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比现在聪明。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我最早的记忆就与食物有关。

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哭一场。我叔叔的大女儿比我大几个月，当时已有四五岁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个姐姐每人一片霉烂的红薯干。而我总认为奶奶偏心，把大一点的红薯干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又觉得原先分给我的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一抢再抢，婶婶的脸便拉长了，姐姐也哭了，我当然一直是双泪长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气，奶奶便数落我的不是。母亲便连声赔不是，抱怨我肚量大，说千不该万不该，生这么个大肚子儿。

吃完了那片红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又必须吃，一边吃一边哭。我究竟是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我怎么能知道。我那时想，什么时候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呢？吃红薯干能吃饱我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几乎都被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

还是说说当时饥饿的日子吧。平心而论，村里人都非常老实，即便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人们便都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大家都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一车煤块，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在下边嚼煤，“咯嘣咯嘣”一片响。老师说你们吃什么呢，我们一张嘴都是乌黑的。老师批评我们：煤怎么能吃呢？我们说：香极了，老师不信吃块试试。

老师是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有一个女生讨好地把煤递给俞老师，俞老师先试探着咬了一点，品滋味，然后就“咯嘣咯嘣”地吃起来了。她也说很香。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去年我见到王大爷说起这事，王大爷说：你们的屎填到炉子里呼呼地着呢。后来，幸亏国家发了救济粮来，豆饼，每人半斤。奶奶分给我们每人杏核大一块，嚼着，舍不得咽，舍不得咽就没了，好像在口腔里化掉了。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两斤豆饼一口气吃下去，口渴了猛喝水，豆饼发开，胃和肠子破了，孙家爷爷死了。

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人的肠胃薄得像纸一样，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有水肿，我们一班小孩都挺着个水罐一样的大肚子，肚皮似乎透明，绿色的肠子在里边蠢蠢欲动。我们都特别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顿能喝八大碗野菜汤。

后来，生活好了一点，能半年糠菜半年粮了。我叔叔又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子饼，放在缸里，我夜里起来小解，也忘不了去偷摸一块，拿到被窝里吃，香极了。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生产队的玉米田里去找一种玉米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了，撒上盐，拌蒜吃，也是鲜美无比，味道好极了。

后来又听人说，癞蛤蟆的肉味比猪肉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去捉。

生活渐渐好起来，红薯干能管饱了，这时已是“文革”后期了。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29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令人心惊的数字。我记得六婶把我的一个堂妹头打肿了，因为她丢了一角钱。分了那么多钱，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猪肉，也许更多一点，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了。还觉得不够，母亲又把她碗里的分给了我。吃完了，胃承受不住，一股股的荤油往上涌，嗓子眼儿像被刀割一样疼痛，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我的馋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我就千方百计地偷点儿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吃多了，剩下的干脆吃掉，豁出去挨骂就是。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母亲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机会，揭开饭盒的盖子偷一点吃。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现在我还为这事儿感到深深的内疚。

20世纪70年代中期，去水利工地劳动，生产队用水利粮做大馒头，半斤干面一个，我的纪录是一顿饭吃四个，有的人能吃六七个。1976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时，精粉做的小馒头，我一次吃了八个，肚子里还有空，但不好意思再吃了。炊事员对食堂管理员说：“坏了，来了个大肚汉。”管理员笑笑，说：“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拳大的馒头，我一顿饭只吃两个就够了。而现在，一个就够了。

尽管这些年不挨饿了，肚子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我总是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吃不够似的抢，也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吃饱了也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少吃一点呢？让人觉着我出身高贵、吃相文雅？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饭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啦、埋头苦干啦。我感到自尊心很受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饭时文雅一点，但下次那些有身份的人，依然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饿狼一样。我的自尊心更受伤害了。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到别人面前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响、眼光不恶，抓住筷子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一棵豆芽，像小鸟一样、像蝴蝶一样。可人家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气坏了。

因为我努力使吃相文雅时，观察到那些攻击我的公子王孙、小姐太太们吃起来也像河马一样，吃饱了才文雅。于是，怒火便在我胸中燃烧，下一次去吃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之类的玩意儿，我端起盘子，拨一半在我碗里，不顾烫坏口腔黏膜吞下去，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又把盘子里的全拨来吃掉，他们却友善地笑了。

我回想三十多年的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儿，拱点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吃，我浪费了最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袋也不灵光了。

（梁衍军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莫言散文》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