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昶，李嵩然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 610044）

0 引言

自20世纪新科技革命以来，技术与经济的内在统一性在动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带动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技术与经济实现一体化发展。21世纪，传统的以劳动和资本为主要要素投入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替代，技术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主要形式，其中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四川作为西部最大的科教文化和经济中心，掌握其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应用的贡献程度，对四川及西部的经济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1 四川省技术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的科技事业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为科技事业奠基、向科学进军、科学的春天、实施“科教兴川”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四川。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加强科技支撑，发展地方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5·12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我省围绕灾后重建，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坚持“科技驱动，破解难题、支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理念，促进四川经济的回升与增长。四川省科技体制得到进一步改革，技术创新及应用取得了一些新成就，如2010年全省科研经费约投入251亿元，拥有国家创新型企业21家，高新技术企业1166家，外资引进达70.1亿元。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1）在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方面，我省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资金投入不足。

从财政支出可以看出，近年来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一直在1%左右波动，绝对支出额逐年增加，从2007年的20.78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34.71亿元增幅为67%（据《2011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整理可知，我国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截止2010年已达到3.62%。）。总体来看我省的财政科技支出增长速度与地方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相适应，但是由于基数过低，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显著低于我国的平均水平。其次，由表1可知，四川省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截止2010年为1.54，从2005～2010年均在1.3%左右浮动，低于中国平均投入比。而我国技术创新发达地区如江苏、陕西等地R&D投入比均达到2%以上，日本、美国等创新型国家的这一比重接近甚至超过了3%。由此可见，四川省的技术投入还处于技术与经济结合的初级阶段（中国科技指标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显示：R&D/GDP=1%标志科技、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R&D/GDP=2%是高级阶段），水平偏低。

表1 R&D支出比例对比表（1995～2010） （单位：%）

此外，四川省的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还偏低。统计结果表明，四川现有国家级科研机构184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5个，国际级企业技术中心3家，72所普通高等院校其中包括5所“211工程”院校，在川两院院士57名，普通高等院校专职教师64991人，2010年被列为我国第七个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份。但就科技成果的转化水平来看，四川还处于下游，即四川的科技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较低。

（2）凝结了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人力资本）却储备不足。

表2 四川省教育事业发展概况（2005～2010）

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培育工作存在问题，从表2可知，政府总体上对教育的重视是不断加大、投入也是逐年增加的，但不到13%的财政教育投入比与我国平均投入水平15.8%相比还是偏低的，加之我省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财政教育投入就更低了。其次，随着我省高等教育学校数量的逐渐增加，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断扩大，截至2010年四川省的普通高等学校入学率为25%，高等教育水平达到了大众阶段的指标要求（Martin Trow（1973）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若其适龄者的入学率达到了15%以上，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被认为是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但这距离达到先进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分布不均衡、流失严重。由于薪资、福利及地域等因素，我省人力资本存在向海外以及沿海等地迁移的倾向；人力资本向“大院大所”集中，小规模城市以及县级以下地区获取人力资本十分困难。

（3）具有竞争力的先进技术数量偏少。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四川省建设的创新型企业约有866家，但其中的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仅有21家，这一数量和全国技术创新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差距。当前四川省具备发展优势的产业包括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成套发电装备等，集中优势产业培育具备较强竞争优势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对于打造四川的创新主力具有重要意义。

（4）相关制度不健全

在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动力机制方面，四川省有关创新的制度层面如：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政府扶持政策、市场竞争规则、企业产权制度、以及技术成果管理与转化制度等的建设还很不完善。

2 四川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取

技术进步与创新水平（TPI）。目前衡量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指标有很多，如R&D经费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专利授予量以及诸多从技术进步能力角度来衡量的指标。考虑到变量替代的合意性，本文参考四川省统计局采纳的指标：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来衡量TPI（《四川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四川省统计局，2010）。

资本投入（K）。资本要素也是影响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要素的衡量采用统计年鉴中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量来表示。

劳动力投入（L）。劳动要素的投入水平在工业革命之前是决定产出的最重要因素，随着科技革命的发生，生产方式逐步趋于自动化、智能化，近年来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下降。本文采用最接近真实劳动力投入的衡量指标——四川省年就业人员总量。

经济总产出（Y）。经济总产出是衡量

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与状况的指标，现实中一般用全社会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

2.2 模型的引入

Cobb-Douglas生产函数是探讨投入与产出关系最常用的工具，该模型是由美国数学家C.W.Cobb和经济学家P.H.Douglas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在此基础上扩展出的广义Cobb-Douglas模型一般形式为

其中Yt为四川省的年国民生产总值，At表示t时期的技术进步水平，Kt为t时期的资本投入水平，Lt为t时期的劳动力投入水平，α、β以及γ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实际计算过程中为了减小误差对式子两边同取对数，即

此处为探明四川省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四川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小，用TPIγ代替A并且引入残差建立模型

其中TPIt代表t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比，Kt为t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Lt为t时期的劳动力投入量，α、β和γ均为待估系数，ut为残差。

2.3 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稳定性，在计量分析过程中选取198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这26年的数据均来自于《四川统计年鉴》（1986～2011），数据分析中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均采用Eviews软件完成。

2.4 计量分析

2.4.1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均属于时间序列数据，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为了保证后续的协整检验以及因果关系检验的顺利进行，避免伪回归，有必要对这些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判定其是否具有单位根。检验结果说明所有变量在10%的临界值下拒绝原假设，其二阶差分均是平稳的，所有时间序列都是二阶单整的。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2.4.2 协整检验

以上的单位根检验表明时间序列在二阶时是平稳的（见表3），即二阶单整，但对于这些数据的协整性还需要通过Johansen检验法进行验证。

表4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由检验结果可知（见表4），时间序列lnY、lnTPI、lnK和lnL间存在如下协整关系：

杜宾统计量DW值为0.694显著偏小，说明方程存在自相关，因此采用于一阶差分法对方程进行校正，校正后的回归方程为：

表3 单位根检测结果

2.4.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由国经济学家Clive W.J.Granger开创的一种专门检验经济变量间因果关系的一种计量方法。该方法是一种“依赖过去某些时点上所有信息的最佳最小二乘预测的方法。”使用格兰杰检验的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满足平稳性要求，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

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lnK、lnL、lnTPI以及lnY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且都是协整序列，因此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验证其因果关系及变动方向（见表5）。

表5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水平（K）、劳动力投入水平（L）和技术进步水平（TPI）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资本投入水平、劳动力投入水平、技术进步水平和创新间存在因果关系。

3 结论

回归结果表明，资本、劳动、技术要素的投入对四川经济的发展有影响。要素投入与地方经济发展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的多重判定系数R2达到0.9669，拟合度较高，t值、DW值也都较为显著。由（5）式可知资本投入的产出系数为0.68995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系数为0.431255，技术投入的产出比最小。

从四川地区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与计量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的投入对四川省的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2）资本投入是四川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动力，劳动力要素仍然发挥重要作用；（3）技术进步与创新在四川经济发展中的拉动作用还不显著，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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