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 晓

农民工“短工化”愈演愈烈

□本刊记者 陈 晓

“干不成“长效农、低民频”工跳，就槽这业，是趋发清势展华”空大课间学题小社组、会概努学括力系的当下中国农民工就业趋势，简而言之：农民工大多在打“短工”。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发布了《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短工化”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就业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主要体现为“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特征。在当前招工难、寻工难等社会问题十分突出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张小建表示，这份报告对农民工就业趋势最新状况分析和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做好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工作已提上日程。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劳动者自身的义务，也是各类企业和用人单位的责任，更是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

“水平化”与“高流动”并存

我国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表现在“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方面。调查表明，66%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多。调查还发现，“短工化”趋势逐年递增。报告显示，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只持续了2.2年，缩短了近一半。

短工化趋势还存在行业差异。农民工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纺织皮革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等行业中工作持续时间超过了2年，而在电子电器制造、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其他社会服务业等行业中的持续工作时间低于2年。

“目前农民工的就业岗位实际上并不是问题，主要是农民工对就业岗位的满意度不高，双方都在互相选择，包括企业对职工的选择。”工众网总裁李久鑫告诉记者，其所在网站由科技部支持，从事农民工在线职业介绍。

要理解农民工工作的“高流动”，需要关注他（她）们就业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水平化”。不论如何频繁地更换工作，目前看来农民工都很难摆脱这种“水平化困境”：农民工越发倾向于频繁更换工作来寻找发展空间，其职业的流动越趋于水平化。

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工在用工单位中获得内部提升的空间相当有限，超过1/3的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薪酬、技能和管理层级均无提升。这种格局一定程度上与农民工工作的高流动有关。

从调查结果来看，超过60%的农民工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更高。然而，农民工在用工单位间的流动也是“水平化”的，多数农民工换工作后并未获得职业地位的提升。调查显示，更换工作后，虽然有42%的农民工薪酬有所提高，但仅11%的人在技术等级方面得到提高，还有15%的人在薪酬、技能和发展前景方面均无提高。也就是说，工作“高流动”虽然给农民工带来薪酬待遇方面的提高，但在管理层级和技术等级等方面的改善则相当有限，表现出“水平化”发展的格局。而且分析表明，这种趋势在代际、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能等因素上无显著差异。

受教育无助解决“短工化”

课题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何江穗表示，农民工群体本身具有一些弱势，课题组希望通过调查，了解受教育程度是否可以改变这些弱势。

然而，通过将学历区分为基本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后，调查数据显示，拥有大专学历的农民工流动性更强，每份工作持续时间更短，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则没有显示出差异。“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受大专教育的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这种短工化趋势未来会越来越强。”何江穗说。

与此同时，通过对职业技能水平的考察，报告显示，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只是略高于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并且这种差异表现得也不显著。

何江穗表示，在调查过程中，最适应这个生产体制的是那些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整个农民工就业环境中并不需要太多高学历劳动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就非常有限。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新生代农民工水平化程度比老一代更强，不幸的是，对于他们而言，学历和职业技能作用仍然非常有限。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高很多，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有70%受过了12年义务教育，而老一代农民工有40%的人受过12年义务教育；老一代农民工中只有8%的人受过大专教育，新生代有16%受过大专教育。然而，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相对较高，但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其背后的矛盾也越发突出。

李久鑫也表示，职业教育终究只是在解决短期的就业问题，对长期就业帮助不大。

“农民工的特质对短工化趋势有影响，年轻农民工短工化趋势更突出、女性农民工短工化更明显，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不能缓解短工化的趋势。”何江穗说道。

农民工越倾向于频繁更换工作来寻找发展空间，其职业的流动越趋于水平化。

有赖制度创新

“‘短工化’现象近年来愈来愈明显，一方面农民工的工作极不稳定，处于快速变动的状态，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流动基本上是‘水平化’的，这不利于保障农民工就业权利和个人发展，也不利于促进企业生产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对于这次调研结果，课题组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指出，“要解决‘短工化’问题，必须对现行以劳动力‘维持’与‘再生产’相互拆分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进行根本调整。”

据悉，由沈原教授主持的另一项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近期即将发布，将对这种“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特征及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认为，“农民工荒”或者“农民工短工化”其实是“好企业荒”的一个结果，目前市场缺少好企业以及好的雇佣政策。短工化可以进一步讲成是临时工化，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企业为了节省用工成本，对临时工依赖越来越强。在经济低速发展时期，灵活雇佣的方式大量被使用，比如2008年以前北京市劳务派遣工不到8万人，去年年底激增到60万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说，是资本在用高强度的劳动方式迫使今天的劳动力不断地流动。现在企业用工成本很高，为了防范风险，几乎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劳务派遣工，一旦订单不够就裁员，裁员风险可以由劳务派遣公司承担。

李久鑫认为，“从当前来看，‘短工化’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做好农民工的职业介绍工作，搭建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对接平台，缩短农民工的待业时间，从而减轻‘短工化’对农民工、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当然，制度调整是一项长期工作。乔建认为，一方面政府应多方位推开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通过公共政策促进劳资双方提高人力成本，使企业发展和农民工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应逐渐剥离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