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弗里德曼 尔东晨

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破晓时分，日军突袭了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此将美国直接推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尽管在袭击前美国人成功破解了日本外交电文所用的密码，而且驻爪哇的武官曾在一周前警告过华盛顿，日本正计划袭击夏威夷、菲律宾和泰国。罗伯塔·霍尔斯泰特在《珍珠港：警示与决策》中写道：“此前，我们从未获得过由各种情报组成的、用于了解敌手的如此完整的图景。”

然而，由于各个政府部门间缺乏情报共享、美国对日本发动偷袭这种无耻行径的意图判断失当、美国情报部门内部相互掣肘等因素，导致那个图景未被完整地审视。1947年依据“国家安全法案”成立的中情局后来提到，这次偷袭突显了从“噪音”中分离出“信号”并创建一个机构集中处理情报的必要性。

猪湾事件

1961年4月，由中情局策划、古巴流亡人士实施、旨在由非共产主义者组织亲美政府取代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出师不利，先是对古巴空军的空袭行动遭到毁灭性打击，而拥有1500多人的“2506”突击旅在古巴南部海岸登陆后即遭到古巴军队的猛烈攻击。这次拙劣的入侵行动导致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彻底恶化。

中情局的档案文件显示，在所有其他努力失败后，中情局从来没有向约翰·肯尼迪总统提交此次行动的评估报告。该文件怀疑，如果没有美国军方的公开支持，这支部队的行动是否具有获胜把握——而肯尼迪总统实际上绝无提供这种支持的意思（历史学家皮埃罗·格雷杰瑟斯将中央情报局和肯尼迪比做夜间驶过的船只，即相互不知情）。

一年后，中央情报局又一次令自己蒙羞：它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一个月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的结论是，苏联无意在古巴建立攻击性导弹基地。但稍后，它利用U2间谍机拍下的导弹基地照片给自己找回了一点儿,面子。

春节攻势

1968年1月31日，在越南春节期间，越共武装突然对南越发动大规模的协同攻击，令美国目瞪口呆。越共武装取得的战果虽然转瞬即逝，但这次“春节攻势”有争议地成为决定性的一次战役。美国人逐渐对这场战争失去信心，促使美国政策制定者改弦更张，将重点放在如何减少美国对越南事务的介入上。

春节攻势之后不久，美国政府进行了一次调查，结论是美国和南越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们和情报分析人员无视多种警示信号，未曾全面认识“敌人攻击的强度、协调性和时间选择”。海军图书馆馆长格兰·海姆认为，忽视情报搜集工作、语言障碍、对敌方战略的误读，在这个情报工作的灾难中起到了重要而鲜明的作用。尽管如此，詹姆士·沃茨还是在《春节攻势：战时情报失误》中指出：“美国人几乎成功地预料到了敌人的行动，从而可以避免突然袭击造成的军事上的后果。”

“赎罪日”战争

中情局准确地分析了1967年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的“六日战争”，但是，仅6年之后它便陷于不明就里的境地。当时，埃及和叙利亚军队趁着以色列“赎罪日”假期，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同时向以色列军队发动攻击。以1973年10月签署停火协议而告终的这场冲突，考验了美苏关系，并将阿以冲突排进了事关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头等重要的议事日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收藏的文件揭示：以色列情报部门相信，该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可阻止其阿拉伯邻国的主动攻击，而美国情报官员完全认同这个看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提到，在战争爆发那天，苏联顾问已从埃及撤出，而且以色列根据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动向预计将会有攻击，但报告补充说，美国情报机构“一如既往地轻描淡写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的可能性”，并且“更赞成阿拉伯国家与苏联的关系出现危机这种另类解释”。

伊朗革命

1978年8月，美国支持的穆罕默德·巴列维逃离伊朗前6个月，中情局又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伊朗既无革命，亦未处在革命前夜”。如今我们都知道，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掌握了权力，开启了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争端，影响至今。

根据卡特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盖瑞·希克的记述，在革命前夕，美国依从伊朗国王的要求，减少了在伊朗境内搜集情报的工作，此举导致美国官员忽略了当时在伊朗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反对国王和仇视美国的情绪，同时，美国也低估了宗教反对派推翻国王的能力。尽管如此，乔治敦大学在200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情报机构确曾警告过国王的权力和宗教反对力量此消彼长的形势，政治内斗和卡特政府专注于埃以和平谈判都导致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短视。

苏联入侵阿富汗

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令卡特政府始料未及。这次入侵始于1979年12月，随后演变成对阿富汗长达9年的占领。美国情报界曾认为，陷入旷日持久、耗费不菲泥潭中的可怕前景会令苏联进犯阿富汗的行动裹足不前。前中情局官员道格拉斯·麦克伊钦回忆说，在入侵发生后的几天里，中情局内部还流传着一则冷笑话：“情报分析员们没错，是苏联人弄错了。”

然而，目前仍不完全清楚的是，美国对此次入侵缺乏前瞻性认识的过错，应该主要怪罪情报部门还是政策制定者。约翰·戴尔蒙德在《中情局与失败文化》中承认，中情局是在入侵即将发生的时刻才预料到事态严重。但他补充说，该机构就1979年全年苏联军备和部队调动发出的警示报告，已向卡特政府提供了“令它可以警告莫斯科所需的全部信息”，而卡特政府却选择“淡化处理这些警告信息”。乔治敦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补充道：当时吸引白宫注意力的是第二阶段，即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和伊朗人质危机。

苏联解体

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情报界未能成功预测1991年苏联消亡，而兆示其消亡的种种迹象包括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改革、不断恶化的苏联经济、东-中欧国家的剧变以及几个苏联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最近BBC提到“苏联的例子表明，情报人员存在长于算数这个问题：他们可以查看有多少导弹，估算军工厂的产量，但没有注意处于更深层的政治和社会动向”。

确实如此。大卫·阿贝尔和让·艾德李斯特在《西方情报界与苏联崩溃，1980-1990》中提出的观点是，情报界通常会迎合罗纳德·里根和乔治·赫伯特·布什政府中的官员们对于苏联威胁所持的固有见解，从而出现“分析人员与政策制定者在观念上生硬的一致性”。但前中情局官员道格拉斯·麦克伊钦认为，虽然中情局没有预料到苏联解体，但它确曾“在其众多的研究报告中一再提及经济恶化与社会机能失效终将在苏联内部引发某种形式的政治对抗……至于会发生什么，完全取决于人民和那些不可避免的决定”。

印度核试验

1998年5月，印度进行了数次地下核试验，而中情局事先竟未曾听到任何风声。这被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舍尔贝称为“美国情报搜集工作上的重大灾难”。几个星期之后，中情局对其颜面尽失的过错作出了一点儿补救，它预警称巴基斯坦正准备进行核试验。1998年5月28日，巴基斯坦真的做了。

当时，《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前6小时，美国的间谍卫星拍到印度进行核试验准备的确切证据，但负责追踪印度核计划的美国情报分析员不在岗。等他们第二天早晨上班时才看到这些图像，而此时核爆早已发生了。

“9·11”恐怖袭击事件

“9·11”调查委员会在其有关“9·11”恐怖袭击的报告中提到，受到“多如牛毛需优先处置的事务、长期不变的预算、过时的机构设置以及官僚主义掣肘”等困扰的中情局，未能把握整个20世纪90年代直到“9·11”恐怖袭击发生之时“跨国恐怖主义”发展的全局性动向。美国国会采纳了“9·11”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设置一个国家情报总监职位和国家反恐中心，以统一管理情报工作。

正如前中情局分析员保罗·比勒在刊于《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情报官员们未能预警“9·11”恐怖袭击，但从未放松对基地组织潜在威胁的密切布控。中情局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追踪乌萨马·本·拉登，而克林顿总统则针对基地组织采取了秘密行动。情报机构在“2001年2月全球恐怖活动报告”中称本·拉登的恐怖主义组织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和最严重的威胁”，它具有“在极少或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实施多项袭击的能力”。

伊拉克战争

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3年2月就美国指控伊拉克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考林·鲍威尔宣称，他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有“可靠的情报”为证。如他所言，2002年10月的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伊拉克正在实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而且在能获得足够的裂变物质的条件下，可在“数月到一年内”制造出核武器。但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之后却从未找到涉及这些计划的证据——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将此情报工作的失误称为自己“最大的懊悔”。

然而，此处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很难说清到底应由情报工作者还是政策制定者承担更多的责任。2004年，《华盛顿邮报》称，布什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无视”2002年10月份的那个情报分析报告中存在的“告诫和限定条件”，执意推进战争计划。例如，情报分析员们估计如果伊拉克遭到侵略，萨达姆就将使用他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向恐怖分子提供武器。《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尽管核专家们持怀疑态度，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们仍然坚持说那些铝管终将被伊拉克用于生产提炼超浓缩铀的离心机设备。

（郑子仪摘自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