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志峰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发《通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这是否为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为此，本文通过对当时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来解读周恩来辞职的原因。

经济背景：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

1955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为此，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那段时间，毛泽东有几番讲话。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958年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

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

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政治背景：毛泽东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全力开展反反冒进的同时，政治体制也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毛泽东倡导的。这是周恩来委婉辞职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

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当时52岁。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中央书记处不同于旧的中央秘书处的另一点，是书记处直接参与国民经济以及党团领导，新的中央书记处下设20多个具体办事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个办公室，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到候补书记胡乔木，书记处成员基本都兼任具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后李先念、李富春补选为书记处书记，又为他们具体增设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国务院的一切工作，凡事都要请示书记处才能办理，而书记处也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党务、政府、军事、民政、文化、财经等一系列领域中之于中央的名副其实的“总参谋部”，特别是1957年之后，书记处几乎取代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的统帅机构。

提出辞职：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也就是这次改革之后的两个月后，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委婉地提出辞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

在随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出席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员现在已经全部作古。从目前来看，他们没有留下关于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这件事情的讲述或回忆。除了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外，会议有没有议定下发《通知》，也没有相关的回忆。由于文献档案解密程度的限制，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会议的详细情况。

尽管如此，但邓小平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有所顾忌，说自己“一不行，二不顺”，“不行”应该是谦词。“不顺”则是政治家看到了不争的客观事实，这应该是他主张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的原因。邓小平说“一不行，二不顺”，决不是空穴来风。（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