，经济学中所谓收入陷阱，实际上是指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上面。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而原先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因而出现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增长进入停滞徘徊期。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主要有：错失了转换发展模式的机会，没能有效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的公平性重视不够，宏观经济政策偏差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的羁绊等。

2.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探讨。马岩归纳了三条中等收人陷阱的理论基础：工业革命理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基础、经济增长路径上的收入陷阱、出口导向战略理论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此，他构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平面六要素理论框架，并由平面六要素框架向交叉式网络框架的延伸。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探讨了中国可持续增长机制的证据、理论和政策，指出：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周学从经济大循环理论出发，提出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方法和对策，为我国以持续扩大的内需来弥补外需不足、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冯海波认为“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立足于我国近几年经济发展观念的变革，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对当前经济增长的深刻反思，强调在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实质性的权利，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在公平、正义、平等与效率基础上的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包容性增长”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蔡昉等的研究表明，在1970-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研究发现，从低收入的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增加5倍以上，这意味着国家整体人力资源必须不断丰富和提高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以提升人力资源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战略选择。

3.关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跨越的经验与教训。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公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正面临中等收人陷阱的挑战（如图1）。目前位居高收入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32，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巴西和巴拉圭，基尼系数分别为0.59和0.58，处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塞拉利昂，基尼系数高达0.63。截至2011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滞留37年，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地区，其中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

刘伟综合各方的讨论，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为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发展中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刘方棫，李振明将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原因归纳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增长性贫困”、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改革措施失误、一些国家政府为避免下台，不得不出台对大企业和富有阶层有利的财税政策，以缓解资金外逃、支撑经济景气、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内需萎缩，从而使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胡卫，高桂芳总结了日本、韩国发展战略转变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彻底转型，较好完成了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有效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快速、稳定、持续增长，在较短时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王一鸣考察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提出，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4.关于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研究。中国政府已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的战略方向，但转型难度非常大，转型的核心是机制，必须有效激励政府、企业的转型，才能实现战略转变，而这种转变对大国而言是内生的，仅仅靠外部冲击难以实现。要摆脱“中等收人陷阱”，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表示，追求共享式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药方”。马晓河认为我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就迫切需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的中高端化；加快推进城镇化，实现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加紧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而要实现这三大结构的转变，迫切需要推动经济、社会和政治相关领域改革。多数学者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公平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金融体制改革而言，一方面应放宽准入限制，为民间资本提供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

以上的探讨较为全面、深刻的描述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理论、经验与教训、路径与方法。但是，在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的讨论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汗牛充栋，而相对而言，对于一个国家如何超越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还是比较新的课题。本质上看，不管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新的发展战略，其核心问题还是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和教训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难以模仿和实现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几乎没有现成可遵循的道路。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探讨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和应对优势，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和应对优势

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结构失衡和扭曲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应该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

1.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对于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或者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心。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市场经济，转型中面临两方面问题，一个是市场发育的成熟度问题，一个是政府转型以及政府转型是否和市场发展相吻合的问题。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原因、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和国际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60%的网友认为在0.5以上（风险系数设置为0-1），90%以上的专家认为风险系数在0.5以下；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马晓河研究发现，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的压力和需求结构调整困境。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才能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目前，中国已经垮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换产业结构，既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又面临着极难克服的困境。从国际压力看，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我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面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多年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的逆向调节。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我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期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看，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差距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更加艰难。但正如高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我们要总结和吸取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分析形势，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好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

2.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

（1）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工业化率显示我国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在未来10-20年里在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前后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的空间。我国作为一个正在由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经济大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将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服务需求扩大而迅速拓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升产业层次和整体素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通过建立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加强培训、深化教育、继续教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来挖掘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源泉。

（2）潜在的城市化空间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推动着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而且是扩大内需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城市化规模和质量的提高不仅创造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动增长，而且使经济配置效率得以极大提升。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就可以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村转移人口因生活方式变化而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十二五”时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

（3）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是支持我国可以更持续地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推动力呈现出梯度状态，从而持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还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明显拉长。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各地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能够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性效益，不仅提升着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着经济增长的效率。

（4）深化改革的潜力。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速度的平稳，经济增长全要素效率提升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在未来的发展中，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竞争秩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效率提升有着巨大空间，因为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转轨的经济体，距离完善的市场经济目标尚有很长的路。深化改革，可以改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体制改革中寻求增长的动力和效率既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使高速增长向次高速增长转换的时间得以拉长。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路径选择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同时还要求由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不仅注重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不仅注重经济增长，还要注重社会发展，因此在发展理念、目的、战略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

1.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水平。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推动自主创新，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关键是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优先发展教育和培训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扩大职业教育，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破除行政性垄断，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第三产业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功能以及吸纳社会就业的功能。

2.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较大幅度地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减少预防性储蓄；鼓励以“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发展文化、旅游和职业培训等新兴服务消费和网络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适应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着力调整投资结构，明确政府公共投资范围，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积极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稳定和拓展外需，促进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增长的机制。

3.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公平发展。提倡“包容性增长”，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大范围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保持经济社会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包容性增长”理念既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努力构建和平友好国际关系，积极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诉求，也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通过公平参与、公平分享，实现公平发展。要将调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前抵扣范围和调整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构建面向社会的普遍服务体系，使市场主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公共服务的社会公正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

4.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大中小城市需要改善管理和加强联系，从而可以吸纳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提升它们的活力可以避免超大城市的拥挤，减缓经济发展的压力。城市在发展中应提供基本服务、基础设施和必要的监管，配合工业化顺利进行。要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对口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加大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按照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总体要求，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促进城市化地区增强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集聚人口和经济的主体功能，农业地区增强保障农产品供给的主体功能，生态地区增强保障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

5.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加快干部考核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城乡关系，公权和民权的关系，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宏观管理和微观活动的所有方面，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既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又有利于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建立一个自动预报、自动修复的监测预警系统。建立起新的体制和机制来进一步提高公共基础建设支出的效率，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性和利益最大化。同时，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城乡关系，公权和民权的关系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财税体制改革而言，应改革以间接税、生产性税收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抑制地方投资扩张冲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创业投资和生产性投资的扩大；进一步放开准入限制，促进金融服务业在竞争中提高能力、加快发展；加强监管，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使金融市场起到引导资源配置、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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