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凝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女性主义代表人物西蒙娜 德 波伏瓦在她的名著《第二性》中，这样阐释第二性：“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是变成女人的”。“第二性”这一名词，包含了自从男女不平等产生到现代的加诸于女性身上的权力、地位、处境的不平等。女性主义致力于解放女性、破解性别不平等、塑造新的两性关系。然而问题的解决往往要从它产生的原因和历史中寻找答案。

一、性别不平等的产生与演进

性别不平等不是生而就有的，而是在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上逐渐产生的。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平等，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当时的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等同的。[1]8与此相伴的是，人与人关系的完全平等关系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舍的明显特征。部落中社会关系的平等也扩展到部落中的两性关系上。这种平等明确地体现在部落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方面。[1]37然而，伴随农业革命的袭来，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人类由食物采集者、狩猎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进入农耕文明之后，各个古代文明一致性地丧失了社会不平等。相应的，两性之间也产生了不平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这样解释不平等的起源：“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财产权的确立和由此而造成的‘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然后是不平等的第二阶段，这时由于‘权力机关的设置’，就产生‘强者和弱者的不平等’。‘权力机关’是通过一项社会契约而建立的。”[2]195

无疑，社会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出现都是伴随着农业革命而产生的：先进的新型农业为文明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同时又破坏了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因而也破坏了她们在社会上的独立地位。女性不再是与男性平等的食物提供者，男人们逐渐控制了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而妇女变得孤立起来，处于从属地位。[1]58当新型农业产生了剩余之后，私有制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产生和演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控制了生产和行业的男性，对私有财产的继承有了新的强调。这使男人们竭尽全力地确保自己实际上是继承人的亲生父亲，由此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周密的预防措施控制女性，尤其是女性的性活动。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解放同阶级斗争、革命联系在一起，把女性的解放同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也具有历史的眼光与建设意义。

西方爆发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女性主义运动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工业革命的到来使机器替代人力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动力，社会中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投入到社会生产中，使得职业女性往往要承担工作和家庭劳动的双重压力。这让她们不堪重负。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也使得女性开始质疑、反抗固有的性别秩序和男性霸权。在19世纪末，女性主义终于发展为有组织性的社会运动，致力于谋取普遍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二、第二性的社会建构

对性别不平等的简单历史追溯，我们发现性别不平等是在历史上逐渐产生的，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正如女性主义社会建构论认为的那样，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都是社会建构的，都不是自然的分类。而所谓社会建构主义，根据1999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辞典的记载，“社会建构主义,它虽有不同形式,但一个共性的观点是,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坚持社会要素形成了世界的解释。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世界或它的某些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实践和制度的建构”。对人类而言,世界就是由人类控制的、并可由人类界定的实在；世界的界限是由自然限定的,但一经被人类建构,这个世界就反作用于自然。“人生产了实在,并在生产实在中也生产了自身。”[3]作为有生理区别的男性与女性，自然就作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在人类社会中建构出来，并承担了不同的社会分工。

在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工、阶级分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其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和不可抗拒的推动力。根据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处于相对优势的一方，应生产优势较大的商品；处于相对劣势的一方，则应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通过自由贸易和交换，会使双方都得到益处。“形成各国产品比较优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或资源的丰富与供给的密集，强调各国的生产和交换要立足于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和资源优势。”[4]在农业社会中，男性有相对于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军事战争中乃至所有依靠体力、精力领域的比较优势；此外女性因为生育生养后代的原因，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繁衍后代、照顾家庭成员上，也因此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家庭领域。由此女性的社会活动局限于家庭内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社会生产和大部分主要领域和行业，奠定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物质基础。但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基于比较优势的社会分工虽然最终促成了性别不平等的产生，却大大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产生政治、文化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军事战争等等建构了人类社会的两性秩序和文化。女性主义社会建构论的观点认为：“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5]107性别差异与在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一旦建立就有了自我生产与自我加强的特点，也由此形成男性对女性的主宰权，即男权社会的男性霸权。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仅仅停留在宏观结构或者统治阶级手中，权力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在此基础上，福柯指出，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反过来知识又生产权力，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6]63男性之于女性的权力作为一种“社会知识”被社会建构后，其本身的产生基础反而退居幕后，基于社会秩序和文化的父权制度成为维持男女两性关系的基础，并有强大的自我生产、自我加强作用。在此社会中，不仅男性是这一制度的坚决维护者，而且大部分女性也主动成为这一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传统中，最介意生了女孩的，往往不是孩子的父亲，而是家庭关系中的婆婆。

人类的生存发展必然伴随着组织关系的建构，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性是人的第一属性。男性和女性的范畴作为社会建构的结果，其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而附着于这一范畴的性别压迫和性别不平等也因为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在一定的阶段内有其必然性。但凡是在历史上产生的，必将在历史上灭亡。女性主义运动已然吹响了破除性别不平等的号角。

三、第二性的解构

随着后工业社会和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大规模的战争退出历史舞台，智力与知识取代体力、精力占据社会进步发展力量的主要方面，从物质基础上已经破除了男性相对女性在经济生产、政治文化上的比较优势。但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实看来，性别不平等依旧普遍的存在。这就必然要从既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中去寻找原因。正如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人类文明史为何有如此多的愚蠢与错误所说：“关键的问题似乎在于，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到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于遭到抵制。”[1]7

在解构第二性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各个流派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其中后现代女性主义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成果，为女性主义消除男性中心主义的霸权,消解性别二元对立提供了哲学依据，为破除单一的男性话语霸权，解构“妇女”这一范畴提供了力量之源。后现代女性主义否定任何形式的宏大叙事,主张对已经建立的社会宏观结构、法则、理论等重新审视，甚至是根本否定；解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二元对立在社会关系中产生了等级制度，在性别问题上产生了压迫女性的父权制；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强调个体的差异性，认为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女性特质”，从而倡导多元方法论；强调构建女性的话语权，认为拥有女性自己的话语权才是反抗男性霸权的最锋利武器。[7]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二元性别对立的解构无疑为谋取性别平等奠定了基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把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认为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从而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进而使得二元对立成为攻破西方哲学传统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些二元对立的双方并非是对等的存在，而是通过设立一方的优先性而迫使另一方从属于它，一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而另一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在所有这些二元对立中,男性与女性构成了社会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更在社会的建构中牢不可破。“在解构主义企图消除的所有二元对立当中,男女之间的等级对立也许最为严重。当然这种对立看来是最持久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不是人类的整整一半被作为有缺陷的人和异己的下等人而遭到排斥和压制。这一令人惊愕的事实当然不可能被一种新的理论技巧纠正过来。但是尽管从历史上来说男女之间的冲突再真实不过,但现在却有可能看到这种对立的思想为什么包含着一种先验的错误。”[8]217后现代女性主义力图通过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性别二元对立，为女性解放找到令人信服的思想源头和坚实的哲学依据。

然而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解放运动，在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之外，更应该发掘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因素和直接原因。考虑男女两性在各个方面的成就和地位的差异，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男人按男人的规则做事，女人按女人的规则做事。也即是所谓的“性别角色”与“性别特质”阻碍了女性与男性获得同样的成就和地位。根据统计，美国人观念中定型化的性格特征如下[5]123：

社会尊崇的男性特征 社会尊崇的女性特征富于攻击性 圆通机敏富于独立性 文雅温柔不感情用事 为他人的感情很敏感富于支配性 虔诚主动 整洁决策果断 有强烈的安全需要富于自信心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社会尊崇的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差异很大，如果两性各自按照这个标准去塑造自身，必然会导致他们在经济地位、社会主流意识、主导力量方面的差距。而一旦作为个体的男性或女性偏离了这一标准，必然为社会秩序的力量所责备，也即福柯所言的“惩戒凝视”。他指出,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他采用环形监狱作为“凝视”意象的形象化说明,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的凝视之下,不可越轨。[9]

以此为基础，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解构“女性”、“性别角色”、“性别特质”这几个概念。她们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是可解构的社会实践和意义系统的产物；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社会语境影响的；性别行为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中,人类的性别行为具有可变性,既可表现为男性行为,又可表现为女性行为。但是在解构主义看来,“女性”的范畴也是应该解构的，有意义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从文字与文本中，将所有建构推向虚无。“事实上,这种对于话语新地位批评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处,就是它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本源、乃至绝对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义。”[10]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有了极大的分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本身会解构女性主义的理论之本。

可见对于女性主义而言，关键不是在于在解构主义的道路上走的太远，解构“男性”、“女性”这样的概念，而是要解构建构在这样的概念之上的，本身却不应该仅仅属于男性或者女性的所谓“性别角色”和“性别特质”。正如我们不应该把“果断”、“勇敢”、“独立性”、“探索性”这样的字眼赋予男性特质，并在社会建构中以此塑造男性群体；而把“温柔”、“文雅”、“敏感”、“富于感情”这样的字眼赋予女性特质，并在社会建构中仅仅以此塑造女性群体。而是要在话语权力中建构新的属于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的特质，将果断、勇敢、独立、探索、温和、文雅等属于“人”的优秀特质还原出来；将不应该限定于男性或者女性身上的特质与角色剥离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宣扬话语即权力的后现代主义无疑为消解“性别角色”和“性别特质”提供了犀利的武器。正如女权主义者格洛兹指出的那样，要改变男性霸权话语，不是通过改革主义，而是对权力话语最脆弱的地方，进行策略性的、局部的打击。也就是说，女性话语是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的话语，它不可能是打碎或推翻实质上是男性话语的话语体系重新建构一套女性话语体系，或建立与男性霸权话语并置的另一个中心话语，而是一种多元化的话语。只有在这种多元化话语并存的情况下，才能够动摇男性话语的霸权地位，也有利于女性话语的创作和生存。[11]93

四、结语

女性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更是一场女性解放的政治运动。技术革命已经从事实上根本地摧毁了两性比较优势存在的物质基础，话语即权力的后现代理论也高屋建瓴地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层面解构了性别不平等。但仅仅从话语上消解压迫女性的精神枷锁还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实践中女性遭受的各种不平等，甚至来自男性的侵害，迫切地需要女性主义走出理论层面，在社会现实中赢得众多的支持者与践行者。正如布赖森(ValerieBryson)提醒说：“必须谨防自我指认的精英论,因为它只能促进学术职业,而不能到达大多数女性那里。好的女性主义理论若要构成集体行动和理解的基础,它就必须走出象牙塔而进入女性的心灵。女性主义不是一本只限少数人阅读的书,在本质上,它是一本人人可以阅读的书。”[12]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安维复.社会建构主义评介 [J].教学与研究,2003(4).

[4]黄继炜.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定价权[J].生产力研究,2008(23).

[5]李银河.女性主义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6]凯尔纳 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7]曹剑波.一种解构的知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论 [J].人文杂志,2006(6).

[8]特雷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9]李银河.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 [J].哲学研究,1996(5).

[10]雅克 德理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游戏 [M]//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11]张广利,杨明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2]Bryson,Valerie.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M].Macmilian,1992: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