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勤 口述 范学贵 整理（金坛市春风一村25幢303室，江苏金坛，213200）

笔者为写《战斗在茅山下》一书采访新四军老战士时，了解到当年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湖滨中学里，有一名来自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的女大学毕业生，叫王蕴华，笔者不禁对此人有所敬重。《战斗在茅山下》出版后，笔者得空赴北京采访这位老大姐。

王蕴华已改名叫许勤。她住在北京老公寓房三楼，进门便是一个挤挤的小客厅，客厅里放着两张沙发、一张茶几、一台16吋彩电，简单朴素。墙上挂着画家、离休干部、原湖滨中学学生张霖赠送给老师的一幅牡丹图，书柜里存放着厚重、整齐、精装本的由许勤参与编写审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客厅显得庄重而雅致。

许勤说一口常州普通话，面带笑容，和蔼可亲。此前彼此已有书信交往，她已看到笔者《战斗在茅山下》一书，今日笔者又带了《金坛文史资料》第23辑《天荒湖专集》上门造访，所以不用多加自我介绍，笔者就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许勤再三表示不要写她，她当年只是尽了一个普通爱国青年应尽的义务，国难当头之际爱国青年多得是，希望写别人。在笔者一再恳求下，她终于开始谈她自己的经历。

﹙一﹚

我1921年7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一个贫苦店员家庭。爸爸朱芝阳，店员；妈妈许秀英，家务。因家庭负担过重，十二三岁时爷爷要送我去无锡当童工，父亲舍不得，我才留下继续读书。

我原名朱慧娟，少年时就读于织机坊小学。历史正处在抗日战争前夕。一次，在大操场上学校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听东北流亡来的人讲沦陷区老百姓的悲惨遭遇，马占山领导东北义勇军（1931年11月4日）奋勇抗日的故事。我们四年级同学听了个个声泪齐下。学校号召大家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我尽其所能捐献了一袋炒米。

当时常州市的芳晖女中为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制定了一项政策，凡全班考第一名的学生可以免缴学费。我把握来之不易的际遇，在三年内拼命用功，才争取到这个名额。初三时，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号召，参加常州市全市学生集队游行，到市政府请愿，要求抗日。后又到火车站，爬上火车，到南京市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抗日。

我少年时代就喜欢阅读当时爱国情调浓浓的书籍，思想受到很大触动。邹韬奋著的《萍踪寄语》第三集，写到苏联女子的幸福生活，特别是配发的那几张女子照片，我打心底里羡慕。

1937年深秋，日寇的飞机频繁地轰炸常州城，炸弹就落在我家住房附近。周围没有防空设施，小弟弟们吓得直哭，许多邻居都逃难到别处去了。一天傍晚，在南京当店员的父亲匆匆跑回家门，催促我们拿几件换洗衣服就立即离开，愈快愈好。父亲抱着6个月大的弟弟，搀扶着母亲，背了个小衣包走在前面，我领着一个3岁、一个5岁的弟弟在后面跟着，直奔到常州火车站。此时车站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点灯光，见不到一个员工，也没有一个旅客。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从上海方向开来了一列火车，我们立刻向停车的地段跑去，见一节车门打开，有两个大兵站着。爸爸向他们哀求让我们上车，他们非常善意地拉我们全家到了车上，刚刚坐下火车就开动了。这时定下神来一看，车上载满着呻吟的伤兵。他们是参加淞沪会战的60多万官兵中的一部分，都是中华儿女好样儿的。

到了南京下了火车，父亲对我们说：“店老板已于前两天逃亡汉口，走时向我交代把店管好，有朝一日他回得家来，一定重重答谢。”父亲是个有良心的人，他认为国难当头，世道混乱，作为一名雇员冒着生命危险守好店主家业，是理所当然的。

父亲已与烧饭祝师傅商定，请他先把我们带到他乡下六合家中避一避。祝师傅用竹篮挑起一副担子，一头放着行李，一头睡着咀里发出吸奶声音的小弟弟，还有两个小弟弟我搀扶着，母亲拄着棍子当拐杖，紧紧跟随在后面。走到长江边，坐上了一只已装满十多个难民的民船，向江北划去。我看着父亲站立在江边，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向北驶去。

从来没走过崎岖小道的我们母女都感到很累，3岁的弟弟先叫走不动了，祝师傅就又把他抱到篮里挑着他走。我一手搀妈妈，一手搀弟弟，十几华里路程也不知走了多少时候才到达祝师傅家。

在祝师傅家住了几天，六合沦陷了。日寇经常下乡奸淫烧杀，我们心里十分焦急。父亲又让祝师傅把我们接回南京。为了躲避开敌人的眼睛，祝师傅又给我们带来几件破衣服，把我们脸上抹了锅底灰，登上民船向南岸开去。

渡江时，只见天上一群乌鸦在空中盘旋，时而飞上，时而落下。岸边有几堆黑黑的小山似的东西，不知何物。我问祝师傅那是什么？他说那是大屠杀的尸体没收殓，乌鸦在吃死人的肉。听后令人毛骨悚然。（笔者于10年前读到美国传教士马吉日记，他在1937年12月31日写道：“最可怕的案例是那些被刺或枪毙后的中国人又被浇上汽油焚烧。其中一名受害者是下关的一个小船主，他的身体被烧得漆黑，后未死送在医院。”马吉在下关堤岸上还看到“三堆黑乎乎的尸体部分被火烧过”。）

上岸后，为避开日本鬼子，祝师傅又领我们左转右拐地从小巷里走，好不容易才走到父亲住处。父亲见天快黑下来了，说不能住在家里，又叫祝师傅把我们送入附近的金陵神学院。在一间地下室内有30多个年轻女子，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她们说，有一位好心的修女打扫干净让大家住进来的。

此时太平洋战争还没爆发，神学院是美国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这里就成了难民收容所，最多时收容过一万多人。

数月后，老板回到南京。父亲忠心耿耿地帮助老板守住这份家业，老板回来不但不给工资，反而辞退了父亲。看来这老板原来向父亲承诺的“重谢”就是个骗局。

1938年春，我们又只好搭上运送难民的闷罐车回家。走前我给神学院难友们留下了通讯地址。回到常州，下得车来，只见断垣残壁，满目疮痍。当我们走到惠民桥边一看，祖屋前后左右都成了瓦砾，街面上积了尺把厚的砖瓦垃圾。我们的祖屋东倒西歪，门窗也已破损，家被洗劫一空。父亲说：“再破这是自己的家，修修补补住下。”从此父亲向亲戚朋友借债度日。又听说，姑妈的儿媳遭日本鬼子强奸，跳河自尽了，真是国难家仇一起涌上心头，极为愤懑不平。

我深深感到亡国奴当不得，不仅自己没前途，子孙后代、国家民族全完了。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日本鬼子打出去。我决心到前线抗日，决定把名字改为朱为捐，为国捐驱。

﹙二﹚

我在常州约了同学和亲戚，寻找去打鬼子的路，始终未找到。

8月间，突然接到南京金陵神学院地下室难友的来信，告诉我华群﹙即魏特琳﹚小姐在原金陵女大校内办了一所中学，贫苦学生可申请半工半读。我非常高兴地约了吴静华同学一道去南京报考。我用朱为捐之名考入了高中二年级，还争取到半工半读，免除全部学费，每周在华小姐办的小学校内教7节课。

此时南京已沦陷9个多月，日军的暴行仍十分猖獗。华小姐为了我们的安全，规定学生一律住校，不得私自走出校门。每个学生每月回家一次，由学校排出每周回家学生名单，还规定几人同行，白天走白天归。

一天，华小姐对我说：“为了安全，不让孩子们出校门，但也给他们带来不便。我想在校内办个小商店，由你负责，我派两个低年级的学生协助你。”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小商店就开张了。在一间教室内，课桌放在四周靠墙壁，桌上分门别类放着铅笔、小刀、橡皮、笔记本，及毛巾、肥皂、牙膏等日用品，每日中午营业一小时。这样，同学们就不必私自外出购物，避免发生意外。

我校宿舍离校外大路较近，华小姐常在夜间到我们宿舍来，提醒我们小声说话，路上常有日军来往巡逻，规定9时熄灯后谁也不准讲话。

我校当时对外的名称是金陵女子大学服务部实验科，与当时的伪政权教育行政部门不发生任何关系，伪政府通知出席的任何会议也不参加，收到的任何报表也不填写，限期登记使用他们的课本也不理睬。对前来视察、督办的人员，华小姐机灵地回答他们说：“我们的工作除靠募捐资助外，很大程度上是勤工俭学，如果开设常规课程，学校是肯定完成不了政府规定任务的。”敌人听了也没办法。

左起：王秀琪、许勤（朱为娟）、吴静华、姜秀英在金陵女大附中校园的山上合影

1939年1月，学校放寒假。我因无钱买火车票回常州，正处于十分焦虑之时，华小姐来通知我，她已决定包括我在内的六个特别困难的同学可以继续留校，安排住500号宿舍，两人一个房间，在家政科食堂用餐，全部免费。她怕我们由一日三餐改为两餐饿肚子，特别嘱咐厨房师傅将锅巴留给我们，用开水泡一下再加一餐。怕我们见同学们一个个都回家了，自己不能回家见父母兄弟姐妹心理难受，还特地安排一次年夜宴会。我们都很感激华小姐为我们考虑得如此周密。

和我同住一室的女同学叫王秀琪，她是金陵女大难民收容所解散时留下的100多人中的一个。她丈夫亦或被杀，也许失踪，房屋炸毁，她带了个两岁的小孩，已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由于她年龄偏大，文化较低，华小姐就安排她进入家政科，让她从事手工劳动，织毛巾、织袜子，每天只上两节课，让她们既提高文化，又能自食其力。我常常听她说起悲惨的遭遇，因而两人之间谈话便顺理成章地往更深处展开——怎么办﹖我坦率对她说：“我原名叫朱慧娟，现改名叫朱为捐，就是要打垮日本鬼子，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生命，为国捐躯！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出路，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出路。”两个人愈谈愈投缘，愈谈愈来劲，决定从我俩做起，团结抗日爱国的同学，组织秘密抗日团体，进行秘密抗日斗争。

开学后，我单线发展了吴静华，王秀琪单线发展了姜秀英。经过一段时间考察，觉得可靠，以四人为核心，发起成立抗日“七人团”。发展到七人时这样称呼，发展到13人时叫抗日“十三人团”。

我们有严格的纪律，十分注重保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保密不仅关系到个人与组织的生死存亡，还关系到学校与华小姐的安全。如果因为我们的抗日活动，而使学校为我们创造的这么好的学习环境遭到一丝牵连和威胁，我们就是极大的犯罪。所以，我们规定与别人谈话时都以交朋友方式，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不到十分成熟时都不交底，不轻易发展参加组织；还规定在人脉关系处理上谁发展谁领导，只准单线，不发生横向联系；除四人核心不定期碰头外，不开全体成员会，不作文字记录；对老师、父母、亲友一律绝对保密。因此，活动一直未被敌人发觉。

中央大学理工学院工科师生合影，前排左二为许勤（朱为娟）

随着活动的日益展开，遇到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多。由于我们年纪轻，头脑简单，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理论基础，有些重大问题一时就无法作出解释。如有的同学说：抗日，抗日，日军反而愈战愈加疯狂，国土大片大片沦丧，敌人天天向西南进攻，武汉已吃紧，长沙也难保，何时能打败日本，何时能收复失地？！光靠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就能救国了吗？！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寻找高水平的领导，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有一天，姜秀英对我说：“金陵大学附中被捕的七名学生全放出来了，我已打听到一个人的家庭住址，也许他会帮我们找到后方组织，指引我们前进，我们可否去问问他？”于是，我和姜秀英就摸到他家，他见我们惊恐地问：“你们在门口进来时见到人吗？”我们说没有。他说：“日本特务监视着我，你们必须迅速离开！”他立即指定我俩向他家的屋后跑去，从一个破墙洞钻出，立马又跑入另一个胡同，转来转去接连跑了四五个胡同才敢回头看，没有发现人跟踪我俩，才再取道三个胡同往学校走去。

在我们组织中有个女同学，说她哥哥认识一个从后方来南京联络爱国青年的人，我和王秀琪约见了他。他一见我们便滔滔不绝地吹，说他来自重庆，职务是上海市三青团中队长，问我们组织多少人，领导人是谁，写个名单交给他，他将带去重庆为我们登记，让重庆方面不忘我们这些功臣，将来前程是无量的。从谈话中听不出一点抗日的味道。再看他穿着，手上戴着金表、金戒指，油头粉面，皮鞋锃亮，西装笔挺，也见不到一丝打日寇的影子。我们给他的结论是他即使不是个日本特务，也定是个纨绔子弟。我们停止了和他交流，说了句：“先生，你讲的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你认错人了吧。”说罢就离他而去。

1939年暑假，吴静华在常州城内听到隔壁有人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即把信息传给我，我与她一道找着了这姓钟的女性。再通过这位爱国女学生，找到在家养病的新四军干部赵云峰。他非常朴素，生活也很艰苦，热情解答了我们许多问题，如沦陷区青年目前的任务是什么、中国只有持久战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等等，使我顿开茅塞，大受裨益，为此兴奋不已。认定他才是真正抗日爱国的分子，于是就把我们在南京的秘密活动情况介绍给了他，并提出和他联系，请他多多给我们指点。他见我们如此坦诚，也就把我们介绍给了李复。我们先和李复通信联系，12月他又在常州城内约见吴静华，除当面交谈了些情况外，还送给两本毛泽东著作：一本《论持久战》，一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吴静华机智地把这两本书带进了南京城内，带进了金陵女大附中。

笔者阅读《新四军与苏南抗日根据地》﹙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中共苏皖区党委成立后，十分注意在敌人统治中心南京开展地下工作。通过赵云峰﹙新四军干部﹚关系，李复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中学生朱为捐﹙即许勤﹚取得联系。后将女子大学“七人团”活动向苏皖区党委作了汇报，区党委决定直接领导，并委托句容县委委员汪大铭负责联系。

1940年春，李复通知我们，他在常州与我们联系不便，他已把南京城内工作向中共苏皖区党委作了汇报，苏皖区党委决定直接领导我们。不久我们接到汪大铭的密信，约我们在江宁县的一个村子里见面。我和王秀琪奉命一同前往，汪大铭交给李复接转的信以及带给的三本书，向我们交代：一、今后我们在南京城内的活动由他直接与我们联系，归他直接领导；二、做好一切准备，暑期到乡下学习一段时间，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确立革命到底的人生观。

时间过得真快，炎热的暑期到了。吴静华在一年前由李复从常州介绍去了苏北新四军军部脱产参加革命。我和王秀琪、姜秀英三人于7月的一天，接苏皖区党委的通知，到句容宝华山参加了短训班学习。

这个学习班由句容县中心县委书记汪大铭直接领导，与句容县委机关一起行动。从此我们经受着游击区生活与为革命而牺牲的考验。学习无定址，每晚都要转移宿营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走着从未走过的乡村小道，常跌入路边的稻田或小河小沟里，沾得一身泥水。宿营一般在贫苦农民家中，在堂屋或门板一搁，或草铺一摊，三人挤在一块。嗡嗡叫着的蚊子，钻进衣服内的跳蚤、虱子打扰得我们不能安睡。吃饭常吃不饱，下饭的菜就更不讲什么荤素油水了。

短训班期间，因缺医少药，王昌颖怀孕时患了痢疾，母子俩双双去世。周洁一次出差，不慎遭敌逮捕，被杀害。还有位叫史静，高度近视，视力极差，外出执行任务途中，与敌接近时才发觉，奔跑设法躲避时又丢了眼镜，后被敌人逮住用大刀劈死。他爱人钱韵红是上海女学生，才怀孕一个月，精神上极为痛苦。可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下，她还能振作，以一名新四军老战士名义照顾着我们，与我们谈革命理想、革命前途，家里带来的营养品让给我们吃。这些令我们敬佩而感动。我们自觉地化悲痛为力量，丝毫没影响我们高涨的学习情绪。我们白天看书，提出问题，晚上进行讨论，充分暴露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相互展开争论，最后由领导为我们作解答、作总结。

我们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一系列指示，统一战线的方针，对待敌、伪、顽的政策。学习了中国的工人问题，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妇女问题。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共产主义，读了二三十本书。通过学习，我们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自觉地产生了入党的要求，主动地向组织上提交了自己写的入党申请报告，认识到誓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是光荣的，是值得的。7月21日报告送上去，很快就批下来了。王秀琪、姜秀英也先后获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8月10日，我们三人成立一个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南京地下党组织自1937年10月撤离后，我们是苏皖区党委派进南京城内领导地下斗争的第一个党支部。

﹙三﹚

1940年9月，我考入中央大学工学院，以读书为掩护。这就为做好党支部的领导工作，展开地下斗争，有个公开的合法的身份。

苏皖区党委明确指示我们在敌伪统治中心的南京城内，党的组织任务应该是去团结、教育、发动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从而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具体做法上可以以读书为掩护，利用各种形式，把群众性的组织建立起来，对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不断进行考察，有重点地审慎地发展党员。

支部回到南京后，首先整顿金陵女大附中的抗日组织，在“七人团”、“十三人团”的基础上，建立发展了青年互助会，确定这一组织的性质是党的外围组织，必须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战斗性强，以此去团结更多青年学生。我发展程淑英加入此会，后来发展到50多人。在这么多成员中又稳妥地发展了阮巧云、林金珠、张一诚等入了党。

1941年2月，我带领程淑英到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参观学习，程回南京不久，就将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表哥黄真和黄的同学肖名树、方坤（潘田）与我相识。在这之前，方、肖、黄三人联系了金陵补习学校学生陈建﹙沈新﹚、王知义﹙王集时﹚等人，曾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秘密抗日团体叫“群社”，并出版油印刊物，宣传抗日。我与他们联系上后，青年互助会与“群社”也建立工作关系，相互配合。

1941年7月，我带领方坤、肖名树、黄真到苏皖区党委茅山游击根据地参观学习一个多月，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茅山地委副书记汪大铭的主持下，我们四人商量是否成立秘密抗日组织，后定名为团结救国社﹙简称“团救”﹚。议定由我、方坤、肖名树、黄真、程淑英五人组成领导核心。我与肖负责组织，方、程负责宣传，黄负责联络。“团救”以中央大学和金陵补习学校为基地，开展工作。“群社”从此解散，陈建、王知义也加入了“团救”。青年互助会与团结救国社仍互相配合工作。

当时，党在城市工作都规定一律坚持秘密的原则，组织采取单线领导，不发生横向关系。发展的对象既要求爱国的、抗日的，同时也要求是思想进步的，对党有一定认识的。一般要经较长时间的培养教育锻炼，才能吸收到组织中来。到当年底，我们先后发展张杰﹙鲁平﹚、徐相松﹙黄平﹚、康景孚﹙许镇﹚、柳肇润、戴健、任祖光、周沪生﹙周鸣﹚、李嵘、方淑娴、徐宗德、黄祥鹏、程极明等20多名党员。加上他们联系的群众共约有五六十人。其中属于我个人发展的有方坤、张杰、张长青、陈建、周兰、王知义、徐相松、康景孚等。

“团救”秘密出版32开油印半月刊《莹光》，每册约40到50页，每期印100多份，宣传团结抗日救国，介绍当前时局及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由程淑英主编。每当夜深人静时，她就在自己卧室里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还有她同住一室的弟弟程极明帮她做记录，我帮她编改稿件，一块儿在密室油印。刊物通过邮局寄发给进步人士和我们的工作对象。我们了解到有个叫吉野的日本洋行，定期寄发东西。我们组织内有个同学刻字技术特别好，就叫他仿制吉野洋行信封，把我们的刊物与吉野公司信函同时投入邮筒，共出10期，一次次都顺利通过邮检关而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办刊物无经费，我就到文萃女中去上几节历史课，挣来的钱去买纸张油墨。

1940年10月，为了有更多时间做好党的工作，我决心转入文学院。我以学英文为名，组织一个读报组，学习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报》，读到有关中日战争报道时，就展开讨论，适当宣传抗日主张。参加学习的有芮琴和、朱淑华、韩定等十多个女同学。每天中午饭后，就集中到一起，读、谈一小时。我当时不知道芮琴和是党员，她是在苏中区党委入党的，1943年她才把组织关系转到苏皖区党委来。

随着工作的展开，领导成员之间每天都有事情要商量，当时中央大学男女同学之间还非常守旧，互不讲话，我们就在图书馆的杂志阅览室建立通信点。我和潘田每天午饭后到阅览室内看杂志，各自在看完的杂志里放入信件摆回原书架上，然后随手取出对方刚放入的杂志翻阅。与我同班有个男同学发现我的行迹，他每天在图书馆附近等待着，当我走过时，他总是向我点头微笑，我也随意点头示礼，我进入图书馆他也就离去。对这一现象我有些大惑不解。

为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南京三青团地下组织共同抗日，我们与他们建立了交换抗日宣传刊物关系。1942年2月的一天，南京三青团地下组织被日伪破获，领导成员全都被捕，机关被抄，《莹光》落入敌手。他们向敌人交代《莹光》联系人程淑英，程于当日早晨与弟弟一道走在上学路上被捕。9时许，我在中大教室听课，获程被捕消息后，觉得自己已十分危险，必须向组织请示汇报。我以肚子痛为由向老师请假，去校医务室看病为幌子而离开教室，向离校约五华里的联络点走去。

党组织获此情况，同意我立即撤退，给我写了去苏皖区党委介绍信，以便另辟新路开展工作。

我回到中大，考虑设法迷惑敌人，拖延时间。我向教导主任请了十天假，说母亲病重，在鼓楼医院抢救，我必须前往照顾。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为拖延时间，二为万一虚惊一场我还能回校工作。为防敌从我几年来写的日记本中找到什么线索，我立即去宿舍把几本日记投入老虎灶烧掉。此时已十点多钟，我立即离校。走到校门口，遇上同学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文萃中学上课，我在那儿兼了几节课。”再看周围无人时，连忙跳上一辆黄包车，对车夫说：“我发烧怕风，请你把蓬布放下盖严实些。”车离城门不远时，我下了车，走进路旁一个食品店，察看周围无异状，迅速买了几包糕点，迎着去城门口接受日伪军检查。

检查的伪军目光注视着几包点心，我意识到了便说：这是走亲戚买的东西，这包最好吃的送给你尝尝。他一面接过点心，一面示意我出城。我出了中华门就乘上汽车，这时已是上午11时半，下午2时多到达江宁索墅镇新四军秘密联络点，很快与地委副书记汪大铭接上。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他安排我住在老百姓家中，静观南京动向。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汪大铭对我说：你南京回不去了，3月2日早晨8点多敌人就到你家抓人，在你家门口许久不离，见到凡是与你相差不多的女孩都要盘查，一连查了十来个。10时过后，敌人又到中大去抓你，教室、宿舍、图书馆，甚至连厕所也没放过。接着向学校要人。教导主任说，这是她刚写的请假条，可能正在前往医院途中。敌人赶到医院抄了个遍，没查出什么，又赶往文萃中学，又扑了个空。于是中午12时在城门口交通要道贴出附有你照片的通辑令。敌人除了四处八方查抄你，还疯狂地搜捕与你接近的同伙。有人举报你课间常和一个女同学散步，午后在图书馆常和某男生见面。后查明女同学是汪精卫的儿媳，男同学是汪伪政权一位部长的阔少。此刻他正托人到你家去提亲，说：“只要答应这门亲事，绝对保障你安全。甚至两人结婚的图章都准备好了，送给你的还是象牙雕了朱为捐的名字”。你父亲回答：“我女儿常年住校，很少回家。我实在不知道她这时到哪里去了。”他们见此无效，就把你父亲抓走投入牢房。一星期后才由两个邻居保释出来。为了家人安全，我把名字改为许勤，跟妈妈姓。

这次敌人的行动什么也没落到，我们党的组织安全度过了一劫。这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许多进步青年经过在“团救”的长期锻炼与考验，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誓为打垮小日本而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四﹚

1938年6月陈毅带领新四军一支队东进到茅山，在这里建立了茅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金坛建昌圩丁家塘召开，宣告苏皖区党委成立，活动的中心就在这茅山地区流动。

当年国共合作，此地划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顾祝同。他规定新四军活动区域是溧﹙水﹚武﹙进﹚公路以北，长江以南，紧贴伪政权中心南京的江宁、句容、溧水、镇江、丹阳、金坛、武进之间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块非常狭小的地带。敌人据点林立，公路纵横，前有长江天堑，中有京沪铁路贯穿，后有国民党顽固派重点驻扎。他们不打鬼子，专门在我们背后搞鬼，我们只能在敌人梅花桩似的据点中穿插。我们的部队无论行军到哪里，与敌相距近则三五华里，远则一二十里。敌人一旦获得情报，短则十来分钟，长则个把小时就会把我们包围。我们每天都要搬家，有时一夜要移动两三处。

苏南敌后的抗日反顽斗争，严重地威慑着日伪的心脏安全，因而牵制住敌人大量兵力。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南京近郊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不断地打击敌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三三制统一战线的议会。不仅使敌人在政治上大失面子，军事上也大伤脑筋。

敌人频繁出击，妄图军事上一举歼灭我们，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企图困死我们。我们部队和地方干部吃饭主要靠就地筹款。凡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每个乡保长都准备一份粮款，由部队和地方机关开条子借征。到一定时期按田亩分摊，区乡之间相互调剂。经费来源主要靠我们控制的小集镇的店铺税捐。我们一切生活日用品及药品都进不来，敌人发现就要没收。

我们的供应标准很低，每人每日伙食费二角五分，在农民家吃饭，政府印了饭票，吃一顿付一张。农民拿了饭票到政府可以兑付现粮。每月每人一角钱津贴费，女同志二角钱卫生费。

汪大铭找我谈话：经组织研究决定，分配你去丹阳县做群众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他便给我开了介绍信，叫我去找丹阳县委书记吴承。他说，吴承同志也是个知识分子，东北沦陷后，他从大学流亡出来参加革命。具体任务到他那里由他跟你谈。

我按指定线路到了丹阳，顺利地见到吴承。他戴一付眼镜，上穿短褂，下套长裤，端壮沉着，又有点象个农民。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后说：“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充主力和地方武装，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培训地方干部，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减租减息。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开辟财源，支持军队长期作战。要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中间势力。要在各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中，敌顽占领了我们一些主要根据地，百般摧残，现在我们要大力恢复。除了部队挺进外，各项工作要跟上。县委组织了一个工作队，现在已有一名男同志、两名女同志，你就参加工作队去。他们离延陵不远，他们的工作正从延陵向外扩展。”

我立即去了工作队报到。队长王明新告诉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整顿农会，我们要在农民中发展和巩固游击小组、锄奸小组、基干民兵，广泛开展群众武装斗争，监督管制本地区的汉奸、特务和坏人。现在春荒严重，旱灾、虫灾、敌人搜刮掠夺，许多贫苦农民已揭不开锅，没有种子下地，我们要组织群众克服困难。

我负责几个村子，白天访贫问苦，到特别困难户家中了解情况，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如这家主要劳力离家门不远，或下地干活，只要我能插上手，我就一边帮他干活一边谈，向他宣传。我们的一切会议都安排在晚上。农民吃过晚饭以后，我们除组织群众团结互助，生产自救外，普遍由农救会出面，向地主富农借粮、借种，对不老实囤积居奇的家伙就进行斗争，迫使他打开谷仓，借出。我们还领导雇工开展了增加工资的斗争，通过斗争工资增加了二成多。这两项斗争使贫苦农民解决了生产、生活问题，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抗日、生产两个积极性。

我们每到一地开完会后，就转移到隐蔽地方宿营。白天走小路常跌入稻田和小沟，夜里疲劳、瞌睡，更多次跌进去，都是同志们把我拉上来。有一次一只鞋陷进烂泥沟里我摸不到了，还是同志们帮我摸上来的。我们在农民家睡地铺，三个女同志挤在一起，倒下就睡着了，蚊子、臭虫、虱子、跳蚤全顾不了。第二天醒来，才感觉咬得难过，脱下上衣捉到20几只虱子。

我是在敌人追捕下撤出南京的，当时连件换洗衣服也没带。到了四月天气渐渐热起来，我只有把驼绒袍子外的罩衫脱下，改成一条裤子，上半段两个长袖子勉强改成短布褂，工作队女同志给我一条裤子才有换洗。一个月后，我发疟疾每隔一天高烧一次，每次40多度，我仍坚持工作。

﹙五﹚

1942年6月，组织上调我到茅山地委调研室任调研干事。

我到地委时，领导干部正组织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两篇著作。这两篇著作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对我个人来讲很有针对性。对指导当前的工作，启发我们思考问题，克服工作上的主观主义、盲目性，改变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提高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都是极为重要的。大家通过学习，对照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受益匪浅，表示一定按毛泽东的教导去做。

地委刚建立的调研室，包括我在内共有6人。吴宝康任主任，程桂芬任秘书，还有陆培学、周剑云、黄宗时。

对茅山地区农村社会情况，采取一般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制定政策、指导工作的参考和依据。

对农村的阶级如何划分的调查，从占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情况，全年实际收入和生活状况，粮食和主要副产品的余缺，加之敌伪的掠夺和对我方的负担来确定。

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主要查统一战线，生产发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借粮借种等情况落实得怎样，做得不够的要补课，做错了的要纠正。

对各阶层有代表性人物的政治思想调查，就查大、中、小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等人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与敌、我、友的关系。

调查的方法主要是开会，个别走访，家庭访问，实地考察，搜集各种参考资料，通过检查工作，归纳、演绎、总结、提高，从而获取正确的结论。

我在地委机关这一段时间内，仅仅在学习文件讨论时当记录人；设计制定调查表格，发给调查人填写，然后我把它们收起来，统计好，整理了一些资料，别的几乎没出什么成果。

领导上对我们非常关心。晚上安排我和陆培学同睡在一扇门板上。陆是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比我大一岁，她和我一道做室内工作。她和我都患疟疾，每隔一天高烧40度。吴宝康主任对我们很关心，找关系、托朋友给我们买奎宁药丸，由于日寇封锁无法买到。有人说有民间偏方，白开水煮猪肝，点滴油盐不放。主任请示地委领导批准，每天早晨煮半斤猪肝清水汤给我俩喝。当厨师端着两只碗走向我们时，那股腥味就提前飘到我们鼻子里头来了。又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捏着鼻子喝下去。一连几天不见好转，我们说什么也不喝了。

过了几天，领导决定我们到后方医院去治疗。我们都不愿去。领导硬性派一个通讯员送我们去，我们只能服从。大约步行了十华里也就到了，通讯员完成任务就当即返回。下午医生确疹是疟疾，但既无西药又无中药。我们再看看伤病员很多，老百姓屋子几乎住满了。在夕阳余辉下，我们坐在池塘边商量，我们在这里闲居，增加医院负担，不如归室坚持工作。次日取得医生同意就归到室内了。

﹙六﹚

1942年9月，地委副书记汪大铭找我谈话。他说我们茅东县县长蒋铁如在吕丘办了一所初中，叫湖滨中学。对外称民办，他们建立校董会，董事长是毕炳生，董事有郭耘香等。校长是吴均之，教务主任是汤生洪，训育主任是袁石松，教师、职员邹松生、邓国康等都是从金坛或丹阳城里聘请。这个学校离金坛不远，附近又有日伪军据点。而该校经费由我们专署支出，实际领导是茅东县与专署文教科长储非白。储对我说：“我们必须派人进去，掌握那里的领导权，组织上研究派你这个大学生去，比较适合，你公开身份是延陵那方的绅士的亲戚，是校董会聘请的教师。新四军身份不公开。你身体怎样？”我说：“没问题，服从组织决定。至于教课，我教初中一、二、三年级语文，数理化，外语都没有问题。”

过了几天，汪大铭和储非白和我谈：你去教初中一年级全部课程，这个班级学生最多。我说：“可以。”储科长再次强调：“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新四军干部，必须改一个名字。”我说：“那么，就请你给我提个名吧。”他思考一会儿说：“就叫王蕴华吧。王，三横王，蕴藏的蕴，中华的华，怎样？”我说：“好呀，挺好的。”接着汪大铭又说：“学生中有三名共产党员，你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注意活动只能是秘密的。支部直属茅东县委副书记沈渊同志领导，有问题向他请示汇报，行政上归储非白管。”当日我向调研室移交了工作，第二天上午就由储非白送我去湖滨中学去报到了。

下午，校方派人拿了铺板和长凳为我搁床。这是一间很窄小的屋子，里面已搁了小学老师贡文霞的一张较宽的床了，她家在金坛城内，床上蚊帐也宽，垫褥也宽，我的床怎么也放不下。校方与贡老师商量，从她床上抽掉两块床板，我连忙说：“不行，不行。这多宽的床抽掉两块铺板，一方面蚊帐、褥子不相配，挂下来蚊子也挡不住，另一方面她床上的东西还会掉下来。不如我们两人就睡一张床，我睡床里，你睡床外，我的床就不搭，房间还大些，卫生好搞些，你说好不好？”她连忙接过口去，笑着说：“好，好。”她原以为我是中学教师，与她会保持一段距离，见我这么平易近人，非常高兴。以后我们在生活中都能相互照顾，我们的关系处得很好。我领到工资，就请她从城里带回奎宁丸，我的疟疾也很快治好了。

湖滨中学设初一、初二、初三三个班级，还有个师训班，是培养小教的。有学生140余人，使用的课本多数为油印。课程设置有语文、数学、动植物、史地、理化、公民﹙政治﹚、英语、音乐、体育、美术等，与一般中学相同。语文教材多数为我专署和学校自编，内容是反映抗日的优秀通讯报道，如我新四军《王甲之战》，陈毅写的《记韩紫石先生》，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及毛泽东著作。

我任初中一年级级任导师，兼授国文、公民﹙政治﹚、历史，教学。讲《七七宣言》、《论持久战》和国内外时事，讲新四军、八路军战绩，“二五减租”，“精兵简政”。特别是历史课，就讲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

湖滨中学教师和学生寄宿。白天在校听课学习，晚上携带课本分散到吕丘、夏潢、孟岗、六角、一字、贺家村、张家村住宿。由于地处茅山根据地边缘，东面相距5华里的庄城、10华里的白塔有敌据点，学校常处于戒备状态，师生们自觉组织站岗放哨，并与民兵、区大队情报网保持联系。有时敌人在“扫荡”出发前，师生们就转移到天荒湖芦苇丛中隐蔽起来了，敌人走后再返回教室上课。

学校广泛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凡有湖滨中学学生居住的村镇，他们都协助群众组织农救会、妇救会，教唱革命歌曲，宣传抗日，开展扫盲活动，开办农民夜校。群众学习兴趣很高，仅吕丘镇学员就有七八十人之多，一般不要招呼，都能自动到校。

1942年5月，常州飞机场伪航空特务营营长顾济民，带一营官兵280余人起义，我军接受仪式就是在湖滨中学举行的，给全体师生鼓舞很大。

在重大纪念日学校都举行纪念活动。罗忠毅、廖海涛烈士牺牲一周年，师生全体参加，送挽联。右款：同抗战，同牺牲，罗廖司令千古。左款：为国家，为民族，英名载册万年。上款：罗廖司令永垂不朽。落款：湖滨中学全体师生敬挽。

1942年下半年，日寇“扫荡”更加频繁，专署决定于11月将学校迁到离我们中心区延陵不远的西南方董溪里村。自校址迁移后，有一部分师生没及时跟上，学生缺课很多，没能很快走上正轨。1月5日，一次遭敌人“扫荡”，孟振之同学中弹牺牲，学校宣布提前放假。

后来储非白通知我：现在冬闲，是宣传工作的大好时机，专署准备成立个试教团，由你任团长，宿士平当指导员，组织20多湖滨中学学生参加，名称就叫专署试教团，一切供给归专署负责。我们各人带被子，集体吃住农民家，付饭票，主要搞文艺演出，每晚演出地点都在较大村庄搭台。每天上午配角色，各人背台词，下午排演，晚上演出。开演前先由我讲话，我讲的中心议题是抗日，说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演出结束立即撤离，到附近小村庄隐蔽宿营。1943年1月至3月演出大约20多场。

﹙七﹚

最后一场演出在丹阳县九里镇。演完就撤到附近一个离开一里多路的小村上宿营了。第二天早晨我向九里镇走去，一个老乡叫住我说：“老师你别走，有一千多鬼子已进驻九里，正在挨家埃户查找昨晚在台上讲活的新四军女兵。”我听此言，觉得情况来得太突然了，我必须火速赶回营地，这时从其它方向也传来了乒乒乓乓的枪声。我和指导员宿士平商量，看来敌人“扫荡”范围大，来势猛，试教团学生只能暂停回家待命，借老百姓的道具来得及还的紧速归还，一时归还不了的先找个地方埋伏起来，请人看管好。我和宿士平到建昌圩里去找储非白。储前些日子带领两个教员在圩里编写教材。见到储后，他说他也离开专署好几天了，也不知道情况如何。当天我们五个人就成了一组，在圩里偏僻地方打游击，轮流站岗放哨。借个小船，划着去探访消息。一连四五天，情况愈来愈紧张。第五天晚上，男同志决定分散突围，要我住在湖滨小学王老师家，让我写封信给汪大铭，等候上级指示。

王老师是位热心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我住他家当然是可靠的，但住宿给他家带来诸多不便。他安排我和他老婆孩子睡大房，他与母亲睡在一张床上。他说母亲邋遢，被子脏。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拆散他夫妻，可他爱人也参与劝说，我只得客随主便了。

这里村子叫井庄，有一所小学60多学生，阳春三月开学日子早到了，两个老师还没来上课，保长张泽夫、农救会主任△△△出面请我代课，吃饭由学生家轮流派饭。

到达游击根据地已近三年，我个人除干了上述工作外，还任过溧南县文教科副科长、广德县政府秘书，仅此而已。而茅山根据地的变化可大啦。新四军已把江宁、句容、镇江、丹阳、溧阳、宜兴、金坛乡村连成了一片，敌人仅仅占了点和线。于是乎日伪“清乡”更加惨烈，情况更为艰苦，新四军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活动，好多女同志精简回家，有的疏散各地。此时此刻我到井庄村上做小学教师，不得不又一次改名李玉华，还通过关系搞到了良民证。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建昌圩有小延安之称，再加上我和大家相处很好，也就相安无事了。

有一天，鬼子下乡来到井庄，走进学校，听学生们唱《小老鼠》：“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妈妈，妈不在，轱辘轱辘滚下来。”寓意小日本侵略中国是没有好下场的。鬼子听了问翻译这支歌是什么意思，翻译望文照译，鬼子听了一笑了之。

鬼子此次来是抓农会主任和王蕴华的，不管清红皂白把李玉华也抓着绑走了。我就大声高呼：冤枉啊，冤枉！故意让大家知道我被抓后的态度。路过西溪带到河头的途中，我对伪军说：“老总，你行行好吧，我家有丈夫孩子，大的生病在家，小的没吃没喝，我出来找个教师行当混口饭吃吃的。”伪军说：“我看你讲话指手划脚，就有问题。”我说：“我是教师，常拿教鞭，所以讲话总是手要做出动作。”到了河头村上，由伪军开始审问农会主任，农会主任什么也没说。又把他和我带到直溪桥一个大院里，由日本鬼子亲自再审问。我说我是常州人，因为家里很穷，丈夫患病，没有职业，小孩就没有饭吃，总不能在家等着饿死噢，只得下乡来找个教师当当，可以养活一家老小的。鬼子为了查证我的口供是否属实，又找来常州籍翻译审问我常州地名地貌、风土人情，证明了我所说的是事实。这样，敌人在可信度认可情况下，才暂且停止了审问。

关押的日子真难受，说度日如年一点也不过。我心里想着如何对付敌人可能使出的花招，想着学习的组织上交代过的办法：先要大喊大叫，据理力争，宁死也不承认。敌人用刑到一定程度就要以死相对，忠于党，忠于人民。分析敌人下一步还要干什么。此时日本鬼子反而开始对我客气起来，动员我教日文。我说我只有小学文化，日文无论如何是不会教的，教错了是不得了的。

煎熬了两星期，组织上派人来营救了。至今我还不知道是谁操作了这次营救，只记得在敌人释放我那一天，直溪镇上请了一桌酒。回到井庄小学时，村子上农民又放了炮竹迎接我的归来。

笔者了解，直溪镇是有一批爱国的商界、政界人士的，在八年抗战中他们为国家民族做了不少好事，这次营救很可能就是他们所为。（详见《金坛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一个月后，汪大铭的一封信才转到手中，我按上级指示，做着离开前的准备。正到张泽夫家拿衣服时，老百姓告诉我，鬼子又来抓李玉华了，我立马转移。按照指定交通线，一站站把我送出了竹篱笆，找到了党组织。

1945年7月，组织上决定派我去南京城内当向导，准备攻打南京，后由于战略计划的改变作罢。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跟着部队收复了溧水、溧阳、郎溪、广德……十多个县城。每拿下一个失地，就很快向《苏浙日报》发稿子。不久，我调入《苏浙日报》当记者，直至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八﹚

往后的岁月，我和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北撤以后，青岛、烟台一度被我军占领。我任《烟台日报》地方版主编，《青岛新闻报》英文版主编。一次要来一批十来个美国军事顾问，他们发来的稿件，我20分钟就将稿子译出来了。后来继任大连建国学院教员，中苏友协文化部长，领导编辑出版《友谊》半月刊，出了一部俄文字典。

新中国成立后，调往江西省都昌县，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参加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后又调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兼《九江日报》社社长。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了，组织上了解我在大学读过工科，又调我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技术处长。为了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组织上又调我到清华大学学习汽车、拖拉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汽车厂任副厂长，主管汽车制造生产技术。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以日行千里的步伐迈向新的时代，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可在联合国的图书馆中却没有一部中国的大百科全书，要查资料得请教别国，这与开放了的大国极不相符。1979年7月，中宣部、出版署决定编写我国自己的大百科全书。我又被调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任科技编辑部负责人、社编委、编审，直至1986年12月离休，超期服役十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