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北岛海外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杨四平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北岛海外漂泊及其再度被边缘化，对此，国内外反响不一。目前，海外已有普通受众、著名诗人和汉学家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北岛的诗；而汉学界对北岛海外诗歌采取了文化性读法、思想性读法、政治性读法、系谱性读法、修辞性读法和综合性读法。这些 “合力”共同塑造了北岛在海外的多样化形象。

北岛；海外诗歌；传播；接受；形象

一

据北岛在《杜伦》里回忆，1987年3月，当他第二次远赴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系时，海外漂泊生涯就正式开始了。［1］（P212）除了在纽约郊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外，此后的北岛，几乎四海为家，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漂泊者”［2］（P5），直到2008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才正式在香港定居，暂时安顿了下来；但是，可以想见，其“热爱旅途中的生活”［3］（P41）的“候鸟”的性格、习性和命运，终究不会改变北岛“永远的漂泊者”的角色。何况他喜欢漂泊，并且有这种持续的“隐秘的冲动”在驱使，还“并不太在意途径的地方”［4］（P61）；何况有血液在召唤，内心已疯狂，天涯在前方。

就像刘小枫把知识分子的流亡划分为外在流亡、内在流亡和本体论流亡那样，在此，笔者也愿意把北岛在海外的漂泊分为外在漂泊、内在漂泊和本体论漂泊，而且它们常常是“三位一体”的。在《搬家记》里，北岛说：“旅行是种生活方式。一个旅行者，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出发与抵达之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持未知态度，在漂泊中把握自己，对，一无所有地漂泊”。［5］（P157）注定永远“在路上”的北岛，是不会停止他漂泊的脚步的，毕竟他“厌恶了同样的风景和邻居”［5］（P157），毕竟只有旅行方能使他永葆青春和写作的源泉、动力和活力。《东方旅行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愿：“早饭包括面包果酱奶油／和茶。我看窗外肥胖的鸽子／周围的客人动作迟缓／水族馆／／我沿着气泡攀登／四匹花斑小马的精彩表演／它们期待的是燕麦／细细咀嚼时间的快乐／／我沿着雷鸣的掌声攀登”。从该诗中作为主旋律的、并以单行独立作为一节的、反复出现的“我沿着……攀登”，可以看出诗人旅行的方向只有一个，而且总是向上、向前，仿佛一支离弦的箭，一切都是被动的，就像水族馆里的鱼儿，就像马戏场上的马驹，永远在生死之间、在起点与终点之间，无止息地奔忙着，迷惘中掺杂着莫名的激动。对此，奚密在《从边缘出发》里，以该诗为例，剖析与归纳了北岛海外漂泊的状态和心绪。她认为，虽然海外生活非常安逸，但是北岛觉得在祖国时用血与泪写出的呐喊，在欧美这个大世界的众声喧哗中被堙没了，诗人迷失而彷徨，“觉得自己像一条饲养在水族馆金鱼缸里的鱼，或一匹马戏团里的小马，为了生存（燕麦）不停地作秀，赢得观众的掌声”。［6］由此，她读出了以北岛为代表的一类漂泊海外的诗人在诗歌写作里流露出流放中茫然与逃避的情绪。她感受到了北岛海外漂泊中再次被“边缘化”、“边缘化”的心理变化和诗歌写作策略的调整。这无疑是恰切的。“《今天》派”当年不但边缘而且很“地下”，但是，随着国内政治环境和知识气候的变化，他们渐渐浮出历史地表，公开喊出了“一代人”的声音；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再度沉寂下来，不少人只能别无选择地在异国他乡做一个孤寂的当代行吟诗人。当然，你说他们是流亡他国可以，你说他们是漂泊也行。尽管流亡与漂泊有着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但是如果结合历史的复杂性和诗人思想的丰富性，我们完全可以超越这些词语能指的精确定义，从文化上广义地理解和使用它们，以避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武断。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纠缠于这些用词精确与否之类的细枝末节。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奚密对北岛被再度边缘化的评价。从新诗发展史和新诗现代性的角度，奚密提出，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置于边缘化的境地，处于“迅速转化中的传统社会”与“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6］之边缘，具有现代性，是一个“现代现象”。［6］只是随后的革命文学视诗歌为革命的喉舌、旗帜、投枪、匕首、炮弹，使诗歌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与革命同谋，这种对诗歌边缘化的“否定性反应”，挤占了诗歌与“中心话语”应有的距离，钝化了诗歌先锋的探索性，因此，值得我们认真清理与检讨。［6］按照奚密的这种观点，北岛的海外诗歌写作就是这种检讨的结果。它们使诗歌摆脱那些超负荷的东西，回到诗歌应有的常态，回到诗歌边缘化的本位，再次使诗成为诗。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北岛说：“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7］在《失败之书》前言里，北岛写道：“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8］在《巴黎故事》里，北岛谈到萨特时，仿佛也是自言自语：“漂泊既是虚无又是被迫选择，如同存在与虚无的约会”。［4］（P47）以无证有，以漂泊验证存在。这种观念如同里尔克在《献给奥弗斯的十四行诗》里所写的“向存在的大地说：我流向流动的大海说：我在”。

尽管如此，漂泊与迷惘还是始终伴随着北岛。法国汉学家金丝燕说，海外的中国作家通常会面临四种困境：“原有的抵抗对象消失，原有的牵制似乎不复存在；对语言的焦虑，表现的愿望与表现的限制的矛盾——语言从古到今与作家的对峙；是被读者创造，还是创造读者；现代性与自我问题”。［9］（P398－399）北岛同样面临这些困局。 对他而言，语言问题、读者问题和现代性问题是优先受到关注的。

二

重新修行、重新认知、重新写作，是北岛海外漂泊的主旨。这意味着北岛海外写作有一个自觉的调适过程。这一调适，令绝大多数国内外的读者、批评家很不适应。他们对在海外漂泊的北岛很有意见，而且国内的反应比国外的反应更加激烈。这以1999年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 《十作家批判书》和2001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诗人批判书》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十作家批判书》还是《十诗人批判书》，北岛都在被批判之列。在 《十作家批判书》里，徐江写了 《诺贝尔的噩梦——北岛批判》，先后提出了‘为什么偏偏是北岛’、‘北岛有个大问题’、‘没有北岛二世’、‘诺贝尔阴谋与世界诗歌’4个问题，主要批判了北岛诗歌‘反文革话语’的顽症。而在《十诗人批判书》里，岑浪写了《失魂落魄在异乡——北岛批判》，先后提出 ‘北岛病了’、‘欧阳江河为北岛写了悼词’、‘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北岛最终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人’3个问题。如果前文还算研究性文章的话，那么后文则充满了暴力美学的粗鄙倾向，遍及全文的谩骂几乎淹没了少得可怜的思考。难怪有人指责‘酷评’是不负责任的轻狂为文。笔者曾经从人们对北岛的误读与隔膜及其与文学史之间达成的合谋着手，阐释了恢复‘《今天》派’命名和重勘北岛文学版图之必要；以流亡为界碑，梳理了北岛流亡前的‘废墟诗歌’之得失，同时从‘常’与‘变’之辩证关系的角度，详细地解读了北岛流亡后的‘流亡诗歌’，归纳它们在思考诗人与母语之间的关系及其作为流亡者对祖国的深厚爱情、揭示生活与幸福的不真实性、个体话语存在之可能和难度、质疑本体论和逻辑世界、返乡的坚定指向及其困难等方面的新贡献”。［10］（P287）其实，国内部分青年诗人的强烈不满，主要源于对北岛海外生活与写作的不了解。其中，就少不了臆想的成分。

对于北岛在海外漂泊情形，大概有以下3种看法。第一、国内一些诗歌批评家，尤其是一些曾经是《今天》派的推动者，以及一些青年诗人（如上文提到的 “批判书”），对北岛在海外游历表示不理解，似乎他是在浪费生命，无谓地耗散自己的创造力。显然，这是捕风捉影式的妄加猜测，是皮相之谈。比如网上有如此丑化北岛的恶搞文字：“一身倦怠地推着小推车出入大大小小的国际空港，在一系列国际笔会、诗歌朗诵会、文学节上疲于奔命，活像个文化孤儿”。［11］对此，笔者倒同意西川讲的“该出国的出国，该接轨的接轨，该出书的出书，该开研讨会的开研讨会，该上电视、报纸、杂志的上电视、报纸、杂志”。各人管好各人自己的事，才是健康的公民意识。谁也不是圣人，用不着对别人指手画脚。第二、一些汉学家过分乐观地评判北岛海外漂泊的价值，如孟悦在《瞎子领瞎子，穿过光明》里描述了北岛在海外漂泊的魏晋名士状态：“流浪者找流浪者，流浪者认流浪者”，“这些相坐、同看、共处、对饮、畅聊、戏谑、倾诉聆听，乃至昂首高唱，正是诗人期望与其流浪的同类之间保有的那种认可与接纳、嬉耍且分享、忠实单纯的为友方式”［2］（P6），此乃高山流水觅知音、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人生与艺术的至境。北岛说：“正是由于漂泊，我结识了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姆、布莱顿巴赫等其他国际知名作家，也结识了像芥末和于泳这样随风浪沉浮的小人物。”［12］漂泊成就了中年后的北岛及其海外写作。第三、一些汉学家比较客观地看待北岛在海外漂泊的实况，如李欧梵在《既亲又疏的距离感》里披露的一个细节：北岛在哈佛演讲时，当有人问他“你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吗？”北岛回答：“我不愿意被贴上另一个政治标签”。［13］（P5）好在现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北岛的散文集《失败之书》（后“一分为三”即《青灯》、《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和《城门开》，这些文章有助于人们解开心中的疙瘩，了解一个真实的海外北岛。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揪住北岛在《南非行》里写到的国际诗歌节上出现的分裂与争斗不放，认为在“新的支配欲望”条件下，在文化与语言的区隔下，世界诗人之间不可能展开实质性的交流，既然彼此不能进行交流，也就没有必要去交流，漂泊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其实，北岛在该文中只是原生态地呈现国际诗歌节上交流的困难与磨合，还援引了R.S.托马斯的话：如果这个世界的人们从没有互相发现，日子会好得多，有大片的水域隔开他们，然后还嘲讽道：“也许他是对的，交流引起新的争斗”。［14］（P109）其实，北岛是想告诉我们，尽管争斗难以避免，但是交流还是需要的。的确，我们不能知道人总有一死就不要认真地活着！有争斗才有交流。不同文化与语言的人们之间进行跨文化、跨语际交流，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失语状态中的尴尬”。在《纽约一日》中，北岛写到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场面：“朗诵会只有二十来个听众，估计要么是学校胁迫的，要么是为免费的红酒点心的。院长坐镇，哪个敢溜？我念中文，艾略特念英文翻译。听众像是二十来部虽然联网但全部切断电源的电脑：拒绝任何信息。我和艾略特交换了一下眼色，草草收场。”［15］（P146）对于通过朗诵传播诗歌，交流思想，北岛是既爱又厌，五味杂陈！在《朗诵记》中，北岛描述了诗歌朗诵，有时令人动容，有时需要冒风险，有时却是为了营生……不像古代的文人墨客“把酒临风，应答唱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16］（P181），现如今，诗人成为另类；但是“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16］（P177）这就是诗歌朗诵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特殊意义。说得偏激一点，尽管语言之间有障碍，但是那种翻译式的日常交流在诗人之间不一定需要很流畅，有时大家彼此之间磕磕绊绊、比比划划、相互微笑，就能激起心灵的波澜。正如北岛在《纽约变奏》里自嘲的那样“诗歌本来就说不清，用另一种说不清的语言也许更好”。［3］（P33）高品位的交流，“谈话”不一定重要。

其实，对北岛而言，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尽管北岛英文不好，但毕竟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翻译英语诗歌、加上几十年的海外漂泊，而且还不断地用英语与英语世界的作家们打交道，并用英语在国外大学里教书，所以，英语对他来说，现在早已不是什么障碍了，也就是说，在国际诗歌活动中，北岛用英语进行诗歌交流已经不是问题，而且，不但不成问题，反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岛周游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结识了许多国外著名诗人，在世界各地朗诵自己的诗歌，参加各种国际诗歌活动，与各国诗歌诗人、读者和专家一起分享汉语和汉诗带来的欢乐。但是，这又与欧洲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热衷于社会活动不一样。比如，在《布莱顿·布莱顿巴赫》里，北岛记述了他与南非作家布莱顿之间深交：1994年国家作家会议在里斯本开理事会，布莱顿送给北岛他的回忆录《自白》，并在扉页上写上：“给我亲爱的朋友和哥伴北岛，致以美好的祝愿，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17］（P156）《自白》里还写有这样一小段：“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中国诗人，对我的这段故事特别感兴趣。他竟然要替换我，不仅用第一人称，还要把几十页的内容压缩成这么一小段”。因此，北岛也感到，自己“不再是所谓的潜在的读者……参与他的写作”，因为北岛相信“逃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只是布莱顿在跑，北岛也在跑，“每个不愿与权力认同的人都在跑”。［17］（P163）这两个异国他乡的朋友之间，感同身受，相互认同，亲人兄弟，不仅如此，北岛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诗“……你释放的疯狂／是铸造寂静的真理／骄傲如内伤闪烁／使谈话暗淡……／风在阅读车辙／向蓝丝绸以外的疼痛 ／致敬”。［17］（P160）又如，在与丹麦诗人托马斯的交往中，北岛也与他也产生了深情厚谊。在听说他中风的消息后，北岛写了首诗给他，让对方潸然泪下：“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天使跳舞时 ／你保持住了平衡……”［18］（P73）两颗心就这样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夺目的火花。

国际诗歌交流十分必要，意义重大，就像帕斯所说的，诗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这声音并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许多少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像当年创办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宗旨所希望的那样，通过不断举办国际诗歌节，“让某些诗人重复出现，通过时间展现他们的变化”。［19］（P181）总之，在国际诗歌交流中，斗争与交流并存，尴尬与温馨同在。这正是它之所以持久地吸引不同国家诗人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

这里要特别提到在海外复刊的《今天》，因为它在传播北岛海外诗歌和其他汉语诗歌方面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而在柯雷眼里，《今天》是那个曾经在中国大陆取到过煽风点火作用的 《今天》，而海外出版的《今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他看来，进入90年代以后以《今天》为核心的“团体”和“主义”已经分崩离析，诗人写作更加个人化了。因此，他1996年版的《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大谈特谈《今天》及《今天》派，而2008年版的《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则是避而不谈。其实不只柯雷这样，包括中国许多诗人在内的海内外诗歌界几乎都作如是观。1990年8月，北岛和朋友们在奥斯陆在会，决定复刊《今天》。他说:“从办刊的方针来看,新老《今天》还是有其一贯的延续性的。坚持先锋,拒绝成为主流话语的工具。1991年,北岛和他的朋友们在爱荷华开了一次会,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使《今天》成为一份独一无二的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刊物。十个编辑来自世界上十个不同的地方,这在世界杂志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杂志编辑部也几经搬迁,从奥斯陆到斯德哥尔摩,然后到洛杉矶、台湾和香港。”［20］复刊后的《今天》有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主张开放多元，坚持先锋品位，依然是现代汉语写作的标杆性场域，发表当前一流作家诗人的作品，成为海外诗歌界、汉学家了解当代汉诗的重要窗口，对向外传播汉诗发挥了重要功效。

三

北岛近年出版的中文诗集有:《在天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午夜歌手》（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版）、《零度以上的风景》（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年版）、《开锁》（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北岛近年出版的外文版诗集有：《旧雪》（英文版）、《在天涯》（英文版）、《霜降时节》（丹麦文版）、《白日梦》（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等。北岛海外诗歌在海外的接受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谈。

第一个层面是海外普通大众的接受。这方面十分有限，当然，这恰恰反正了北岛诗歌的精英性。北岛一直是方向感很强的诗人。陈超从北岛诗歌话语修辞的角度，勾画出了北岛整个写作路线图及系谱：“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21］当然，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北岛对“生存真实性”和“艺术自觉性”的双重担当与持守。在回答“你出国前后的诗有什么不同？”，北岛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索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诗一直都是写给秘密读者的”，“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现在，写作变得更曲折隐秘了”。［7］有一次，北岛与李欧梵为了募捐，到一华人社区朗诵，当北岛正在朗诵时，一个老人站了起来说，听不懂；李欧梵忙插话说，你先听完，等一会儿我来给你们讲解，等我讲解完了，你们自然也就懂了。北岛诗歌始终要面临普通听众的“懂”与“不懂”的质询和责难。这是由北岛诗歌属性决定的。

第二个层面是海外诗人们的接受。尽管他们比普通受众的情况要好些，但是情况仍不容乐观，不过也不要过于悲观，毕竟还是有一些知音。知音原本就像高山流水那样难以寻觅、难以遇见。金斯堡就是北岛诗歌在海外接受的有名的知音之一。1983年，金斯堡随美国作家代表团一行来到中国，金斯堡和盖特在旅馆里秘密地与北岛匆匆忙忙见面；他们之间的对话是通过北岛诗歌的英译者杜博尼的翻译进行的，后来北岛在《艾伦·金斯堡》里回忆说：“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我的异类色彩”［22］（P12）；在新泽西诗歌节上，艾伦与北岛同台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单地抛在那里。 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22］（P14）这些均表明，北岛与金斯堡之间友情甚笃。然而，李陀在《一颗温润明亮的珍珠》里质疑道：“北岛说金斯堡坦白自己看不懂北岛的诗，然后北岛又用同样程度的坦诚表示，他也看不懂金斯堡的诗，这真让我吃了一惊。如果他们俩彼此都看不懂对方的诗，那他们的诗又是写给谁看的呢？ ”。［23］（P7）在这里，笔者想用北岛和孟悦都引用的英语成语“瞎子领瞎子”来回答李陀：一个外国的瞎子领着一个中国的瞎子，或者相反，一个中国的瞎子领着一个外国的瞎子，穿过光明；质言之，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阅读与接受，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这种“瞎子领瞎子”状态；一方面反映了跨文化、跨语际诗歌传播与接受的无奈与尴尬，另一方面又体现了跨文化、跨语际诗歌交流中有可能触及在母语环境下无法发现的真正属于诗歌的东西，毕竟在“瞎子领瞎子”的状况下，“陌生化”的东西很多，文学性比较容易呈现。由此，我们看到跨文化、跨语际诗歌交流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其实，不同国家诗人之间对彼此诗歌的接受不仅仅通过朗诵，还有更为深入一步的阅读即给国外他喜欢的诗人撰写评论，北岛在《鲍尔·博鲁姆》里写到了丹麦诗歌界的中心人物鲍尔·博鲁姆，“我的很多诗都看不懂，但他喜欢”［24］（P153），并为北岛丹麦文诗集《霜降时节》写书评的情节，这篇书评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北岛当时的房东读到后，对北岛另眼相看，并为此而骄傲。北岛还在《杜伦》里提到他当年的一个叫内特的美国学生，后来成了文学评论家，也曾经为北岛的一本英译诗集写了书评 《在语言水平上》。［1］（P25）还有就是，个别大师级诗人，虽然既没有公开朗诵过北岛的诗，也没有为北岛的诗写点什么，对北岛的诗可能只是有保留的喜欢；但是他们也是沉默的北岛诗歌的忠实接受者，比如北岛在《帕斯》里写到：“他从提包陶出我刚出版的英文诗集《旧雪》，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喜欢，飞机上一直在读”。［25］（P171）更有甚者，有的诗人对北岛及其诗歌有相当娴熟的理解，能够大体把握北岛诗歌的神与魂，比如北岛在《依萨卡庄园的主人》里提到的杰曼就是这样一位让人难忘的比利时诗人，他径直叫北岛“八月的梦游者”［26］（P171），实属不易。

第三个层面是汉学家们的接受。比起国外普通大众和著名诗人来，汉学家们的接受影响更广、更深入、更持久，也更复杂。这首先得益于北岛与汉学家们有着广泛的接触。汉学家们常常慕名来拜访北岛，请北岛到他们所任教的大学去演讲，或者干脆聘请北岛为他们学校的教授，抑或是驻校诗人。当然，也有的汉学家根本与北岛就不认识，只是凭着兴趣心无旁骛地研读北岛诗歌并撰写评论。

欧阳江河在《北岛诗的三种读法》［27］里条分缕析地归结了北岛海外诗歌的政治读法、系谱读法和修辞读法，并希望读者超越“现象的和功利性的声音”而能够倾听到“诗的声音”、“诗意的隐秘声音”。其实，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行“细化”，将北岛海外诗歌的读法分为6种，即文化性读法、政治性读法、思想性读法、系谱性读法、修辞性读法、综合性读法。下面，笔者逐一加以介绍。

一、文化性读法。受国情和意识形态影响，中国本土对北岛诗歌的接受仍处于“北岛神话”的意识形态幻影中，还在用“对抗写作”、“政治写作”来阅读北岛，显然，这种固化的标准已经严重不适应北岛海外那些变化了的写作。西方读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变化，认为要剥离附加在北岛海外诗歌上的“地方性”和“历史性”，将其还原成“透明的载体”，从而获取北岛海外诗歌所传达的“被解放的想象力和纯粹的人类感情”。这种观点要求人们不要再把北岛海外诗歌看成是中国的，而要看成是属于世界的，是一种超越了政治限定，乃至超越了国族限定的所谓的“世界诗歌”。这以宇文所安为代表。他在《什么是世界诗歌》里说：“西方读者一般来说会喜欢北岛诗中非政治的一面，认为这个层面表征了‘世界’诗人应有的广度。而我接触过的中国新诗读者则倾向于喜爱北岛早期政治色彩浓厚的诗，对北岛脱离政治、向私人关怀的转变，他们感到惋惜”。［27］当然，这并不对于说宇文所安就肯定了所有的“非政治性诗歌”，恰恰相反，几乎除了北岛诗歌外的所有中国现代诗，不任是政治性诗歌，还是非政治性诗歌，在宇文所安看来，“都存在着滥情”，而且这种不良状况，新诗比古诗更严重、“影响更深刻”。为什么宇文所安推崇北岛海外诗歌创作，是因为它们具有“可译的公共意象”，符合其普适价值的诗歌标准，最有可能成为其理想中的“世界诗歌”。其实，在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观念的背后存在着黑格尔所说的“主奴等级关系”，也就是詹明信所分析的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间的等级关系；质言之，在宇文所安的意识里，西方就等于世界，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西方诗歌就是世界诗歌。其后殖民的文化霸权思想十分明显。这是我们需要警觉的。

虽然北岛意识到“背景”和对象都已改变，先前的那种对抗变得模糊起来，需要重新思考，需要调适策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岛就真的放弃了对抗，而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写那种抽象意义上的不着边际的所谓的 “世界诗歌”了。漂泊的北岛，常常真切感受到的是母语的悬浮状态。在《乡音》里，北岛说：“我对着镜子说中文”，感觉“祖国是一种乡音”，并且，为这种远隔祖国带来的疏离感而恐惧不已。他还说：“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也就是说，虽然客观的距离使他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变得疏远了、陌生了，而是变得更密切了，更实在了。他说：“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惟一的现实。 ”［28］（P244）对于母语的体会，北岛在布罗茨基的剑、盾、宇宙舱这3个比喻外，添加了一个“伤口”。因此，笔者认为，对北岛海外诗歌的阅读，既要把它读成中国的，也要把它读成世界的，而不能将其限定在哪一种意义上。

二、思想性读法。顾彬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那篇名文 《预言家的终结——20世纪的中国思想和中国诗》，从“内在一致的上下关联”［29］（P3）出发，考察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与中国现代思想史之间的勾连。如欧阳江河所言，顾彬“对北岛1989年以后的诗作则是放在流亡生活的背景，放在‘渴望’依照伦理观念建立起一个新的群体秩序这一 ‘中国情结’中去阅读的”。［30］（P100）因此，顾彬认为，“这么多年来，他的诗歌变化不大，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这可能和他的处境变化没有太大有关系”。［31］在《预言家的终结》里，在谈到北岛在漂泊生涯中写的那些“告别国家的诗”之后，顾彬提出了一连串的询问：“我不知道中国的一代杰出诗人在流亡中写下的诗篇是否将失去与中国的联系？如果失去了，我不知道这对于中国诗的历史进程是福音还是不幸？有的人已正式宣称中国并不存在。有的人正在全面地退出中国。一些有预见性西方汉学家已经在着手研究：去掉中国性和政治性后，某些有代表性的中国诗人的作品里还剩下什么？”［32］显然，顾彬欣赏的是北岛出国前写的诗，而对出国后写的诗并不怎么看好。尽管如此，但是从北岛专门写他与顾彬交谊的长篇散文《空山》，我们仍不难看出他们俩的深情厚谊。顾彬也专门为北岛写过三首诗。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分歧。顾彬的意思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在当代中国，预言家随着预言时代、理想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尤其是漂泊在外的曾经的预言家势必相时而动地放弃预言，即在他们的写作中“去掉中国性和政治性”。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不仅欧洲汉学家作如是观，美国汉学家大部分也持这种看法。比如，斯蒂芬·欧文从“中国”和“古诗”出发，开始阅读北岛的海外诗歌，结论是，他既没有从中找到他希望看到的“中国”，也没有找到西方意义上的“诗歌”。又如，韩南曾经撰文指责北岛海外诗歌如英译，在后现代境况中完全“被全球化”了，失去了中国性、本土性。［33］再如，在《上帝的中国儿子》里，北岛写到的耶鲁大学中国史专家史景迁恐怕也是这样来读北岛海外诗歌的。

这些汉学家具有很强的文化优越，高高在上，后殖民趣味十分浓厚。这是欧美汉学家的通病。对此，北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汉学只不过是为他人提供了一种向度，并未覆盖一切。依我看，不少汉学家毁就毁就在这儿；汉学既是饭碗，又反过来主宰其精神世界；这种互相占有的结果，使他们失去了‘白金尺’。 ”［34］（P101）

实际情况是，北岛去国后继续用中文写作，也常常触及先前的人与事，他的散文更是如此。还有就是，北岛海外诗歌里大量使用“祖国”、“故乡”、“乡音”、“母语”、“怀乡”、“乡愁”等词。在这些事实面前，你还能由此下判语说，北岛去国后的写作去掉了中国性和政治性了吗！恰恰相反，他身上的中国性不是淡化了，而是更强烈、更隐秘了！正如北岛在《空山》里写到的，“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能力”。［35］（P147）屈原的《哀郢》不也如此吗？

三、政治性读法。这在北岛诗歌海外接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占主导地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尤其是冷战思维和后冷战思维的影响，中西文学长期被置于等级化之中。诚如欧阳江河所言，西方汉学家只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听到“政治”的声音，而把“诗”的荣光留给西方经典文本。［30］（P188）这是西方汉学家惯用的思维和逻辑。北岛诗歌在80年代后之所以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视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现实及其对抗资源一种政治文本而产生了政治效用。这决定了绝大多数汉学家的思维逻辑。比如，柯雷在《当代中国先锋诗歌与诗人形象》中说，北岛“之所以被人铭记，主要是因为他文本之外的影响”，“北岛是一个 ‘持不同政见者’，在海外获得了传奇性成功”。［36］尽管柯雷自身也在努力“去政治化”，但是在对待北岛海外写作和海外复刊 《今天》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浓重的政治化倾向，比如，他在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了影响并没有超过北岛的北岛的好友多多的同时，又对复刊后的《今天》和海外北岛的写作几乎是视而不见，这或许多少受到了个人情绪的影响。柯雷身上这种“分裂”、犹疑的状况，直到21世纪才有所改变。这是后话，放在后面说。由于欧阳江河在《另一种阅读》和《北岛诗的三种读法》中对北岛海外诗歌的政治性读法做了严密的、科学的、赋有真知灼见的学理分析。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四、系谱性读法。这种读法就是从诗人的写作资源，写作格局，写作变化等方面系统勾勒诗人创作来龙去脉的图谱。在西方，有2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北岛海外写作与在国内写作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如顾彬、柯雷等；一种意见认为北岛去国前后诗歌写作变化很大，如宇文所安、欧文、韩南、奚密、李欧梵等。李欧梵认为北岛“现在比以前写的好”。他说：“世界汉学家都喜欢中国民间的东西”，“北岛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应该多看些其他国家的东西，他后来就看多了”。［37］当然，在这里，笔者以这样的方式引出李欧梵的话，不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是为了清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北岛并非按李欧梵的意见去阅读与写作。但是，据李欧梵观察，北岛海外诗歌写作，的确是既有民间性又有国际视野，既积极投入又保持良好的距离感，由此获得了开阔的发展时空。与之相呼应的是，国内诗评家欧阳江河认为，去国后，北岛已经从“青春写作”进入“音调和意象是内敛的、略显压抑的、对话性质的”“中年写作”。［30］（P192）笔者认为，不要过分夸大北岛去国前后写作的变化，要注意北岛海外诗歌写作中“常”与“变”的辩证关系。

五、修辞性读法。通俗来讲就是像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批评那样对北岛海外诗歌进行 “内部研究”和“文本细读”。欧阳江河指出，这种读法关注的是 “能否发现特定语境中某些词语所产生的语义移位和偏差，能否指出种种变化的方向、特征和影响”。［30］（P205）金丝燕是这方面的代表。 她的《细读的悖论——诗书写的不可能与自由》细致分析了北岛诗歌的四层“断裂”：空间与听觉的音乐性、词语的音乐性、词义的差延、词义的裂口。她认为：“北岛以诗的写作与公共空间保持距离。他宁愿消失在特殊性之中而不愿沉溺在社会与人民的主体性里”。［38］（P245）所以，她看重北岛海外诗歌中“词语互相撞击所产生的场和生活被借用的程度”。［38］（P238）因为她主张“诗在裂口永恒”。［38］（P246）比如，她分析北岛《写作》：“打开那本书／词已磨损，废墟／有着帝国的完整”，她说，诗中呈现的写作是词义的差延与裂变，致使词的本义变成灰烬，而在这灰烬的尽头就是“前意义”的完整的诗的地带。这种修辞读法无疑对于解读北岛海外诗歌中的荒谬、悖论、嘲弄、自嘲、玩笑、实验性和超现实，实现“瞎子领瞎子，穿过光明”，是有助益的。只可惜，这方面的工作，汉学家们做得很少。反过来讲，如果汉学家们多驻足于对北岛海外诗歌的修辞性阅读，必将利于北岛诗歌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六、综合性读法。顾名思义，就是把上面讲到的文化性读法、思想性读法、政治性读法、系谱性读法、修辞性读法综合运用在一起的复合型读法。它将有利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进入和呈现北岛诗歌的丰富世界，如此一来，什么文化资源呀，思想元素呀，政治背景呀，诗人的前世今生呀，作者意图呀、读者期待啊等等文本内外的一切风景就能够尽收眼底，可以想见，那一定是风光无限啊。只可惜，汉学家在这方面所做的的努力还很不够。个别汉学家已经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如柯雷2008年出版的新著《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虽然不是研究北岛的专著，但还是涉猎了北岛海外诗歌创作。该书每一部分均围绕“文本、语境和元文本”即“诗歌”、“诗歌的社会——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和“批评性话语”三个轴心概念展开研究和论述，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研究，值得提倡。

总而言之，比起北岛诗歌的巨大成就以及在海外的巨大影响来，北岛诗歌，尤其是在海外创作的诗歌，在域外的传播和接受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里特别要提醒汉学家注意的是，当务之急就是要破改政治性读法挂帅的迷局，切实做好修辞性读法，并最终走综合性读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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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Beidao＇s Overseas Poems

YANG Si-ping

（College of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Compared with in China,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responses in other countries to Beidao＇s overseas vagrancy and re－marginalization.So far,some ordinary readers,famous poets and sinologists have tried to disseminate Beidao＇s poetry in all sorts of ways;and the sinologist community interpreted his overseas poetry in cultural,thought,political,genealogical,rhetorical and comprehensive ways.Those ″joint forces″helps shape Beidao＇s diverse overseas images.

Beidao；overseas poems；dissemination；reception；images

I227

A

10.3969 ／j.issn.1674－8107.2012.01.012

1674－8107（2012）01－0066－09

2011－07－20

国家社科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研究”（项目编号：10BZW106）；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现代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09YJA751005）。

杨四平（1968－），男，安徽宿松人，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诗歌研究。

刘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