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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英雄

2012-05-08青禾

小说界 2012年3期
关键词:秋菊母亲

青禾

中国作协会员,已发表、出版长篇小说十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部、散文随笔两百多篇,共计四百多万字,多次获省级文学奖。

阿狗的大名叫汪明亮,阿狗是他的小名,小时候只有他的父母亲这么叫,后来我们也这么叫,再后来,整条街都这么叫,后来的后来,学校里的同学、单位里的同事,都这么叫。知道他大名的,只有学校的老师和单位的领导。有一次,大约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和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打架,两个人扯在一起,老师一着急,脱口大叫,阿狗,快松手。阿狗松了手,很吃惊地看着老师,老师姓李,长得很好看,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的三妹说,他梦见过李老师亲他,他喜欢李老师叫他汪明亮的声调,和唱歌一样。他没想到她也叫他阿狗。李老师对他笑了一下,说明亮,你怎么能在学校里打架呢?阿狗把脑袋歪到一边说,是他先动的手。说完,扭身就跑。

阿狗是我母亲的干儿子,有一阵子,差一点成了我的三妹夫。我们是邻居。我们那条街是老街,古早时叫探花街,民国时期改名大同路,解放后叫青年路,“文革”中又因“青年”太中性而改名卫东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现在,还叫青年路。青年路只有大约七米宽,两辆汽车交会要十分小心,放慢速度不用说,还要按好多次喇叭。因为路边总会有小板车、独轮车、带大货架的自行车或是卖水果卖贡糖卖麻糍卖烤地瓜卖油炸甘蔗虫的小贩担子。那些主人喜欢热闹,听到喇叭声,爱理不理的,慢慢吞吞地挪开自己的车子担子,汽车才得以通过。后来,两头的路口立了牌子,不准大型汽车通过。两边的房子都带骑楼,闽南人叫“雨脚骑”,下雨天,你在街上走,从头走到尾,不用带雨具,大热天,再毒的日头也晒不着你。

老人们说,青年路有两个地方在外面有些名气。一是一条叫何衙内的巷子,巷子很宽,全是青石板铺成的,巷底有一片大厝,是明代探花何士奇的老屋,里面有小姐楼,有花园、树丛、假山、水池,小时候,我们和阿狗常常到那里玩一种叫“救国”的游戏。我至今弄不懂那个游戏为什么叫“救国”:一个人把眼睛蒙住,数数,或五十或一百,其他人就四處躲藏,数完数,被蒙住眼睛的那个人就来找,第一个被找着的,就蒙眼睛,如此反复。阿狗被蒙眼睛的时候很少,他总是能别出心裁,躲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让你找不着。只在游戏开始时,他偶尔要蒙眼睛,因为第一次是用“锤子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的,锤子、剪刀、布,按理,以他的机灵是不会输的,可他一定要输给我的三妹,他蒙眼睛之后,第一个找到的,也一定是三妹。三妹常常不把藏真当回事,有一次还站在水边对着自己的倒影出神。何探花的大厝如今已不存在了,改革之初,拆了,盖了一片宿舍楼,是本市最早的套房楼,住的都是政府机关干部,现在叫公务员。还有一个去处,是建于前清同治年间的教堂,哥特式建筑,百年来它一直是我们青年路的最高建筑。当然,现在它已经淹没在一大片高楼大厦之中了。听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中外闻名的文学大师的父亲,在上个世纪初,曾经是那座教堂的牧师。小时候,礼拜天早上,我们常常在礼拜堂外面听圣歌,其实我们对圣歌不是很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糖果,听说能进去唱歌的小孩,都能分得好几粒牛奶糖。当然,我们是不会进去唱圣歌的,那是“吃教仔”的事情,“吃教仔”是本地对信洋教人的蔑称,而我们的母亲是信佛的。然而,阿狗总能混进教堂,并拿到牛奶糖。和他共享牛奶糖的只有三妹,问她,阿狗是怎么进去的?她不说。这家伙,嘴巴被阿狗的牛奶糖粘住了。

三妹的小名叫燕子,说到底,这燕子的名字是阿狗叫出来的。那个时候,三妹不到两岁,天天放在我们家门口的“雨脚骑”下,阿狗四岁,住我们家隔壁,每天都围着三妹的“椅轿”转。“椅轿”是本地一种专供小孩坐的竹椅子,有座位有扶手有护栏,吃的玩的东西可以放在扶手上。阿狗喜欢围着三妹的“椅轿”学我们叫“囡仔”,“囡仔”是本地对小女孩子的昵称。阿狗不是本地人,他是不久前从龙岩来的,他叫“囡仔”的音调和闽南话“燕子”一样,很搞笑,也很好听,我们就学着他叫“燕子”。那个时候,每到春天,便有许多燕子在我们“雨脚骑”顶上的木梁边做窝,唧唧喳喳地叫。有天早上,母亲听阿狗叫“囡仔”,又看了看屋檐下的燕子,说,那就叫燕子吧。

三妹出身贫寒,却天生任性,小时好哭,哭起来没完没了,好像天底下所有人都欠她什么。你越哄她越哭得天花乱坠,本地话叫“越哭越有花字”。只有阿狗能让她不哭,甚至破涕为笑。她一哭,阿狗就叫着“囡仔”跑过来,先给她做鬼脸,做完鬼脸就唱歌,唱的是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大人小孩都会唱:“戴花啊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阿狗边唱边围着三妹的“椅轿”转,还扭屁股,三妹的头就随着他转,唱到最后一句,阿狗在她的面前顿了脚,把两个大拇指伸到三妹的眼前,三妹就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时候我们这座闽南小城还没有幼儿园,“幼儿园”只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名词,偶尔出现在大人们谈论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时。阿狗整天和我们在一起。阿狗的父母亲都上班,带他的是他姐姐,叫春梅。春梅比阿狗大好多,比我都大两岁。母亲说,春梅不是阿狗的亲姐姐,是新妇仔。本地闽南话“新妇仔”就是童养媳。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阿狗是个小帅哥,唯一的缺点是瘦,因为他不好好吃饭。每次吃饭,都是春梅端着饭碗跟在他屁股后面,来回跑。阿狗的饭碗里不缺好料,他的饭碗一过,我们便会流口水,里面全是鱼和肉,鱼是清蒸的,鱼骨鱼刺全被春梅剔除得干干净净,雪白细嫩的,小山一样的浮在碗面,十分诱人。肉是精肉,剁碎了放进上好的酱油煮,那个香啊,没法说。可是,阿狗就是不吃,跑,让姐姐追,追上了,千说万说,才吃一口,然后又跑。那时,我们家半个月才吃一次肉,肉是三层肉,三层肉煮酱油,酱油是一斤五分钱最次的酱油。酱油本地话也叫豆油,原本应该是用黄豆做的,而我们的酱油,听说是用头发熬出来的,有一股烧焦了的头发的味道。我从小就想到酱油厂去探个究竟,一直没机会。父亲挣的工资少,好在母亲会持家,每天五分菜金,雷打不动,半个月吃一次肉,半个月吃一次鱼。1950年代末,本地三层肉一斤六角,不是过年过节,母亲多半只买半斤,三角。鱼是黄花鱼,咸的。当时黄花鱼没有现在金贵,一斤三角五分钱,太咸还没人要,摆在那里惹苍蝇。我们平常吃的是沙蜊仔煮酱油。沙蜊仔是龙江沙滩上的物产,一斤三分钱,鲜、甜,还有点腥,煮的时候要放生姜片。“腥”在当时不是坏字眼。人们常说,“肚子里没有一点油腥,整天饿得咕咕叫”。阿狗就喜欢三妹碗里的那点腥味。三妹碗里,就是白稀饭浇上沙蜊仔煮酱油汤。没人的时候,春梅就求三妹和阿狗对换吃,于是两个人都吃得兴高采烈。吃完了,春梅会拿着空碗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她母亲高兴了,就会奖励她,或一句好话,或一个笑脸,有时,甚至还会给她一分零花钱。

春梅这样做要十分小心,不能让她的母亲看到。我也会站在她家门口掩护她,她母亲一有动静,我就大声咳嗽,听到我的咳嗽声,她立即夹一块肉,随时准备把它塞进阿狗的嘴里。她的母亲我们都叫她玄婶,因为她的丈夫,也就是阿狗的父亲大名叫汪玄。玄婶对所有人都十分和善,开口就笑,还常常在三妹的“椅轿”上放奶糖,唯独对春梅十分严厉。有时,她明明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说话,一见到春梅过来,她的脸立即就变得很严肃,你来做什么,又不是三岁的孩子,快去做饭。而春梅有时明明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说着什么,一见到她母亲过来,立即就闭了嘴,低头走开。我母亲说,春梅遇到玄嫂,就像老鼠遇见猫。

玄婶和玄叔都在东风制药厂工作。那时候东风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东风象征社会主义,西风象征资本主义。伟大领袖说过,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玄叔是东风制药厂的技术员,玄婶在厂里当会计。听说,玄叔解放前是资本家,自己开药店。对私改造、公私合营后才进了东风制药厂。母亲说,他们不是本城人,是龙岩人,解放前在龙岩和本城都有药店,还雇伙计。汪家在本城的药店就开在我们家隔壁,难怪他家的厅那么大,还放着一个巨大的玻璃柜子。还有,他家楼上面街的窗门下,是和房子一样宽的大招牌,上面两边是两只斜挂的葫芦,中间是三个浮雕的大字:济世堂。母亲说,以前济世堂什么药都卖,但真正好药是他们自己做的中成药“和春散”和“保圣丸”,和春散专治花柳病,保圣丸是滋阴补肾药,都是祖传的,有奇效。母亲说,解放后,玄叔把保圣丸的秘方和制作工艺献给政府,所以政府让他当了制药厂的技术员。而那个和春散的方子,政府不要,说现在哪来的花柳病?那是旧社会的一块毒瘤,早就让人民政府彻底切除了。是啊,妓女没了,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哪来的花柳病?母亲又说,其实玄婶是玄叔的细姨仔,玄叔的大某在龙岩。本地话“大某”是大老婆,而“细姨仔”就是小老婆。这些话都是母亲在一天半夜对父亲说的,她以为我们都睡死了。而那天晚上睡觉前我多喝了一杯水,被一泡尿憋醒了,全听到了。不知道母亲这些消息从哪里来。母亲当时很热衷于街政府事务,人称“街桌布”,或许是从街委会听来的,也有一种可能,是玄婶告诉她的,母亲人缘好,什么话都能听得到。当然,我知道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去的。

阿狗家楼上,挂着一幅字,听春梅说,是玄叔的祖父写的,“慎内闭外,多知为败”。字写得很正很白,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玄叔玄婶还有他们的家世,对于十来岁的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

那时我对什么都好奇,但许多事想不明白,就想从春梅那里探听一点什么,来填补问号挖出来的空洞。春梅虽然只比我大两岁,可她比我高出一个头,那长相那体态,完全是一副大人的样子,胸部高高的,一条长长的乌黑的大辫子,在腰间闪来闪去。可是,每当我旁敲侧击地向她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她总是一脸茫然地说,大人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你问这做什么?好玩,我说。她便笑,笑得很开心,说,阿婶说你聪明,什么都想知道,还真是的,哦。阿婶是她对我母亲的称呼,哦,是她的口头禅。什么话她都能加个“哦”字,或前或后,“哦”字一出,她的傻相就出来。有时我母亲和她说话,也会跟着她“哦”一下,过后便说,这孩子白长了那么高的个子,傻。然而我私下里想,春梅是真傻还是装傻,拿不准。

有一天下午,说好了我们要带阿狗放风筝的,可我一直等到三点多还不见春梅的动静,以为她忘了,便去找她。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推了进去。我要说明一下,我不是随便就去推别人家门的人。那个时候,我们青年路,不管哪一家,门都是虚掩的,当然,每家每户的大门外,都加了一道“掩格仔门”,掩格仔门是用竹子做的,用一根竹杆横穿,可以向左右方向来回推拉,以挡住人们的视线,里面的人可以看见街上行走的人,而外面路过的人却看不见里面的动静。我轻轻地走进阿狗家大厅,没人,走到厅后的房间,春梅斜躺在床上,一只胳膊成三角形支撑着自己的身子,另一只胳膊护着阿狗,原来阿狗还没睡醒。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让我别出声。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她示意我低下头,在我的耳边说,等一下,让他睡个够,他昨晚没睡好,吵得很,才睡下。我闻到一丝香气,弄不清是哪来的。我退出房间,想上楼去看看风筝。风筝是我和春梅做的,我们就在阿狗家楼上的露台上放风筝。春梅见我朝楼上走去,使劲朝我摇手,我以为她叫我把脚步再放轻,我一边点头一边猫一样地爬楼梯。

我人未爬上,头刚伸出二楼的楼面,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别说动,连气都不敢喘。我看到玄叔光着身子躺在地上,玄婶跨在他的身上,不停地在他的身上按摩,她做得很专心,很用力,我甚至可以听到她的气喘声。而玄叔却死人一般,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是闭着的。玄婶的头上,就是那幅“慎内闭外,多知为败”的字。好在是大热天,要不玄叔准得冷死。我正想悄悄地退下来,却听到玄婶说,好些了吗?她显然是对玄叔说的。死人一般的玄叔突然伸出双手将玄婶抱住,玄婶一下子就跌落在他身上。我不敢看,闭上了眼睛,悄悄地后退。退到楼下,正好撞在春梅软软的身上。她将我紧紧抱住,用手掩住我的嘴,把我拖到她的房间。阿狗还没睡醒。她放开我,小声说,你把我吓死了。我抬头看她,她的脸色比墙还白,我想说什么,她抢着说,不管看到什么,对谁都不能说,懂吗?我点头,她又说,包括对你家所有人,就当你什么也没看见。我说,我看见了,怎么能当没看见?她“哦”的一声,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我说,不穿衣服躺在地上??她伸手堵住我的嘴,不让我说下去。这时,楼上传来一阵异样的声音,春梅下意识地将我抱住,仿佛怕我再跑上去。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不由自主地贪婪地吸了口气,她动了一下,把我抱得更紧。我感觉到她粗粗的喘息,她的辫子在我脖子上微微挪动,痒痒的,很舒服。

这时,我听到阿狗说,春梅,我要尿尿。阿狗不知什么時候坐在床沿,他的声音很大,且包含着明显的不满。我们吓了一大跳,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玄婶的声音从楼上滚下来,如一阵响雷,你死了吗?春梅,阿狗要尿尿,你没听见?春梅一边大声说,知道了,一边朝我挥手,让我赶紧走。我像小偷一样迅速地溜出来,坐在我家门口喘气。

阿狗从他们家楼上天窗摔下来,是第二天下午的事情。阿狗家的房子比我家深得多,前厅原来是店面,后面是一个房间,与楼梯相对,再后面是后厅,后厅是吃饭厅,最后面是厨房。饭厅的楼上是露台,中间开一块一米见方的天窗,为的是给饭厅提供充足的光线。我们都喜欢那个天窗,它是后厅的一道风景,随着日光的移动,可以在地上变化出许多灿烂的图案。平时,天窗是用一块玻璃罩罩住的,那天不知怎么的罩子没盖上,阿狗就是从那里摔下来的。听春梅说,那时他们正在上面放风筝,注意力都在空中。

那天下午我没和他们一起放风筝,因为母亲让我和她一起到何衙内大厝找先生娘坐。人们大都不知道先生娘姓什么叫什么,母亲叫她先生娘,街坊邻居都叫她先生娘,因为她是何先生的妻子。何先生是城西中心小学校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听过胡适先生的讲演,这是先生娘告诉母亲的,母亲告诉父亲时说的是“乌色先生”,“胡适”本地话说起来和“乌色”没有区别,母亲不识字,所以不知道胡适是何人。何校长是明代探花何士奇的后裔,何士奇后来官拜南京礼部侍郎。听说何先生打成了“右派”,先生娘哭了好几天,母亲是去安慰她的。没有文化的母亲和先生娘交上朋友,是因为她常常为先生娘做袜子,补衣服。那个时候提倡节约,勤俭持家,一件衣服穿九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母亲为了贴补家用,买了一部缝纫机,为人补衣服,私下里收点钱。母亲补的衣服好看大方又耐磨。何先生的外衣,总是在两个胳膊肘的地方磨损,而经母亲修补的地方看不出是“补”,倒像是特意加上去的装饰,朴实美观,何先生十分满意。还有,母亲发明一种办法,把新袜子从底部剪开,再缝上特制的底,又耐穿又舒服,何先生也十分赞赏。那天下午,我们在先生娘家坐了很久,我们去的时候先生娘还在掉眼泪,我们走的时候,先生娘的脸上已经有了笑容,也不知道母亲和她说了些什么。她们说话的时候,我和先生娘的女儿小慧一起看书,他们家有许多书。我们是同班同学,她少我一岁,跳级,考试的时候,我们总是全班一二名,有时她第一我第二,有时我第一她第二。先生娘夸我聪明的时候,母亲就说,他大一岁,多吃了几百斤大米。

我们是在先生娘家大厅那座古香古色的大钟响了四下的时候回家的。刚到家门口,我正想着要不要上阿狗家找春梅放风筝,就听到春梅一声惊叫,紧接着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声音十分恐怖,把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母亲在第一时间醒悟过来,一个箭步冲进阿狗家。我定了神想进去的时候,母亲已经抱着满脸是血的阿狗跑了出来,冲着我大喊,快叫三轮车。我跑到四岔路口,拦住一辆三轮车。母亲也到了路口,她跳上车,大声说,医院,快。

阿狗从天窗摔下来,头撞到饭桌上的一只菜碗,把碗撞破了,也把额头撞裂了,缝了七针。等玄叔玄婶闻讯赶到医院时,阿狗已经会张嘴说话了。

四邻都说阿狗的命是母亲抢回来的。当时阿狗流了好多血,母亲一手抱住他,一手按他的额,血从她的手指缝流出来,滴到地上,好几个邻居都看到了。有位邻居还指着“雨脚骑”下的血迹对玄婶说,要是没有阿莲,阿狗就没命了。阿莲是母亲的名字。三妹当时吓得大哭,反复叫,阿狗死了吗?阿狗死了吗?春梅使劲地捂住她的嘴,骂她乌鸦嘴。

出院后,阿狗就认我母亲为“契老母”,这是本地话,也就是干妈的意思。从此,阿狗就和我们一起叫我母亲阿母,叫我阿兄。名正言顺地和三妹换饭吃。因为这件事,春梅挨了骂还挨了打,但她十分的开心,因为她从此不用为阿狗不吃饭而犯愁,不到一个月,阿狗就胖了起来,又白,调皮灵动,人见人爱。

阿狗被学校开除的时候,我已经念高中了。因为他的事,母亲找了学校校长。校长是女的,姓张,自从何先生划了右派,她就当上校长。她刚当校长的时候,我们都不喊她校长,我们心目中的校长还是何先生,何先生已经不当校长当校工了,扫地,敲钟,送报纸。但我们还叫他何校长,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师,也叫他何校长。张校长原来教我们算术,教得很爛,她那个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可额前总是留着刘海,因为她脸长,想掩盖过去,我们背地里还是叫她马脸,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但那个时候我们就时兴给老师和同学起外号,没办法。张校长有一次开会,说,你们不叫我校长我无所谓,为人民服务分工不同而已,怎么叫都是一样。可是你们不能叫他校长,这是立场问题,说得严重一点,管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校长,是在向党示威。她说得很严肃,可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归笑,从此我们不敢叫何先生何校长了,不叫又心里过不去,看到他,我就远远地躲开。母亲和张校长说了半天,张校长还是坚持要开除阿狗,母亲就火起来,母亲一火起来就骂人,母亲骂人很难听,张校长倒有很好的涵养,不生气,只冷冷地问,你是他的什么人啊?母亲说,我是他契老母。张校长就笑了,说让汪明亮的父母亲自己来。玄叔玄婶不敢到学校去,他们说,没脸。其实,真正的原因母亲是知道的,他们胆子小怕事。何先生划右派的时候,玄叔在厂里也差点被划上右派。听说厂党支部书记在全厂大会上说,帽子拿在我们手上,看他的表现,什么时候不老实,什么时候就给他戴上。

被学校开除的时候,阿狗才念三年级。说起来这事还和三妹有点关系。三妹念一年级,有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子,无缘无故地抓三妹的辫子,那时母亲给三妹梳两根羊角辫,辫子上还扎了两只蝴蝶结。阿狗自己很喜欢抓三妹的辫子,抓一下,三妹骂一句死阿狗,他就乐得笑个不停。可他不许别人抓三妹的辫子,于是就找那个六年级的男生打架。他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个打赢了的男生居然当着阿狗的面抓三妹的小辫子。阿狗说,你等着。那个男生大笑而去。谁也没想到,那男生刚在教室里坐定,低头从书包里掏本子的时候,阿狗拿着一块破砖头,冲进教室,朝他的脑后勺砸了下去。让你再抓辫子。

玄叔玄婶在母亲的陪同下,到那个男生家赔礼道歉,并给足了医药费和营养费。那男生的父母倒是通情达理,也不要求开除阿狗,就是张校长一定要开除,她说,这样“横”的学生不开除,学校没法管理。“横”是本地话,意思是蛮狠不讲理。张校长说阿狗“横”的口气有点像当下国际社会说塔利班。何先生也找张校长谈过阿狗的事,何先生的意思是,小孩子可塑性强,思想教育为主,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当时何先生的右派帽子虽然已摘掉了,但张校长在会上说,摘帽右派也是右派,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何先生是想了很久才找她谈阿狗的事的,他还引用了陶行知的话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张校长冷笑,她喜欢冷笑,她冷笑的时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嘲讽的味道。她冷笑着说,你以为用砖头砸人脑袋的人会是瓦特、会是牛顿、会是爱迪生?何先生说,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只是说,不要急于把他赶走。张校长说,不是我们把他赶走,是他自己要走,放着阳光大道他不走,偏走独木桥。何老师啊何老师,我说你什么好呢?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把立场把感情转到人民这一边?你知道那个汪明亮的父亲是什么人吗?资本家。这一下,何先生不敢再说什么了。这些,是后来何先生的女儿何小慧告诉我的。

阿狗被学校开除,他的“横”也随之名扬青年路。“横”也叫“蒙面”,不怕死。比他大几岁的男孩子都怕他。几年间,他就成了我们青年路的“歹囝头”。开头,是春梅罩着他,他到哪里春梅跟到哪里,她绝不允许有人和他的弟弟过不去。当然,谁对他的弟弟好,她就待谁好,她是我们青年路真正的孩子头。后来,春梅出嫁了,阿狗也长大了,成了真正的“歹囝头”。春梅嫁给部队的一个连长,结婚之后就跟丈夫到贵州去了。听说临别时,她抱着阿狗哭了一个晚上。母亲说,真是难为了她,阿狗是她带大的,比亲弟弟还亲。我一直弄不清楚春梅为什么那么快就结婚走人,听说,这门亲事是她亲生父母介绍的,是她老家的一门远亲,一说就成,一拍就合。这也是缘分啊,母亲说。

我是在春梅走了三天后才知道她走了,那时我在学校里住宿。星期六回家听说春梅远嫁贵州,我的心酸溜溜、空落落的。我依稀闻到她身上的香气,想,她应该告诉我一声才对啊。母亲见我愣愣的,突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说这是春梅的地址,她说要是阿狗有什么事的话,就给她写信。我的心又冷了一层,她心目中只有阿狗。我把纸条还给母亲,说你留着吧。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母亲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春梅,讓我给她写信,却找不到那张地址。那年,我们家搬走了。我们家的房子本来就是租的,母亲一直想把那房子买下来,最后没买成,因为父亲不同意,父亲认为有了房子就有财产,人家就会把你往资产阶级上划,何苦花钱买一副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房子我们不买别人要买,我们就得搬走。新房子比原来更小,我就住到学校去了。那几年,为了考大学,我没少努力,可是,后来大学也没考成,因为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久,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闹革命”了。

我们下乡的时候,阿狗没下乡,因为他是独生子,父母身边无子女,可以留城。他不但没下乡,他父亲还提前退休,让他补员,进了东风制药厂。那个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一名国营工厂的工人是十分让人羡慕的。

阿狗常到我家,每次来都没空手,一条鱼、一块肉、一瓶酒、一袋水果什么的,还没进门就大叫阿母,把母亲叫得乐滋滋的。那时阿狗的名声不好,本地话叫“歹囝浪荡”,常常听说他和谁谁打架,又被叫到公安局派出所。他每次来,母亲都问他,最近学好了没有,还打架?他做出一副十分冤枉的样子,说阿母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喜欢打架的人吗?都是那些爱打架闹事的人乱说,无影无迹,我每天都老老实实地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真的?真的。不信,你去问我们厂领导。他知道母亲不会去问。阿狗如今长成一个少年家,一表人才,嘴巴又甜,母亲越看越喜欢。他额头上不是有一块疤吗,小时候,母亲喜欢摸着他的疤说,我们阿狗啊,什么都好,四方脸大眼睛,牙齿又白又整齐??就是这块疤,以后,把头发留长一点,盖住它。阿狗就说,阿母你摸啊,使劲地磨,把它磨掉它就没了。母亲就使劲地在他的额头上抚摸,他就倒在母亲的怀里嘻嘻地笑,弄得三妹很吃醋,总是羞他不要脸,又不是你的亲娘,弄得比亲娘还恶心。也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以后,阿狗额头上的疤居然就没有了,只剩下隐隐约约的一条上弦月形的暗线,反倒在他的脸上凭空增添了几分英气。阿狗常来,他的心思母亲是清楚的,他喜欢三妹。开头,母亲并不怎么放心,因为他没有固定的职业,自从他补员进了东风厂,母亲就从心底同意了。阿狗名声不好,但他不是真坏,她心里明白,从小看着他长大,能不明白?况且,母亲看上了玄叔玄婶,她以为三妹找上这样的公婆,是她的福分。

无奈三妹看不上阿狗。虽说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但三妹心高气傲,她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运轻易地交到别人的手里。三妹没读几年书,却鬼迷心窍,不可救药地爱上文学,想当现代李白,整天写一些谁都看不懂的句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那些句子全抄在一本蓝色的本子里,宝贝似的锁在她自己的箱子里。其实,我们谁也不会去看她的东西。偏偏阿狗对她十分崇拜,总是想法子要看她的诗,他越想看,三妹就越瞧不起他,这事有点怪。有一次,阿狗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三妹的一首诗,很神秘地对我说,阿兄,你给我讲讲,这里写的是什么?我说我不看,什么狗屁东西,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我越这样说,他就越觉得三妹的诗写得好,对三妹就越是一往情深。还时时跑到三妹的知青点去,弄得那个知青点都知道,三妹有一个很帅气的崇拜者和很死迷的追求者。死迷是本地话,就是执着。

三妹对阿狗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很大方,每次去,都带许多吃的东西,与三妹知青点的男知青喝酒聊天,去多了,三妹不理他,他无所谓,他已经和知青点的男知青们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晚上,他喝高了,站在晒谷场上大声朗诵三妹的诗:“我低头,看见一颗闪亮的星星。我抬头,找啊找啊,却找不见她的身影。是一潭污浊的水啊,偷走了我,那颗飞翔的心。”你们知道这诗是谁写的吗?是我未来的老婆——燕子。燕子,燕子,我的燕子! 他大喊大叫,招来了许多看热闹的农村小孩,弄得三妹又羞又恼,无地自容。一怒之下,她收拾东西,连夜回城。

从此,三妹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再也不安心在乡下劳动,谁劝也不听。后来,她考上了省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就留在省城教书,再也没有回来。

三妹还没考走的时候,阿狗还是常常往我们家跑,可是,来的时候不对,以前三妹回城他就来,后来,他专挑三妹不在家时来,陪母亲聊天,帮母亲做家务。当时我们都下乡了,家里就母亲和父亲两个,母亲是家庭妇女,没上班。阿狗一来,母亲就知道他昨晚上的是夜班,就说,阿狗怎么不回家睡觉。他说,我不困。母亲知道他的心思,就说,阿狗,三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命比纸薄,心比天高,你别老想着她,听阿母的话,找一个比她更好的。阿狗就笑着安慰母亲,说他来纯粹就是为了看她老人家,和三妹没关系。

那段时间,我都在乡下,回家很少,先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农村,很投入地学农活,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有了上大学的希望,就专心地复习功课,再后来,就考到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去了。阿狗的事,是回家时母亲三言两语地说给我听的,也没怎么当回事。说心里话,我也不太赞成三妹与阿狗谈恋爱,倒不是因为阿狗的名声不好,而是因为,三妹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在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不合适,更谈不上幸福。

就在三妹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的那年冬天,阿狗闪电般地结婚了。对象是三妹的朋友,下乡时同一个宿舍的舍友,叫雷雁,我们都叫她小雷。小雷不是本地人,是北方人,她的父亲是南下干部,时任市公安局某科科长。小雷是在阿狗到乡下追三妹时,偷偷爱上阿狗的。她先是被他的外表所吸引,然后,她就爱上他的“死迷”。小雷父亲始终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阿狗是公安局西城派出所挂了号的“歹囝”。十几年来打架斗殴的记录从没间断过。小雷说,他又不和我打架。她父亲说,你爱他什么?她说,他“死迷”,会疼人,疼老婆是一个男人最大的优点。她父亲说,你会后悔的。小雷从小被惯坏了,我行我素,你越反对,她越执着,她认定了,三驾马车都拉不回来。

阿狗结婚的时候,母亲代表他的父母亲,当他的长辈,坐在婚宴的主席位上。玄叔退休让阿狗补员,本想他有了固定工作,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想阿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是经常打架,一气之下,就回了老家,不久,玄叔就在老家病倒了,玄婶就跟了回去,把阿狗托付给我母亲。他们的走,实在是对阿狗失望。而母亲说,其实,阿狗也不是他们亲生的,是玄婶娘家小妹的儿子。还说,玄叔年轻时得过花柳病,不会生育。这些都是母亲听来的,可信度很值得怀疑。母亲心地善良,耳朵轻,人家说什么她就信什么。母亲的这些关于玄叔玄婶的家事,大都是听东风制药厂的一位女工说的,那位女工原来就住在我们家的斜对面,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然而,阿狗结婚的时候,阿狗的父母亲没出席,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也不是全不管,他们给他寄了一千元,作为结婚的费用,那个时候,一千元可不是小数目。

阿狗的婚礼办得很热闹,摆了二十桌酒,来的大都是阿狗的那些酒肉朋友。女方的父母亲都没来,他们不认这门亲事,不认这个女婿,也不认这个女儿。母亲上门请了三次,没用。用母亲的话说,她是热热的脸孔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但母亲不后悔,她是尽心了,礼数也做到了。对于女方父母的决绝,母亲持宽容态度。她说,老雷是北方人,不是本地人,要不,不会这样不懂规矩。北方人在本地被称为“北仔怣”,不懂本地的礼数。怣就是傻,失在心上,不傻才怪。女方只来了小雷的几位工友和小学的同学,还有就是原来知青点的队友,当然,三妹没有出席。她甚至不知道阿狗结婚的事,没人告诉她。阿狗结婚那天晚上,母亲很高兴又有点伤心,高兴是为阿狗,看着阿狗和小雷,多么般配的一对,她笑,笑得很甜蜜。她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儿子和儿媳来看的。她很為阿狗感到骄傲,他走的是正常人所走的路,他今年结婚,明年她就有孙子抱。而她的亲生儿女们,个个都让她很操心,男大不娶,女大不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正是她伤心的事。当然,这其中最让她不放心的是三妹,触景生情,站在阿狗身边,和阿狗一起向各位来宾敬酒的,本来应该是三妹。母亲就是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多喝了几杯,一回家就沉沉入睡。

母亲还是被小雷的敲门声惊醒的。新娘子说,阿狗没回家。母亲一看时钟,已经是深夜三点钟了。母亲的酒被吓醒了,和新娘子一起回到青年路,进了门就听到阿狗的鼾声,原来,他在楼下的房间睡着了。小雷也喝多了,一觉醒来,发现床上没人,马上就想到他一定出事了,紧接着就想到母亲,就慌慌张张地跑到我家来了。母亲和新娘子一起把阿狗拖上楼,放到新床上。阿狗一个翻身,抱着新娘子叫春梅,新娘子大惊,如果他叫的是三妹,新娘子可以理解,甚至会体谅他,更爱他。小雷一下站起来,对母亲说,阿母,阿狗叫什么?母亲说,他叫春梅。他还有另一个女人?母亲笑了,说,不是另一个女人,春梅是他阿姐。这孩子,有情有义。于是母亲就向小雷讲春梅。

阿狗结婚之后,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有一年还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大家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那年阿狗三喜临门,一是生了个大胖小子,二是评了先进生产者,三是得到小雷父母亲的认可。小雷母亲抱着外孙,笑咪咪地说,看在这小子的份上,就认了这个歹囝女婿吧。本来,小雷和阿狗商量好了,孩子出生后,就请母亲去帮他们带孩子。可人家外婆不让,宝贝似的抱回娘家去了。阿狗从此收心,不再和社会上的那班酒肉朋友来往,老老实实地上班下班,围着老婆孩子转。日子过得顺心,人也发福了,小肚子突了出来,小雷摸着他的肚子说,这哪里是阿狗啊,成阿猪了。我的小肥猪啊。阿狗就抱着她在屋里转。

我母亲站在一边看。阿狗小夫妻说笑,从不避母亲。母亲看着看着,便掉眼泪,她想起三妹。阿狗说,阿母怎么哭了,母亲说,欢喜啊。阿狗就把小雷放下。那天,母亲回青年路看他们,顺便看看老街坊们。母亲念旧,虽然搬走了,却常常回青年路走走。当然,她最常去的,除了阿狗那里,就是何衙内先生娘的家。

何先生是“文革”结束的那年冬天去世的。何小慧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何衙内大厝那么大的一片房子就住先生娘一人,很孤单。何先生的身体是“文革”中被造反派打坏了的。他是右派分子,摘了帽的右派还是右派。但是他是死老虎,“文革”刚开始抓他们批斗,戴高帽游街,一阵风过去了,造反派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张校长身上,说她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先生想不通,说她什么缺点都不为过,说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是冤枉了她,就不识时务地为她说了几句话,结果惹火烧身,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折磨,把身体搞垮了。

阿狗的孩子叫小明,小明七岁那年,阿狗故态复萌,犯了事,被关进了牢房。这事说起来,要怪我,是我多嘴,引发了一场灾难。

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日子过得虽然不精彩,却还顺当,上课下课,读书写文章,评讲师副教授教授,走所有高校教师要走的路。只是我的终身大事尚未解决,我和何小慧的关系,不死不活地拖着,她不急,我也不急,我们没有激情,只有事业。虽然她和我不同校,但我们暗中较着劲,我们从小学起就暗中较劲,她优秀毕业生,我也优秀毕业生,我留校她也留,她评讲师,我也评讲师。她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我也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谁也不肯认输。可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我母亲和她母亲都急,她们给我们的指示是,要么赶紧结婚,要么吹,大家都另找更合适的对象结婚。我正想着和她商量结婚的事,何小慧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提出分手。我说,你找到心中的白马王子?她说我无聊。我说,总得给个理由吧,青梅竹马,说分手就分手?她说,我决定调回家乡去,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这下可真把我难住了。我已经上了讲师,并考上了在职博士研究生,用我导师的话说,在这个领域,我前途无量。在我们这个领域,导师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科学家,从不随便说话。何小慧看我不说话,哼的一声,走了。她真能做得出,说走就走,连人带关系,一个星期内,在上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我踌躇彷徨的时候,接到母亲的电话,那个时候长途电话十分稀罕,没有大事是不打的。这个长途听说是阿狗陪母亲到邮局打的,我和母亲通话时,阿狗就站在电话间的外头。母亲兴奋地告诉我,说阿慧回来了,你也回来吧,这里也有学校,要教书在哪里不一样?

“文革”前,我們家乡有一所本科大学,是省属第二师范学院,“文革”中解散了,刚刚复办,急需人才。我于是决定利用暑假回家看看。

我记得那天很热,阿狗到家里看我,一进门就把衬衫给脱了,说热死了,这鬼天气,不让人活了。我看着他身上的赘肉说,日子果然过得清爽,雷雁会疼人,要是和三妹,你就没有这么舒服的日子过。他说,三妹怎么啦?我脱口说,离婚了。阿狗说,不是好好的吗?我苦笑了一下,她的日子啊,好不了。我说的是三妹的性格,她至今还生活在天上,与这世界格格不入。我说话的时候,母亲一直用眼睛瞪我。一向以来,我们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在阿狗面前提三妹。也就不说了。阿狗也不再问,我们的话题转向他家小明,他说,小明过了暑假,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

我至今还弄不懂阿狗是怎么上的省城,怎么找到三妹的前夫。反正,他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把三妹的前夫堵在省城一条偏僻的巷子里,那里距离三妹的住处不足一百米。关于阿狗这次行凶,是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同学告诉我的,他大概看了当时的笔录,情节与细节有点类似后来的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镜头:

省城的某小巷的深处,严风厉雨,伸手不见五指。

阿狗:你就是三妹的丈夫?

那人:不是丈夫,是前夫。你是谁?

阿狗:你管不着。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和三妹离婚?

那人:不是我要和她离婚,是她要和我离婚。

阿狗:胡说!我看你一定有了第三者,那婊子是谁?叫什么在哪里?

那人:不可理喻。

阿狗:什么?什么李?有叫四个字的吗?是个日本女人吧,你小子能啊。

那人:神经病。

阿狗:你骂谁?

阿狗亮出他的刀,一脸凶相。一个闪电从他们的头上走过。

那人:这位兄弟,你一定是误会了,我说了,不是我要和她离,是她一定要和我离,她说,这样平庸的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我没有其他的女人,没有第三者,我可以对天发誓。

阿狗:就算你没有第三者,也是你把她逼得无路可走了。

那人:不讲理啊。

阿狗:你回去,去和她和好,向她赔礼道歉,你们一定要复婚,好好过日子。

那人:这不可能,你对她不了解,一点也不了解。

阿狗:放屁。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不了解她谁了解。

那人:我明白了,你是阿狗。

阿狗:你认得我?

那人:你想知道她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阿狗:她向你提起过我?

那人:她说过,不止一次。

阿狗:她说我什么?

那人:她说你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家伙。

阿狗:你去死吧。

阿狗给了他一刀。

好在那一刀没有把人捅死。阿狗被判了七年徒刑。

母亲说,三妹听到阿狗入狱的消息,只说了一句话,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阿狗在监狱里蹲了五年,由于表现好,提前释放。阿狗出来的时候是母亲和春梅一起去接他的。阿狗被判刑的那年,雷雁就和他离婚了。那时她已经不是少女小雷,她已经是少妇雷雁了,没有浪漫,只有现实。她知道她没有什么盼头了,阿狗就是阿狗,不会因为她变成别的,哪怕是小肥猪。不久,她就带着儿子小明去了香港。听说她父亲的一位老战友的儿子在那里经商,不久前死了老婆。阿狗出狱时,小明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小妹妹了。

阿狗出来了,自由了,可他什么都没有了。家没了,职业丢了,制药厂在他入狱前就把他除名了。

阿狗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他还有青年路的房子。阿狗在监狱里学会打卤面做卤料的本事,就在自己家里开了点心店,先卖卤面,后来又加卖卤肉、卤鸭子、卤豆干、卤花生、卤笋干。青年路解放前是一条商业街,所有的房子都有店窗,卸下店窗,原来的厅就是一个很好的店面。阿狗家以前开的是药店,门面比别人宽敞,后面的天窗更让店面显得通透敞亮。

开店的本钱是春梅给的,手续也是春梅替他办的。母亲说,要是没有春梅,阿狗就更惨了。

春梅回来了,她的丈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她就让丈夫转到我们这座闽南小城。她是半年前才把家安顿好的。春梅的丈夫在部队是一位团级干部,转业后安排在市工商局任副局长,还安排了一套三房一厅的大房子。她的家很美满,丈夫对她百依百顺,她还有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她高大丰满,脸色红润,看上去很像部队家属。本地人对部队家属有好感,她们大都是北方人,性格开朗,为人爽直,好相处。春梅万事顺心,唯一让她操心的就是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对于弟弟的不争气,她一直很自责,是她把他宠出来的。我母亲说春梅的这个自责其实是没道理的,真正把阿狗宠坏了的不是春梅是玄婶。

阿狗从监狱出来时,我已经从上海调回家乡三年了。当初,在事业与爱情的天平上,我向爱情倾斜了一点点。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就怕这一点点,你以为是一点点,结果一倾斜,另一边就翘起来,再也落不回去了。我的那些留校的同学们都是博士生导师,有一位还是全国某专业学科委员会的委员,而我呢,当个硕导还争了半天。我们是新学校,别说博士点,就是硕士点也才刚上几个。物以稀为贵,争是很自然的事。何小慧比我更惨,教授评了三次,差一点没评上。但我们都不后悔,毕竟在老人身边尽了孝道,让两边的老人都过得很愉快。好在我们的儿子还算争气,博士毕业进了一个国家级科研单位的博士后流动站,问,出站后要不要到外面去溜溜?外面就是国外,现在出国跟从屋里走到屋外一样方便,所以简称外面。我们说主意你自己拿。我们不支持也不阻拦。我们的观念比我们的父辈有一点点进步。当然,阿狗出狱的时候,我们的儿子才满月,忙得团团转。那时,何家老屋已被拆了,在那里盖了几栋政府宿舍,我们分得一套三房一厅的大套房,心满意足,其乐融融。母亲告诉我阿狗出狱的消息时很兴奋。而我的反应很平淡。阿狗的事,我实在不敢再掺和了。也不想和他多有往来,我们毕竟不是同一类型的人,没法在一个思维轨道上对话。我只说三妹离婚,他怎么就会去杀人了呢。想想都后怕。

但是,我还是从母亲那里不断地听到有关阿狗的消息。总的来说,他出狱之后,日子过得还算平静。生意也还红火,有一次,我下了课,在校道上听到一男生对一女生说,走,我请你到青年路吃卤面。阿狗的卤面居然成了青年路的一个品牌。

阿狗出狱的第二年,又结婚了,对象是闽南某县山区的村姑,到城里来打工的打工妹。严格地说,他们不是结婚,是同居了,因为那个女孩子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结婚是母亲的说法,母亲和春梅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请了几桌酒。那女孩叫秋菊,我一听这名字就好笑,怎么姐姐叫春梅,老婆叫秋菊,听起来就有点古典,好像都是阿狗的使唤丫头。秋菊是和她的工友一起到阿狗卤面店吃卤面时认识阿狗的,阿狗的卤面好吃又便宜,秋菊常去吃,一回生二回熟,阿狗又天生一副讨女孩子喜欢的臭皮囊。阿狗说,秋菊,你在鞋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秋菊说,加班加点,拼死拼活,也就八百块钱吧。阿狗说,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一千元,包吃包住,怎么样?母亲说,阿狗还带她上楼看了房子,秋菊就留了下来。母亲说,这阿狗啊,人家可是一个人厝竈仔(闽南话,竈仔是女儿,人家屋子里的女儿,意为黄花闺女),没几个月,就把人家睡出肚子来了,不结婚也不行啊。

阿狗交了桃花运,生意也日见红火,这一段时间,他总是笑嘻嘻的,常常到我家送一些卤鸭掌和卤花生,他从母亲那里知道,我不抽烟,但喜欢喝点小酒,最喜欢用卤鸭掌和卤花生下酒。阿狗也喜欢喝酒,可他从来不和我一起喝。他说,阿兄那样饮酒没意思,杯子小捏不住,饮得又太慢,斯斯文文地嘬一下,像小孩子在吸奶,没劲。阿狗说的是本地话,本地话喝酒不说喝酒说饮酒,嘬就是小口吸,保留古人的说法。我的杯子,他一口一杯都嫌不过瘾。他每次都放下东西就走。有时,也让秋菊送。秋菊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白里透红的脸,脸颊上还有一对小酒窝,那对小酒窝一边大,一边小,笑起来别有一番风韵。小慧说,秋菊让她想起古代一位名人的待妾,哪位名人,想不起来。我说不会是因为秋菊的名字让你产生联想吧。她想了想,也有可能。何小慧家的书太多,她也读得太多,记不住很正常,再说,她又不搞中文,记那些做什么?总之,秋菊有点魅力,阿狗这小子艳福不浅。要是让我们学校那些自命不凡的年轻的男教师们看到,一定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大骂天道不公。

有一次,阿狗来,还是送了一大包卤料,他说,阿兄,今天做多了,你帮忙消化一些,别嫌弃,全是新鲜的,早上刚卤,新配方,你尝尝。他放下东西就想走,我说,阿狗,别走,陪我喝两杯。阿狗有点受宠若惊,高高兴兴地坐下来。那天我高兴,因为我又在国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我的导师特地为此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祝贺。过后想,其实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一年有多少人在那里发东西,发了又如何?可我当时就是高兴。人有时是很可怜的,可怜而不自知。阿狗开头不敢放胆喝,学我的样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嘬,我说,这酒是好酒。我们喝的是本地酒厂酿造的米酒,叫南山淳。米是十月冬米,就是不做酒,那米香也醉人,水是南山塔下的泉水,南山塔建于初唐,泉水则比它更悠远,千秋万代,永远的清纯永远的甜美,配方古老,工艺讲究。南山淳名不见经传,更无铺天盖地的广告,显然不是名牌,但不是名牌胜于名牌。那是真正的好酒,淳香,不上脑,不伤肝。现在人们喝酒,喝的不是酒,是酒的牌子,剑南春、茅台、五粮液,还有皇家礼炮什么的。那些东西少有真货,即使牌子是真的,里面的酒也未必真好。

我说,阿狗,你放开喝,别跟我一样,喝酒就要喝得痛快。阿狗笑了一下,还是不敢放开。阿狗对我有点敬畏,因为我是三妹的阿兄,还因为我是当老师的,他那种对老师的尊敬大约是从小慧家来的,小时候,何先生和先生娘在我们青年路是很受尊敬的。而这种尊敬的最近延伸,是何小慧。小慧是所有亲戚朋友中唯一不叫他阿狗而叫他明亮的人。阿狗到我家,只要小慧在,开门时都会说,明亮来啦。走的时候,她还会把他送到门口,说明亮慢走,有空常来玩。这种叫法,我是习惯了的,从小学起,她在学校里就从不叫别人外号,她说,叫人外号,给人起外号,是对人的不尊重。我叫阿狗,她倒是持理解的态度,也不干涉。因为他是我母亲的干儿子,比一家人还亲,我们叫阿狗有亲切的味道。有一次,阿狗很不好意思地对小慧说,阿嫂,你不叫我,我都忘记自己叫汪明亮了。你还是叫我阿狗吧。小慧说,习惯了。

我说,阿狗,你今天放开喝,喝醉了,阿兄送你回家。他说,阿兄说真的?我说真的。他于是就放开喝。其实,他没什么酒量,几杯酒下去,胆子大了,话也多了。说最多的,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是三妹。还有,就是他在狱中一个叫汤仔的老兄弟。剛进去的时候,老犯吃新犯,是汤仔保护了他,又是汤仔教他如何做卤面、做卤料,还给了他他们家祖传的秘方。他们的师徒传承,全是纸上谈兵,可是他出狱之后,按汤仔的方子和方法,居然做出名闻一方的卤面和卤料,成了他的谋生手段。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不谈他的前妻小雷也不谈他的儿子小明。在谈了许多话之后,阿狗突然放下酒杯,看着我说,阿兄,你是有文化的人,你说,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我一下愣住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冒出这样一个高深而严肃的问题,而我自己,说老实话,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

他看我不说话,以为我不想说,就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阿兄,我知道我没文化,你说了我也听不懂。不说不说,我们喝酒,有酒喝,有老婆睡,比什么都过瘾。他偷偷地睃了一眼我们朝南的那间房门,见何小慧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没听见,便很得意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容居然有点小时候的影子,很天真很可爱。

阿狗的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他的麻烦来自于秋菊的肚子。那个时候计生工作抓得很严,秋菊的肚子日益显山露水,成了街委会重点打击的目标。如果他们是合法夫妻,按规定是可以再生一个的,因为阿狗和前妻生的儿子已经随前妻到香港去了。但是秋菊还不到结婚的法定年龄,他们是非法同居,对于他们的非法同居,街政府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于秋菊的肚子,街政府的另一只眼无论如何也不敢闭上。计生是基本国策,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街政府的其他工作做得再好,计生工作突破指标,等于白做,不但十几号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白忙乎了,还要追究领导责任。然而,街委会的人都知道阿狗的“横”,惹不得,弄不好,给你砸一砖头捅一刀子,谁受得了?他们开了几次会,谁也不想出头,就来个曲线救国,找到我母亲,让她老人家出面,做阿狗的工作,最好是把肚子里的孩子刮掉,实在不行,不要生在青年路,给她们留一点面子。街政府的人找母亲的时候还给母亲带去了一袋水果和一罐麦乳精,因为我们家早已搬出青年路,不属于她们管辖,让母亲出面,纯属帮忙。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帮街政府更是帮阿狗。她把水果和麦乳精提到春梅那里,给春梅的孩子吃,和春梅商量处置的办法。她们一致认为,孩子是一定要生下来的,也一定不能在城里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秋菊回家,在山村生完孩子再抱回来。生下来就生下来了,能把孩子怎么样?街政府又没责任,两全其美。

母亲和春梅一起挑一个好日子到阿狗那里说这件事,为什么要挑好日子母亲没说,为什么那一天就是好日子母亲也没说,春梅对母亲言听计从。阿狗对逃避计生的方法倒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明白计生这东西是不能硬碰的,和他一起蹲监狱的一个狱友,就是因为破坏计划生育工作被判了徒刑,好像是为了保护老婆超生,出手打伤上门做工作的计生工作人员。问题是当初秋菊和阿狗同居,根本就没有告诉家里人,她只说来城里打工,每月把五百元钱寄回去,说是打工挣的钱。现在让秋菊挺着肚子回去,肯定不合适。母亲决定和春梅到秋菊家打前站,先把秋菊家搞定,再让秋菊回去。

她们带两样东西上路,一是阿狗和秋菊的合影,那是一张城里时髦的结婚照,新郎倌西装革履,新娘子雪白的婚纱拖地。二是一万元礼金,一万元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交通事故汽车轧死一个才赔两千元。要是有人做生意赚了大钱,人们就称他为万元户。这一万元是春梅多年的积蓄。

母亲和春梅的山村之行十分成功,山里人何曾见过白色的婚纱照、见过这一大捆“工农兵”?更何况母亲亲家长亲家短地叫得十分亲热,把秋菊父母亲的心叫得软软的,热热的。女儿到城里能攀上这样一个好人家,是他们的福份,再说了,秋菊弟弟到县里上高中正缺着学费。

母亲和春梅回来之后,又挑了个好日子,让阿狗带秋菊回家。从此一个未婚先孕的少女不再出现在阿狗卤面店,不再出现在青年路的街面上,街政府对此十分满意。让街长特别感到庆幸的是,就在秋菊回家的第十天,全市进行计生工作大检查,有人举报青年路卤面店有一个大肚子的女工,阿狗应对自如,没有出现一点破绽。街长当时就站在阿狗旁边,捏着一把汗。她事先并不知道有人向上级计生办举报的事,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她本来并没有安排上级检查人员来看个体点心店,他们却执意要来,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好在她的工作做得及时,可是,要是阿狗说漏了嘴,后果不堪设想,不但全年的工作泡了汤,她这个街长恐怕也当不成了。阿狗是什么人?按过去的说法,是劳改释放人员,是入了另册的。查出来,她就是包庇坏人。谁这么可恶,在这关键时刻和她过不去?都说阿狗“横”,可那天阿狗却是笑嘻嘻的,态度十公端正。说,报告政府,我的确雇了一个女工,可我怎么就没看出她大肚子,要不,我叫她下来,让政府亲自看看。说着就上了楼,果然从楼上带下来一个女孩,大家一看,这姑娘虽然有点胖,但肚子绝无异军突起的征候。要不,阿狗说,你们带她去查一下,没事的,免费检查身体,她没意见的,你说呢?最后这话是对那女孩讲的。那女孩子居然点头,表示愿意和他们去做妇科检查。上级检查人员说,检查就免了,你来多久了?那女孩子说,一年多了吧?上级检查人员看了一下街长,街长似有似无地点了点头。上级检查人员就对街长说,我们走吧。

有惊无险。看来,上级检查人员也不想太较真,说得过去也就行了。阿狗说,政府政府,吃碗卤面再走吧。街长回头挖了他一眼,自言自语,这个夭寿仔鬼,乞丐有攒还会弄拐子花。这话是后来街长告诉母亲的,纯属闽南方言,意思大约是,这短命的家伙,得了便宜还卖乖。

在那个关键时刻,跟着阿狗从楼上走下来的女孩,是秋菊的表姐荷花。

阿狗在秋菊家受到十分隆重的接待。分别时,小夫妻难分难舍的样子让秋菊的父母亲暗地里很欢喜,阿狗虽然比秋菊大十来岁,但外表显年轻,两人很般配。俗话说,惜花连盆爱,惜竈仔连囝婿。疼女儿连女婿一起疼了。小夫妻缠绵的时候,老夫妻就商量,女婿回家,一间卤面店,里里外外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店不开不行,忙坏了女婿也不行,另外雇人不如让秋菊表姐荷花去帮忙。荷花也顺势到城里散散心。老夫妻把这个意思告诉女儿,秋菊立即赞同。表姐和自己一起长大,知根知底,情同手足,有她在自己放心。荷花原本是计划上个月要结婚的,她的对象一年前到省城打工,为的是赚一笔钱,把婚礼办得派头一些,没想到他在省城和一个湖南妹子好上了,先斩后奏,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才带回来,硬是把她的位置给挤掉了。這事一说,荷花就答应了。

阿狗不久就和荷花好上了。阿狗的那个帅气,比之大明星刘德华,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战无不胜的少女杀手。更何况,孤男寡女在一个屋檐下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干柴烈火,燃烧才是常理,不着火不正常。阿狗又不是什么圣贤,我们不能用柳下惠坐坏不乱的标准来衡量他。最早看出端倪的是春梅,春梅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是想从母亲那里讨教一个万全的处理方法。母亲是一个很重传统的人,对我们的教育向来十分严格,对于阿狗却出奇的宽容,母亲笑骂道,我知道迟早要出事的,这夭寿仔鬼,要作践多少人厝竈仔。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让他小心,别再把肚子搞大了,要不到时候,姐妹俩不打死才怪。春梅说,这话我说不出口。母亲说,我来说。母亲想了想,又说,你把那个什么套,拿一打给我,到时我把那东西往他的桌子上一放,他就明白了。春梅说,是避孕套吗?母亲说,就是那个东西,你没有?春梅红了脸,说有。母亲说,有就对了。

事实证明母亲和春梅的操心纯属多余。当母亲把“那东西”放到阿狗面前时,阿狗笑嘻嘻地从床头柜拿出一大盒,全是进口的。母亲说,阿狗,这事不能让秋菊知道,到时候姐妹俩伤了和气,你的罪恶可就大了。阿狗嘻嘻哈哈地说,阿母,你放心,我又不是怣仔。母亲说你没心没肺的,和失心的傻子也差不多。阿狗嘻嘻哈哈地从背后抱着母亲说,阿母你比我的亲生母亲更好。说这话的时候,本来没正形的阿狗突然就没了声息,母亲觉得不对头,转过头去,却见阿狗的眼睛水蒙蒙的。母亲说,想你老母了?阿狗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母亲说,早就该回去看看了。阿狗说,我不敢,我没脸。其实,阿狗也知道自己不是玄婶亲生的,他的亲生母亲是玄婶的妹妹。他让她们很失望。母亲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阿狗却又嘻嘻哈哈地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管不了那么多。然后就唱歌,“独立的生活偶尔感觉寂寞,渴望有一双手给我爱解我愁,你像一场梦就是这样轻轻勾起我的温柔,占据我所有,相思难耐痴心的人化不开,总是难免受到伤害??”阿狗的歌喉很臭,属狗喉乞丐声。他是荷花来了之后才学会唱歌的,荷花读过书,她的歌全是她以前的爱人教的。每到晚上,她就喜欢一个人唱歌,把阿狗的心唱得凄凄惨惨切切。

我最近在学术上的势头不错,又在一家核心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而且圈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的这一篇论文不比国家级的那一篇差,甚至于在论点的超前方面比前一篇还更让人耳目一新。虽然我的导师没有再打电话,但以他的为人,是可以理解的,不能一再给弟子以表扬,他怕弟子把尾巴翘到天上。然而我得自己把自己表扬和鼓励一下,我给自己的鼓励就是喝点小酒,南山淳,卤猪头肉。喝酒的时候我想起阿狗,顺嘴说,阿狗怎么这么久没来了。小慧笑着说,你是想阿狗,还是想他的卤料啊。

听春梅说,阿狗的卤面店最近开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顾客流失得很厉害。人家兴冲冲地跑来,而你的店门老关着,是个什么滋味?而且卤面和卤料也不如以前做得地道好吃了。春梅认为全是那个荷花的不是,这人懒,起得比阿狗还迟,还常常唱歌,不三不四的调子,阿狗也跟着她唱,还学跳舞,音乐声大大的,在店里扭屁股,有个做生意的样子吗?秋菊要不赶快生赶快回来,这店和阿狗就一起毁了。我说,阿狗这人,就是管不住自己。小慧说,人的素质决定人的命运。我说,你也来喝一杯吧,陪我高兴高兴。小慧说,你啊,我看不比阿狗强多少,无非多读一点书。我反唇相讥,你呢,怎么就看上我这个准阿狗?

小慧笑了起来,她不是美人,可笑起来很有魅力,怎么说呢,那是一种很文静很贤淑很古典的笑。有点像沈三白家的芸娘。小慧走出她的书房,平时,我们是一人一间书房,互不干扰。她坐在我对面,给我的酒杯加了点酒,顺口吟道,“绿樽翠杓,为君斟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说,如此良夜,与君斟酌,祝君再上一层楼。我说,这还差不多。两人喝酒聊天,不知怎么的又说到阿狗,小慧说,先前那个秋菊要是生在城里,再读点书,会是一个很优秀的女性。阿狗和她在一起有福气。我说,阿狗也有心高气傲的一面,从他对三妹的追求可略见一斑。她说,三妹活在天上,不食人间烟火。她的诗,我是一句也看不懂的。可她如今的名气可大了去了,我说,什么诗会笔会,到处飞,到处开讲座,给人签名。她笑了笑,说,阿狗知道吗?我说应该不知道,两个世界两重天。她笑了笑,说春梅还好吧?我说,不知道,我也很久没看见她了。她便看着我笑,笑得很善良又很暧昧。小慧知道春梅是我儿时的偶像,我们夫妻之间没有秘密。真的,要不是阿狗,她才不会来找我呢。漏馅了不是,她很开心地拍着手。那天下午春梅来,说了她对阿狗近况的担忧。小慧不在,上课去了。春梅是想让我劝阿狗,然而阿狗是那种听劝的人吗?小慧说,你是应该找阿狗谈谈,你的话他还是会听一点的,人家不是叫你阿兄吗,这阿兄不能白当。

我们不知道,就在我们闲聊阿狗的那个晚上,阿狗的命运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秋菊在那天晚上死于非命。

秋菊的肚子日见显山露水,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有责,谁也逃不脱。村委会找上门来,乡里的干部也找上门来,秋菊只好走路。本地话走路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逃,东躲西藏,不断转移,越转移越偏僻,越转移山越高越转移林越密。那天晚上,秋菊听到狗叫声,看到手电筒的光束在村子里划来划去,仓皇上路,不小心跌下山崖。阿狗并不是执意要这个孩子,他曾经想过放弃,让秋菊回来,他更在乎她。他和荷花睡觉,心里想的是秋菊。他一边坠落,一边伸出双手想抓住什么。一心想生下这孩子的是秋菊和她的父母亲,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有了孩子才像个家,老人想用孩子来让这个家更稳固,让女儿的后半生更有保障。秋菊是在她母亲的陪同下东躲西藏的,走的都是她娘家的亲戚。

阿狗和荷花一起回去,办了丧事之后又一起回来。对于我们,他绝口不谈秋菊的事,仿佛从来就没有这个女人的存在。母亲也不敢说起,怕伤他的心。春梅更是小心翼翼,她只是每天到他那里去,默默地帮弟弟干活,想把这卤面店撑下去,要是开不下去,阿狗靠什么度日?荷花也不再唱歌了,认认真真地跟着春梅干活。阿狗不说话,只干活。生意倒是慢慢地好起来了。有人吃卤面,也有人喝酒。吃卤面的大都是就近读书的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喝酒的是外地来打工的农民工。只要人喝酒,阿狗就跟着喝,他一掺进去喝,荷花就不好算钱。不好算就不算,算我请客,阿狗说。当老板的这样请法,这店迟早要倒。

阿狗破罐子破摔,日子不想过下去了。荷花想走,春梅着急,找母亲商量。春梅哭着说,我现在又成他的保姆了,我一放手他的日子就没法过。母亲说,从小到大,你保姆当惯了,索性不管他,看他怎么办?母亲说的是气话。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困难,别人不是活得好好的,就他不行,好像所有人都和他过不去,是他在和别人过不去。我去和他说,这死囝仔鬼。和人横,和日子也横?母亲最后说。

可是,母亲还没有去找阿狗自己就病倒了。几十年来,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不生病,连感冒都没有。偶尔头痛,摇摇头,做做其他事,也就过去了。人们常说,从来不生病的人,一生就是大病。果然。母亲是在一天早上起床时不小心摔倒的,倒在地上就起不来,昏睡过去。父亲吓得够呛。父亲这几十年来,已经习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除了上班,他什么都不干,也什么都不想。父亲是红旗机器厂的老工人,厂劳动模范,他整个人和魂都在厂里,用母亲的话说,家只是他的旅社和饭店。家里所有事都是母亲一个人操劳。父亲看到母亲昏死在地上,一时慌了神,只会拼命地叫母亲的名字,他的叫声惊动了邻居一位阿婶,这才打了电话,要了救护车。医生说,要是晚来半个小时,命就保不住了。母亲患的是脑溢血。父親说,睡前她啰啰嗦嗦地数落着阿狗的事,后来又说,不想了不想了,头痛得厉害。头痛是母亲的老毛病,父亲没在意。母亲属于那种总是关心别人而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仿佛她是一座永不倒塌的铁塔。别人习惯了,她自己也习惯了。

母亲住院的时候,阿狗天天在医院守着,他其实帮不了什么忙,他就喜欢在那里待着,静静地坐在床边。同病房还有两位女病人,不方便的时候,他就到走廊避一下。过后又进来。母亲醒了,他就和她说话,都是他说,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话。病友说,母亲所有的子女中,阿狗最乖。阿狗仿佛在默默地等待着三妹的到来,可三妹一直到母亲出院都没回来。她到澳大利亚留学去了。她是自费去的,把国内的公职辞了。她是个自由人。她的真实情况我们并没有告诉父母亲,怕他们担心。我们只说三妹出国讲学,半年,自然是公家派出去的。公家的事,父母亲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母亲从昏迷中醒来,第一眼看到阿狗时,拉着他的手,说,好好过日子。她的声音很小,我们只看到她嘴唇轻微的抖动,阿狗使劲地点头。母亲以为自己就要死了,醒过来是与阳间作最后的告别。她最挂心的就是阿狗。因为在她的思维定势中,我们属于好好过日子的人,不必太多牵挂。她没想到她还能活过来,一直活到现在,她更没想到,阿狗说话不算数,让她操心的事还很多。

母亲出院不到一个月,阿狗就出事了,出大事。我们是在阿狗被关进去之后很久才告诉母亲的,母亲的身体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恢复了。有一天母亲说,阿狗这死囝仔,怎么这么久没来,是不是又出事了?我们知道瞒不住了,这才告诉她老人家。

阿狗出事是春梅告诉我的,她不敢对母亲说。春梅那天神色慌张,一见面就抱住我哭,说,阿狗又被抓进去了。小慧在一边说,春梅你慢慢说。她给春梅倒了一杯牛奶。本地人说,牛奶安神。

阿狗本来是想听母亲的话,好好过日子的。他还对荷花说,準备正正规规地把她娶进来。如果她愿意,他们还可以生一个孩子。可是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叫汤仔。他就是教会阿狗做卤面和卤料的那个狱友。他被判十年,提早释放。那天他们喝酒,欢天喜地。毕竟狱内狱外两重天,牢内之交牢外见,可喜可贺。阿狗说,汤仔你看,这店有点样子吧,要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店。汤仔说,我也开一间。阿狗说,这店就是你的。汤仔说,我要自己开,到城里来开,开到青年路,我们来竞争,生意就是要有竞争,才会红火。这话说得多好!春梅想,汤仔是好人。便说,开店的本钱,我们阿狗替你出。汤仔说,你就是春梅吧,阿狗可没少提起你啊。谢了,我老婆那里早有准备,她说等我出狱,我们开个店,好好过日子。汤仔第二次来,情形大变,不说话只喝酒,阿狗陪他喝,也不说话。阿狗知道他的性情,不说话一定有事,不能问,越问他越不说,得等他自己说。他们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喝了三天闷酒,把春梅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第四天,阿狗说要和汤仔一起回家。汤仔的家在本地乡下,离城十来里。阿狗一去就没有回来。当天晚上,派出所的同志来通知,让家属给他带生活用品,到看守所去。荷花一时慌了神,说不是他家属,让派出所的人去找春梅。

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说。春梅说,打架,差一点把人给打死。汤仔当初也是为老婆打架,伤人致残进了监狱,出狱回家时老婆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好好与他过日子。但一切都是谎言。这几年,她一直和一个外地人生活在一起。汤仔是在第二天才发现的。那天他到阿狗这里来,原本打算住下来,兄弟俩喝个痛快,说个痛快。出门前他对老婆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发现阿狗有女人,觉得不方便,也就回去了。结果,发现老婆和她的情夫睡在床上。汤仔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没有惊动那对奸夫淫妇,悄悄地退了出来,在村外的树林里蹲了一夜,想了一夜。

汤仔发誓要杀老婆。阿狗一定要和他一起去,说,汤仔你一个对付两个不行,得有个帮手,我来对付那个猪哥,你专心收拾你家臭查某(闽南语,女人)。汤仔说,这一次我进去,是不想再出来了。阿狗说,古早人早说过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汤仔你别再说什么,我这卤面店是谁给的?你。你让我过了几年很滋润的日子,我就不能为你出一次力?

那天晚上,阿狗协助有方,迅速制服了那个被本地人称之为猪哥的野男人。但汤仔出手太软。那女人没死。幸亏没死,要不,他们两个都得枪毙。春梅流着泪说。我发现,几天之间,春梅原本乌黑的鬓发斑白了。

阿狗这次被判了八年。

阿狗刑满释放时,原来的帅气荡然无存,整个人显得很苍老。他对母亲说,他是不想出来的,因为在里面有的吃有的穿,出来还要为生计奔忙。母亲说,还开店,本钱我们出。母亲说的我们是指她和春梅。春梅虽然在他出狱前半年病逝了,但她临死前还给阿狗留下一万元钱,寄在母亲那里。阿狗苦笑了一下,说他没那个心力了,开店多累啊。母亲说,再找个帮手,现在外地来打工的女孩子多的是。阿狗还是摇头。

阿狗在母亲的陪伴下,去了一趟公墓,在春梅的墓前哭了一个上午。春梅得的是心脏病,医生说,这与她长期心情郁闷有关系。她有什么好郁闷的呢?还不是因为阿狗,母亲说。阿姐啊阿姐!阿狗在春梅的墓前捶胸顿足,涕泪纵横。母亲说,只要你好好过日子,春梅就安心。她在里面睡着了,可心还活着,还惦记着你。她给你留钱,就是要让你开店,好好过日子。阿狗说,我怕是过不了好日子了。我总是感到累,不是人累,是心累。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卤面更是做不了,一想起汤仔,就做不了。汤仔死了,他进狱的第二年就死了,死于一场事故,我想他是自己想死的。挖山时土塌下来,所有人都跑了,扔下工具往外跑,完全来得及,就他一个没跑出来。我也闪过不跑的念头,可我没有那个勇气。阿狗的话说得母亲一阵阵发冷。她说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看看我,老成这个样子了,还想着好好过日子。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啊。不能这么想,不能,我不许你这么想。阿狗笑了,说,阿母,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下辈子好好报答你,下辈子。

那个早上之后,母亲那个愁啊,没法说。愁,在本地话当中,叫烦恼,它不是普通话的那个烦恼,它是牵挂与担心深度交织的生动描绘。母亲总是问我怎么办。我说,顺其自然吧,谁也救不了他,只有他自己能够救自己,你烦恼也没用。还是你自己的身体要紧,别让我们为你烦恼。我的说法有点自私,可我说的是实话。母亲走后,小慧说,要是春梅还在,不知道要愁成什么样子。我说,你不怪我自私吗?她说,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哀大莫过于心死。

阿狗突然想要回老家,去看一看玄婶,也就是他的养母。玄婶是被他气走的,走的时候十分伤心地对母亲说,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是不指望他什么了。

我不禁想起《红楼梦》中贾政说贾宝玉的那句名言,“于国于家无望”,玄婶夫妇是怀着对阿狗深深的失望回乡的。阿狗是他们生活的希望。失去生活希望的玄婶,玄叔去世之后,就上山当了道姑,洞真洞玄洞神,太清太平太玄正一,与世无闻。那个时候上山,困难重重,老百姓出家,政策并不允许,但她执意要去,不怕穷死饿死,谁也拦不住。破观清风,她愿意。当然,现在不一样了,道观重修,人也多了,节假日还有不少游客。

阿狗是在山顶三清宫的一间偏僻安静的房间里找到玄婶的,玄婶当然不叫玄婶,人们尊称她玄道仙姑。玄道仙姑正在静读《抱朴子内篇》。阿狗不叫玄道仙姑,他就叫阿母。玄婶抬眼看了他一下,不说话,还读她的《抱朴子内篇》,玄为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阿狗在她的对面坐下来,开始诉说。把母亲回乡之后自己的经历从头说起,用官方的说法叫汇报工作,同时汇报思想。说得最多的自然是两次差一点犯了人命案,两次入狱,还有他近来的想法。他的诉说不是西方式的忏悔,隐约之间有点看破世事人间,想步母亲的后尘,上山避世。

他说他的话,她读她的经。清风走过院子,很安静。阿狗说完,抓起桌上的一瓶矿泉水,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得一干二净。他手拿空瓶子,不知往哪儿扔,以他的秉性,随手便扔到院子里,可这里有一种气氛,告诉他不能乱扔。他看到阿母有意无意间看了一下门外,他顺着她的目光,看到屋檐上挂着一盏宫灯,全是用矿泉水瓶做成的,便小心地把空瓶子放回桌上。

玄婶说,给你一样东西,你去献给制药厂,或许能换一份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就好好过日子。尽管她的语气很平淡,眼光甚至没有离开过“抱朴子”,阿狗还是感觉到一种悠远而深切的母爱,他的心底仿佛有一个地方被撬动了一下,一股暖流从中涌出。

玄婶走进里间,拿出一本薄薄的發黄的小册子,放在桌上。她回到原来的位子上,还看她的“抱朴子”,什么话也不再说了。阿狗小心翼翼地把小册子藏在怀里,默默离去。

既然两位母亲从不同的角度,都让他好好过日子,阿狗没有理由不把日子过下去。

阿狗拿回来的不是书,是几十年前玄叔想献给政府的祖传秘方和春散。听说这秘方最早来自江西某道教名山,有说是三青山,有说是龙虎山,也有说是阁皂山,和春散的药方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子,是一册图文并茂的古本秘籍,封面是太极图,药方也有阴阳二方,阴为内服,阳是外用。此方对治疗淋病有奇效。

东风制药厂如今更名东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市大公司。阿狗的秘方得到公司董事会的高度重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十年前消逝了的性病如今不但死灰复燃,而且大有燎原之势。这样一个药方,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董事们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和春散对于东风药业无异如猛虎添翼。董事会决定,汪明亮先生原来就是我们公司的老员工,鉴于他对公司的特殊贡献,重新录用,社保医保全包,岗位随他挑。阿狗挑了保安。他一无文化二无技术,只能做保安。

阿狗当保安,月薪三千元,东风药业史无前例。其实他这个保安也是多设的,每班都有人与他同上,他是额外加上去的。这倒很合他的口味,班是上了,没有具体的责任,不用操什么心,又有人可以说话聊天做动静。

阿狗上班之后一个月,荷花找上门,她不是一个人,还带了个七八岁的男孩子。阿狗入狱,荷花嫁人,这很正常。她不能守活寡。半年前,她的丈夫死于一场车祸。听说阿狗出狱,又有了工作,东风药业在本地可是响当当的大企业,荷花便带着孩子找上门来了。荷花先找到母亲,试探回到阿狗身边的可能性。母亲见她可怜,又见那孩子活泼可爱,长相像小时候的阿狗,说,这是阿狗的?荷花自己也说不清,她说按时间推算应该是阿狗的,如果阿狗较真,可以去做DNA亲子鉴定。母亲想,即使孩子不是阿狗的,阿狗也需要一个家,得有人照顾他的生活,而这人,老人总比新人好。

荷花的出现,阿狗有点意外。但他还是接受了他们。他问,这孩子叫什么名字?荷花说,小亮。阿狗知道小亮是他的孩子,名字可能是荷花的一厢情愿,但他长得很像小明,小明是小雷生的那个如今在香港的孩子。他不再问更多的问题,荷花也不多说。小亮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完全没有阿狗小时候的调皮捣蛋。见面时,他有点拘谨地对他笑了笑,叫了声阿叔。荷花看阿狗一眼,这一眼也是怯生生的。阿狗说,叫阿爸。他这一说,荷花便放声大哭。阿狗把她揽进怀里,说好啦好啦,哭什么?荷花说,我对不起你。阿狗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阿狗带着荷花和孩子上我家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情了。开门的是小慧,她说,明亮来啦。那口气仿佛阿狗常来,从没间断过。她弯腰用双手摸着小亮的脸蛋说,我们小亮的脸好嫩啊,过了年就是小学生了吧。她同时抬起头接过荷花手上的坤包,挂在玄关墙上,说,阿荷在家里相夫教子,越发显得年轻漂亮了。这一切小慧做得十分自然,没有一点造作。其时,我正在喝酒。我说阿狗要不要来一杯?阿狗愣了一下,说,忘了给你做一点卤料。我说,下次吧。我和小慧下意识地配合默契,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抹平时间和经历在我们与阿狗之间造成的鸿沟。母亲事先关照过,对于阿狗的基本方针是,不提过去,只说当下和将来。母亲的指示近于邓小平的一切向前看,高瞻远瞩,有大将风度。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冬天的夜晚,在我们家不大不小的客厅里,我们饮酒聊天,说的全是近来的事,电视上的新闻和小报上的名人轶事。小慧和荷花说悄悄话,小亮在一边看电视。小慧有时很文化,有时很世俗,有时很清高,有时很亲民。小慧说,这孩子太安静了,一点也不像明亮,明亮小时候是有名的橄榄屁股,一刻也坐不住。阿狗说,阿嫂说我的坏话哩。小慧说,你还别不承认。你看我们小亮这样子,将来肯定是个读书的料。阿狗说,那就让他读大学拿博士,把阿兄阿嫂全盖过。我们说,盖过盖过,一定盖过。阿狗把小亮抱过来,看了看,说,阿兄阿嫂,你们不会放屁安狗心吧,他有那么能干?荷花说,阿兄阿嫂是随便说话的人吗?看你怎么说的话。

要是不出事,我想阿狗的后半生应该是平静的。

事情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天晚上,阿狗本来在家里饮酒唱歌,歌还是荷花以前唱的老歌。歌是荷花先唱的。有人唱歌给别人听,有人唱歌给自己听,荷花属于后者。她能记住许多老歌,这也许得益于她的初恋。“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的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远赶不上飞涨的房价,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阿狗跟着吼,“不必太大??”“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荷花正唱得如醉如痴,阿狗突然说,别唱了,听我给你朗诵一首诗。荷花说,你会诗?等日头从西边出来吧。阿狗把手一挥,这一挥挥出了诗人的气派,一下子把荷花镇住了。你给我老实听着:我低头,看见一颗闪亮的星星。我抬头,找啊找啊,却找不见她的身影。是一潭污浊的水啊,偷走了我那颗飞翔的心。怎么样?阿狗说。荷花说听不懂。阿狗说,听不懂就对了。

按惯例,他们接下来的节目是上床亲热睡觉,阿狗却突然说要到公司去看看。荷花说,这是命啊。他当时的眼神就有点怪。临走还到小亮的房里亲了他一下。这做派不是阿狗的风格,从没有过。阿狗一走,荷花的眼皮就跳个不停,女人右眼皮起跳不是好兆头,这是老人们早说过的。她从厨房里找出一只旧碗,狠狠地摔到地上。老人还说,女人右眼皮跳是要出事,要赶紧摔破一只碗,或许就能破,躲过一劫,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摔碗的声音把小亮惊醒了。平时安静的小亮突然大哭,那哭声从来没有过,是一种十分凄厉、十分恐怖的声音。荷花按亮屋里的全部灯,把小亮紧紧地抱在怀里。母子俩在明晃晃的灯光下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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