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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爱艳曲

2012-07-12江晓原

视野 2012年11期
关键词:吴歌日刊顾颉刚

江晓原

收集和欣赏色情文艺,是不少文人的爱好。这件事能给他们带来“畅”——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快感”。

冯梦龙编辑的民间小曲集《挂枝儿》、《山歌》、《夹竹桃》,受到郑振铎等民间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不要小看了这些“淫词艳曲”——当年可是劳驾了顾颉刚、刘复(半农)、鲁迅、周作人这样大名鼎鼎的学术界人物亲自收集,甚至还借助了蔡元培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

鲁迅早在1913年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则动手收集越中儿歌,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发扬光大”。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校长蔡元培的启事,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帮助收集民间歌谣;还刊登了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不到半年,即征集到一千二百余首,并从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一首。

北大这番收集民间歌谣的举动,颇使一些守旧人士痛心疾首。据顾颉刚回忆,许多守旧的教授和学生叹息道:“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一位前清进士更是义愤填膺:“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班年轻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

然而,学者们对这种“胡闹”乐此不疲。1918年顾颉刚的爱妻病逝,他因悲哀过度而得神经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休养。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学日刊》,看见上面的歌谣,决定尝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他是苏州人,就从自己孩子口中开始收集,渐至邻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妈子……到后来,连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叶圣陶、郭绍虞等,都加入了帮助他收集吴歌的队伍。顾颉刚收集的这些吴歌,不久后在《晨报》(当时学术界都看这张报纸)上连载,使他在这方面又出了名,被认为歌谣研究的专家。后来出版的《吴歌甲集》就是顾颉刚收集的这些歌谣。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五大名流,分别为《吴歌甲集》作了序。

收集吴歌的另一个干将是刘复,江阴人。他收集整理的《江阴船歌》比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还早一年。且看一首:“新打大船出大荡,大荡河里好风光。船要风光双只橹,姐要风光结识两个郎。”

刘复还模拟民歌进行创作,他的《瓦釜集》就全是模拟的江阴民歌。后来,他又将目光扩大到俗曲——不附乐曲的谓之歌谣,附有乐曲的即为俗曲。他除了自己收藏,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集,并进行研究,编有《中国俗曲总目稿》。

周作人当然也是歌谣收集研究中的干将,他在那篇著名文章《猥亵的歌谣》中,反复强调收集民歌时不排斥猥亵的歌谣。这也可以说是歌谣研究者们的共同认识。起先在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尚要求“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而四年后发行《歌谣周刊》,新定章程第四条则说:“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者加以甄择。”

于是,周作人从《诗经》中的“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说到南唐李后主的“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再说到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直说到《圣经》中的《雅歌》,以说明猥亵的成分“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而对于猥亵的歌谣,“在研究者是一样的珍重的,所以,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许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都对吴歌之类的民间色情歌谣如此感兴趣?

按照刘复的意见,如果要研究一个民族特有的文明,要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真相,则民歌俗曲是“最真实最掘要的材料”:“因为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来陶情适性的;他们既不比考生们对着考官对策,又不比戏子们对着听众卖艺……民歌俗曲中把语言、风土、艺术三件事全都包括了。”胡适则着眼于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而民歌俗曲可以作为方言文学的代表,自然就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当然,这类意见只是就理论上言之,我想真正的原因,应该与古人编《乐府诗集》和《挂枝儿》、《山歌》、《夹竹桃》是一样的,归根结底还是文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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