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芸芸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翁方纲“肌理”说研究现状思考

唐芸芸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向来关注翁方纲的学者，都绕不开他的“肌理”说。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对“肌理”说的专门研究，发现自郭绍虞先生将“肌理”定义为义理与文理，并将其他概念都整合在二者之下，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个思维定式，因此，整个“肌理”说研究，一方面出现简单概括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完美解释翁方纲诗学的其他概念，又在阐释其他问题时忽视了“肌理”概念的形成时间，导致出现错综的情况。近来研究者对“二元论”的苑囿有所突破，但对“肌理”说内涵和地位的认识仍不足，而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确立。

翁方纲；肌理；郭绍虞；二元论

翁方纲倡导的“肌理说”被后人列为清中期四大诗说之一。但后来研究者对肌理说的关注,远远比不上其他三说(王士禛“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早期的学者对翁方纲的研究,除几篇专门的论文外,其他多散见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浏览近代各种文学史的体例和写作,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论述清代诗学时,文学史的撰述者的确无法略过翁方纲和他的“肌理”说,但通常会写得很简略。近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者对翁方纲的诗学和诗作的关注也逐渐增多,开始逐步揭示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乃至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

一、“肌理”说的定义及其传衍

最早研究翁方纲诗学的专论,是郭绍虞先生的《肌理说》。［1］文中认为肌理说始创于清代,与其它三说不同。翁方纲的诗作和诗学均受宋诗影响,也受当时考据之风浸染。文章分析了翁方纲肌理说对神韵说、格调说的看法和补救,从而阐释肌理说的内涵,提炼出翁方纲诗学中的重要概念:于“肌理”而言,有义理、文理；从《诗法论》得出正本探原、穷形尽变二法；翁得于黄庭坚诗法,有“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二语,作为一生学问之职志。郭先生由“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志言集序》)之语,将肌理分为义理与文理,义理针对内容而言,文理则针对形式而言。对于翁方纲诗学中的其他概念,郭先生又作了如是整合:与义理相对应的,是“以质厚为本”,为“正本探原”之法；与文理相对应的,是“以古人为师”,为“穷形尽变”之法。［2］六个概念一一对应,都被整合在“肌理”二字之下。

这个阐释,其中包含了两层意义:一是将“肌理”解释为义理与文理,二是认为“肌理”说是翁方纲的全部学说的概括,所有的诗学观念都可以在其中得到解释。郭先生对这些诗学概念的整合,以及肌理对神韵、格调的补救之说,和宋诗、考据的影响说,已经成为定论。首先即各种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都直接利用这个成果。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翁方纲的肌理说“实在是为当时考据文士以故纸堆入诗寻找理论依据”,“到嘉庆中,他成为诗坛的一位领袖人物,代表考据学流派统治下产生的一个诗派,并影响到近代宋诗运动。”［3］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亦分肌理为义理与文理,义理即“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与学问”,文理则是“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4］

通过梳理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由于郭绍虞先生的论文在很多方面没有深入展开,后来的研究者多是从这个定义出发,所作的都是补充深化的工作。

王英志的定义,可谓是将郭先生整合的诗学概念,通归到“肌理”之下的最好范本:“‘肌理说’主张诗人以‘正本探原’,通经学古为根柢,借助‘穷形尽变’的诗法、细致分明的‘文理’,在诗中充实地表现出符合儒家之道的思想、性情,以有益于世教风化。”［5］

分肌理为义理与文理,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看法。其中义理与内容有关,文理与形式有关。在丛远东看来,这是广义的“肌理”,而“将肌理喻作诗文的组织结构,只是其最初的‘引申义’,属于狭义的概念”。［6］多数研究者将关注点置于“理”上。邬国平等撰《清代文学批评史》,认为“肌理”之“理”有二元倾向,“‘理’即义理,所以它是圣贤性心的体现；它又是事物表现出来的条理物理,所以是客观的存在。”［7］这其实只是将郭绍虞先生解说的肌理内涵哲学化而已。邬氏等人考察了“理”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历史,将以“肌理”论文的渊源,上溯到《文心雕龙·序志》中的“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翁方纲虽然没有直接在他的论述中提及《文心雕龙》的影响,但是其受业于黄叔琳,而黄正是清代屈指可数的龙学家。黄南珊从美学角度阐释,“肌理作为艺术理性包括义理和文理”,义理是意蕴理性,包含经义和考据,文理是形式理性,指实质性操作。“理”的表现方式则是“理不外露”而“浑然天成”。［8］

翁方纲的诗作被认为是“肌理”说的实践,他的诗论也被归于肌理说的运用,特别是《石州诗话》。《石洲诗话》是翁方纲任广州学政时与弟子诸人论诗的笔记,段宗社认为这正是以穷形尽变之法进行诗歌“肌理”批评的实践范例。［9］秘薇认为《石洲诗话》颇具文学史眼光,以肌理论诗,一尚实,二重法。［10］但是,《石洲诗话》是翁方纲早期的作品,它与后期的文论,是否有不同？是否均在一种诗学思想的指导下实践的？此时的“肌理”说,是否已经成熟？研究者在对待其他的翁方纲诗学文献,也存在这个需谨慎处理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一种学说有它的形成过程,在没有确定形成时间之前,即使是本人的诗学言论,也不能确定就是其主要学说的实践范本。

由于疏于考证“肌理”说本身,对翁方纲基本学说“肌理”之外的其他范畴的讨论,研究者往往运用已有成果,受到义理与文理概念的限制。

如对“肌理”说与杜诗关系的探讨。翁方纲论“理”、论“法”,都是借诗圣杜甫的诗句,所拈“肌理”二字也出自杜甫的诗句“肌理细腻骨肉匀”。他一生研究杜甫,著有《杜诗附记》二十卷。詹杭伦《翁方纲之“杜诗学”综论》,以杜诗学为翁氏肌理说的理论实践。作者认为,“我国的诗学研究从直觉感悟的心神领会,发展到逻辑思辨的考证分析,是翁方纲诗学对我国诗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贡献。翁方纲以训诂考证探求诗心的求实精神来解析杜诗,确实能够讲出许多为前代注杜者所忽略的内在脉络,这正是翁方纲诗学在杜诗史上的现实意义所在”。［11］吴中胜《翁方纲论杜甫诗法》,则着重从诗法方面讨论,认为翁氏对杜甫字法、句法、篇章结构、平仄押韵等诸多诗歌形式方面甚为关切,评议最多,这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其“肌理说”的诗学内涵。［12］徐国能《翁方纲杜诗学探微》认为翁方纲在对待杜诗时强调“理”的存在,主张崇杜而不仿杜,其以《杜诗附记》为代表的杜诗研究成果,突现了“肌理说”的要义,而“翁方纲突破传统以贴近杜诗为宗旨的论杜方式,以‘代圣人立言’的批评手段,将杜诗引为己用,表现了另一层次的杜诗批评。”［13］还有研究者认为在翁方纲肌理说的视野下,杜甫《秋兴八首》兼具“情理交合与气力”,“情境虚实之乘承”,“笋缝上下之消纳”。翁方纲在这三个分析面向中,除示后人诗作之形式技巧外,试图透视杜诗“穷形尽变”的境界。［14］叶倬玮《论翁方纲的重塑杜甫》,整理了翁方纲论述杜甫的资料,认为“杜甫在翁方纲的重塑下,成了其肌理说、真诗的代表人物,而杜甫的重塑,又在翁氏不断回应元好问及王士禛的评杜下完成”,而“翁氏的最终目的是借杜诗来说明‘真诗’那超越体格、时代畛域的特点”。［15］

再如讨论翁方纲的唐诗学,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中专立一节论翁方纲肌理说与唐诗品评,认为其宗宋溯唐,平分秋色。翁方纲的出发点是通过评唐诗来体现肌理说,换句话说,要体现学人评诗的作风。其运用肌理说,从理(包括意)和法评唐诗,同时抨击前后七子倡复古而沦为浮廓,指出严羽妙悟之非,补格调、神韵和性灵说的不足。［16］

由于“肌理”概念的不清晰,上述研究中有些论断也须再商榷。如翁方纲评唐诗,确实是为了体现肌理说吗？他确实是完全从肌理的方面来评唐诗么？而学人评诗,与“肌理”的体现,是否可以同为一说？即使是对翁方纲杜诗学的分析,也不自觉地靠向“义理”与“文理”的范畴,分而述之,出现不少附会。

研究者注意到了翁方纲引用“言有物、言有序”之语,则是又能与“义理”、“文理”相对应的概念。而其时桐城派提出“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翁方纲与姚鼐尚有诗文往还,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肌理说受桐城派文论诗论的影响,甚至认为桐城派文论是翁方纲理论的直接来源［17］。

翁方纲撰文《诗法论》,提出“正本探原”之法和“穷形尽变”之法。刘诚明确提出“肌理”的内涵是“理”与“法”。［18］或将其视为翁方纲诗学的基本思想:“正本”,即诗歌须根植于儒家经典“六经”；“探原”,《诗经》是儒家诗教的源头,杜诗体现出儒家诗教的精神,后代诗歌以此为范式,才能温柔敦厚,别裁伪体；“穷形”,即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必须精微入里,细肌密理；“求变”,即诗歌创作要切合事境,有法而无定法。［19］

既然肌理是分为义理与文理,义理是对应“正本探原”,文理对应“穷形尽变”,义理与文理当是最高一层的子概念,“理”——包括义理与文理——与“法”是否能并列？文章虽然分析入微,但却让人产生疑惑。这在后来研究者的阐释中表现很明显。走得越深,分析得越细,受义理与文理概念的限制而暴露出来的窘迫,也越局促。

关于翁方纲诗学的来源,研究者多归于当时诗风、世风、学风的影响,还有取法宋诗,与郭绍虞先生的看法一致。翁方纲的时代,正是考据学风兴盛的时代,而其又多以金石、书画赏鉴等入诗,其中不乏考辨之语,遂考据学风成为“肌理”说的重要影响之一。如《翁方纲“肌理说”成因探析》一文,即将清代汉宋调和的学术文化列为肌理说形成的深层原因［17］。

郭绍虞先生认为,肌理说也只有宋诗作风才可与之配合,翁方纲在诗文中又对苏轼和黄庭坚表现出无上的尊崇,并多次提到黄庭坚的“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故宋诗的影响一直是翁方纲研究者们无法绕开的话题。或认为“翁方纲拈肌理,渐开宋调”；［20］或认为宋诗是肌理说形成的创作依据；［17］黄立一认为翁方纲把“理”作为宋诗的最本质精神,确立宋诗美学原则在于“实”,更有对学问的重视。［21］

肌理说是对神韵说与格调说的补充,这本自翁方纲的《神韵论》、《格调论》,研究者多取此为“肌理”说的发轫点。黄保真等亦在考察翁方纲对格调说、肌理说的批判之后,引出肌理说。［22］吴兆路《翁方纲的“肌理”说探析》一文,即着重阐述了翁氏对神韵说的补救与改造,以及对格调说的修正与补充。［23］以肌理之“实”救“神韵”之“虚”,是研究者普遍接受的观点。黄保真等认为,“实”是翁方纲肌理说的精髓,是他的全部诗歌理论的聚光点。“实”有三义:一曰实法,二曰实境,三曰实学。或认为“实”即学问,对学问的阐释,有研究者从清初诗歌与学问的渊源中寻找,如讨论翁方纲对朱彝尊“根本经史”和“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的接受［22］,有从翁方纲自身学术思想探究的,如陈连营《翁方纲及其经学思想》。［24］

研究者在深入探讨肌理说形成的过程中,看到了翁方纲诗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实”。他们将其作为宋诗的、学问诗的特点,从而阐释“肌理”说受宋诗和当时的考据学风影响,并有翁方纲自身学问精深的原因。但是,所谓“义理”与“文理”,并没有任何对“实”的指代。“实”是否已经超出了肌理认知的范围？研究者将“实”作为“肌理”的子概念,出现概念间错综交叠的现象。那么,在翁方纲诗学里,有没有可能在“肌理”说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或另一些并立的,而不是从属的概念呢？甚至它们的地位,比“肌理”还高？

郭绍虞先生将翁方纲诗学中的重要范畴作二元对应处理,使其诗学清晰地呈现于眼前。但完全二元化的对应关系,可能会掩盖概念的真正内涵。因为翁方纲的诗论中并没有将这几个概念一一对应起来。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六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阐述？学者在深入讨论时,面临的是这样的尴尬:既然是以肯定肌理当为义理与文理的前提,却又不得不将六个概念作交叉解释,比如“理”与“法”的并立。因为他们的思维定式首先就是二元论的概念,本着深化义理与文理说的目的,希冀将其他概念的深层联系展现出来。但由于这个定义的限制,反而出现了混乱的状况。

我们细考这个概念的来源:在于翁方纲的两句话:“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原文出于《志言集序》:

……然则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渊泉时出，察诸文理焉；金玉声振，集诸条理焉；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诸通理焉。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25］

类似的语句还出现在《理说驳戴震作》。首先,“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并不是一个解释性语句,否则为何不将“肌理”放在“义理”和“文理”之前呢？整段话意在说明,无论是自然生物,还是人文活动,均“一衷诸理”。“义理”的理,与“文理”的理,与“肌理”的理,都归于一处。人间万事万物,统而归于一“理”,而文理、条理、通理,都是“理”于不同场合呈现的各种状态。

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视为中国文论研究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学者们纷纷运用新观念新评价,并以之观照传统、批判传统。郭绍虞先生晚年曾回忆治学经历,提到刘师培、王国维等“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26］但正是这“系统化”的主导倾向,潜藏着简单化的危机。弊端在于,他们提取了翁方纲诗学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强烈的概括欲望,使得他们忽视了诗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这样概括的定位,其实将“肌理”的内涵扩大化了。用一个词概括翁方纲的全部诗学,在讨论翁氏说诗言论时都不自觉地往上靠,或许“肌理”说只是翁氏学说的一部分。二元化的定义纵然使文学史清晰起来,但却掩盖了纷繁的诗学现象。

二、淡化二元论的尝试

近来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二元化定义的局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尝试对这个形成多年的定论的突破,甚至开始有意避开“义理”与“文理”,试图从另外的角度探讨翁方纲诗学。

(一)一部清代诗学史的努力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27］第十五章专论翁方纲,其论述的出发点则是宋诗。认为翁方纲对宋诗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总结,确立了宋诗的审美原则,从理论高度将宋诗独立于唐诗传统之外。作者提出,以“义理”、“文理”解释“肌理”,偏重于“理”,那么,翁方纲的诗学为何不称为“诗理说”？于是,作者考察了翁方纲是如何拈出“肌理”二字的:肌理外通学理,内连诗理。从把诗歌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角度看,格调犹人之体格声气,神韵即人之风神,翁方纲也沿着这一理路命名他的诗学,称之为肌理。以人而论,人之神韵虚而难言,肌理实而可执。这一名称本身就能够表明这种诗学是沿着格调、神韵说的理论传统提出问题的。

作者进一步将研究重心放在“理”上。翁方纲拈出“理”字,是有诗歌史意义的,是肯定宋诗的根据。与清代前期主宋诗者不同的是,他从正面说理,从诗学理论传统的内部寻找其理论依据,又将肌理说与传统的诗法论贯通起来。

翁方纲主宋诗,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张健精辟地指出,如果他的肌理说只能运用于宋诗的话,那么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格调”而已。这又是从研究对象本身建立学说的思维过程考虑的。他认为,翁方纲主张虚境和实境是唐宋诗的区别,“实”指理味与事境,而唐诗的虚境也是以实为主的,杜甫如此,向被称为清空澹远的王维亦是如此。这样方纲就沟通了唐宋诗,找到一个共同的原则,这就是肌理说存在的意义。

由此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翁方纲将其诗学的立足点由以感情为中心转到以知识、义理为中心上来,并以此来接纳宋诗传统。这种立足点的变化是传统诗学系统的重大的调整。”

作者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对其创立诗说的全过程进行回溯和考察,更多地揭示了翁方纲肌理说的诗学史意义,其中不乏灼见,而其研究方法,尤有参考价值。

(二)对传统命题的突破

研究者在前人基础上,对翁方纲诗学中的几个重要命题又有了新的见解:

郭绍虞先生在论述肌理说对神韵说的补救时,指出翁方纲对“神韵”的理解已与王渔洋不尽相同,“盖他所说是一种境界,一种造诣,所以可以无所不该”。陈良运又指出翁方纲换掉了格调的概念,只指音节,并另界定神韵说,将于神韵有碍的“理”硬纳入其中。［28］对于“理”的阐释,陈良运从翁方纲行文中发现了他的悖论,或者说是他的论述技巧所在:他用杜甫的“熟精《文选》理”来为自己引理入诗学找根据,而杜甫所指的“《文选》理”,包括风格和创作方式,而不是指“六经”,实质上由萧统序可知《文选》恰不博综六经,方纲此处正是为了自己的理论叙述而断章取义。

郭绍虞先生还认为翁氏论诗,所不满者即是随园一派的性灵说。纵观方纲文字,无只字提及袁枚,那么肌理说究竟与性灵说有什么关系？严迪昌《清诗史》排列了二人年序,得出结论:在惯以官位之力左右诗界的当时,翁方纲的声望与影响均先于且长于袁枚。［29］郑才林作了更细致的考辨,认为就现有材料来说,肌理说与性灵说的关系,还不能贸然定论。［30］

由于翁方纲身在乾嘉考据学风兴盛的时代,研究者多认为肌理说是受考据学风影响,甚至定翁方纲为经学家,或者认为其试图调和汉宋。对此,严迪昌《清诗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通过排列史实,认为翁方纲“肌理”说只是与考据学派同步的一种诗学现象,事实上肌理说的形成早于“汉学兴盛期”。而且翁方纲对程朱理学的尊崇,有浓厚的卫道者气味,他并不视考订为神圣之事,口吻不无轻慢。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也只是与“吴派”惠栋在诗学观的渊源处相合,而这渊源,正是共同维系于王渔洋一派［29］。张淑红以“博综马郑,勿畔程朱”为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治学特点,翁氏强调考据以义理为指归,义理即是对程朱理学的捍卫。为了防止宋学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辨,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31］张然的博士论文《翁方纲诗论及其学术源流探析》,首章即分析翁方纲的经学研究,引用大量材料,对翁方纲关于考据的心理、言论分析透彻,认识到方纲与乾嘉朴学的距离；其治经是多学科治学方法混杂使用,成果菲薄,并不能称为经学家；所谓“勿畔程朱”,宣扬的是文化政策,并不代表宋学的立场。［32］

(三)研究新视域的开拓

研究者从翁方纲诗论中提取出新的概念,或是关注原来一直未受重视的概念。“事境”一词便是其中一例。张健《清代诗学研究》认为“事境”与“诗境”相合便等于“切己切时切事”,与“实”的概念密不可分。刘诚认为肌理的内涵是理与法,提出“事境”和“真际”作为诗法之本,“诗之中有我在”(《延晖阁集序》)句中的“我”,就是诗人的人品学问及其际遇的“事境”。［18］陈善君则认为翁方纲诗论的实质是“事境说”,包括论诗察虚实,诗与事境结合,理生于事外,法以质为本。［33］

对翁方纲诗作的深入讨论,是近来研究的重要突破。郑才林评价翁方纲的诗作有这样的艺术特质:考据入诗的表达方式,宋化的写作手法,质实的艺术风格,雅丽的审美追求。［34］陈然从《石洲诗话》中拈出翁方纲评诗多用“伧气”一词,探索其内涵,并发现《复初斋诗集》有“伧气”的作品并不少,究其原因,在于写诗成了翁方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由灵感而是由惯性支配,他的诗必定会有悖于他本人所崇尚的审美法度。［35］

关于学人之诗与肌理说的关系,朱则杰《清诗史》认为翁方纲将学术考据移入诗歌创作,“好似以韵语形式作学术文章……实质是学术诗”,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讲究“诗法”、针线“细密”的特色。［36］陈然仔细分析了翁方纲倡导学人之诗的背景:这是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有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下的避祸大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37］认为学人之诗指涉的是题材内容,肌理说指涉的是诗艺,翁方纲本人数以千计的题跋考据诗,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学人之诗”,但他却不具备足够才力为悬格极高的肌理说提供样本。［38］孙敏明撰文《翁方纲“肌理说”再认识》,旨在区分肌理与“以学入诗”,认为肌理说是一种在修正补充“神韵说”基础上提出的,探讨如何创造出具有神韵的艺术境界,探讨义理、文理之“理”的诗法理论,而其诗学指向在实境、宋诗甚至是学问诗,二者不能混为一谈。［39］宁夏江的博士论文《清诗学问化研究》,［40］第六章《清代学究之诗与学问化》,辟一节专论翁方纲,作者统计《复初斋诗集》中以题画、书帖、金石、古玩、碑版、古籍考订等为主题的诗歌有2900余首,其体裁基本上是长韵古诗。他以学入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金石考据入诗,二是以书画品题入诗,三是广泛用典与喜险韵炼字。当时学界的主实证,不空谈义理的思潮,直接影响到翁方纲崇“实”重“理”主“学”的主张,而这正是要对王士禛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加以改造,“以实救虚”,以金石考据入诗,也是诗歌功能扩大化的一种体现,是学者诗人的才情品性的外化凸现。赵杏根则认为翁方纲的诗最大的失误不在于以学问为诗,而是缺乏性情,艺术表现呆板,原因是其缺乏诗才,学诗太迟。［41］

学者开始更加关注翁方纲诗学文献,一方面提炼常见文献的其他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开始重视稀见文献的价值:有学者从《石洲诗话》中提取方纲对元祐体的态度,认为对元祐体的评价,以张戒、严羽为代表的宋人,与以吴之振、翁方纲、陈衍及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清人各执一端,清人能将之放于诗史中考察,肯定其“变”。翁方纲《石洲诗话》中的有关论说,强调元祐诸贤诗法精审,并比之为唐开元、天宝诸贤,隐然已开陈衍以初盛中晚论宋诗的分期观点。［42］还有学者看到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对李商隐诗歌评价的诗学史意义,认为其对李商隐五律的认识,是前人少有的,开李商隐诗歌接受中的一个新的视点。［43］翁方纲又有《唐人七律志彀集》、《唐五律偶钞》、《七言律诗钞》、《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等诗歌选评本,韩胜在对这些选本按时间进行梳理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翁方纲‘肌理’说最终确立的标志,是嘉庆十八年《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定稿示人和嘉庆二十年《志言集》的编选。”且“翁方纲晚年论述‘肌理’时,已经完全摆脱了王士禛诗学思想的影响,其‘肌理’说也不再是对‘神韵’说的救偏补弊,而是形成了翁方纲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44］

翁方纲撰《黄诗逆笔说》,奉黄庭坚“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一语为一生“学问职志”,校勘、合刻了《黄诗全集》。邱美琼《由求同到证异: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一文,强调了翁方纲首次从理论上将宋诗作为与唐诗异质之传统,认为肌理细密是宋诗的整体特征,黄庭坚则是这一特征的突出代表。“(翁)脱却一般的抒情或语言风格的视点,从结构关系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歌的用典、比兴,着眼于它们所具有的‘虚实相承,阴阳翕辟之义’,接受角度非常特别,开创了黄庭坚诗歌接受的新视野,为后来的宗宋、宗黄诗学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45］

钱载是翁方纲论诗好友,有研究者对照《钱载评〈杜工部诗集〉》,和翁方纲的论杜言说,认为钱载诗学是“肌理说”的一个当世渊源。［46］潘中华从诗文中理出二人交往的经过,认为所谓二人的关系,多是翁方纲从钱载处得到论诗的启示。钱氏去世后,翁对其诗集进行评点,其中多有指摘。而二人关系恶化的端倪,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钱载奏议尧陵,翁方纲公开支持驳斥奏议的卢文弨时,就已显现。［47］

还有研究者关注翁方纲的论诗诗,吴中胜在逐首分析《校茶山集四首》之后,认为在翁方纲看来,曾几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48］。在讨论宋严羽《沧浪诗话》对清代诗论的影响时,研究者也注意到了翁方纲的肌理说,认为翁方纲并不反对严羽所说的“诗有别才”,只是不强调“别才”。［49］

对翁方纲学政身份的重视,体现了研究者文史结合的方法。严迪昌的《清诗史》一书即以文学与政治的离合作为线索,这从书中对翁方纲的定位可以看出来:“清代诗史上纱帽气和学究气融汇为一,并被推向极致,从而诗的抒情特质再次严重异化的代表人物是翁方纲。”作者提取了乾隆二十二年恢复试帖诗这一事件,认为“‘试帖诗’的再行实施于科举考试,乃是诗坛纱帽气和学究气进一步汇合而流延的一个关键性契机”。［29］而陈然则认为教人作试帖诗是翁方纲肌理说的指向,作为肌理说是“学诗”的诗学这一结论的证据之一。

从上述整理我们可以看出,翁方纲诗学的研究,在原来二元论的苑囿中,伸出了很多枝杈,研究者重新发现并探讨了很多问题,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完美的解释,但趋势是希望还其诗学原貌。不过,虽然研究者试图脱离二元论的制约,但多是以单独的诗学概念或范畴为研究对象,并没有形成完全的统系,也就是说,在对待翁方纲诗学的态度上,还没有正式形成一种将其诗学视为一个整体,勾连整个诗学架构,包括形成过程、形成时间、论述文献、实践方式及实际影响等,以致没有将“肌理”说的内涵和地位理清,翁方纲诗学还没有得到完整的阐释。正因为如此,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确立。

翁方纲著述颇丰,多未整理,分藏于各地图书馆,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对于研究工作是必要的。只有尽可能地占有资料,才能为最大限度地还其诗学原貌。而对于翁方纲的诗学概念,我们首先应该破除成见,重新思考各个概念的内涵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关键在于对核心概念的形成过程、实践方式的确立和分析。这是评价翁方纲诗学地位的基础。而我们更应该真正进入文学史的视野,还原翁方纲诗学所处的清代诗坛的生存实态,“对诗学在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上展开的各个层次进行多角度的透视”,［50］才能与研究对象更接近,从而更趋近于清晰而完整的翁方纲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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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ofo Weng Fanggang's“Jili”Theory Studies:A Reflection

TANG Yun-yun
(College of Arts,Chongqio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Scholars interested in Weng Fanggang seldoMignore his“Jili”（texture）theory. Reviewing the studies of his theory since 20th Century，we find that all later scholars follow Guo Shaoyu's definition of“Jili”as“Yili”（logical relationship）and“Wenli”（textual coherence）. As a result，studies of“Jili”on one hand become simplistic，and on the other hand unable to explain the Weang Fanggang's other poetic concepts.The negligenc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Weng's invention of the theory leads to more complex situation.Though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some breakthroughs against the“dual-element”theory，there still lack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position of“texture”theory.As a result，Weng's position in the poetic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has yet been ultimately established.

Weng Fangang；Jili；Guo Shaoyu；dual-element theory

I206.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2.06.016

1674-8107（2012）06-0091-08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

2012-06-11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翁方纲诗学与清诗走向研究”（项目编号：12YJC 751074），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翁方纲‘肌理说’研究新论”（项目编号：11XWB029）。

唐芸芸（1982-），女，广西桂林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