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观

王 伟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费尔南·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是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时，以文明史为主要授课内容。他对于文明有着独到的见解。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观体现了他历史观的精髓。在布罗代尔看来，文明史几乎等于是人类历史。实际上，在布罗代尔的史学研究中，文明史已经成为年鉴学派总体史理想的体现和落实。对于如何开展文明史研究，布罗代尔提出了三条建设性意见。第一，进行必要的否定，即打破固有的理论模式与条条框框。第二，争取对文明史下个最简明的定义，或者说确定研究对象。第三，邀请各门人文科学的专家共同参与进来。布罗代尔在他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忠实地贯彻了他的构想，从而为文明史领域开拓了新的天地。

布罗代尔；文明史；年鉴学派

一、研究布罗代尔文明史观的重要性

费尔南·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本文探讨他的文明史观。首先说明一下研究布罗代尔文明史观的重要意义。简单说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布罗代尔写作的历史都具有宏大视野，推崇包罗万象的“总体史”。在他的几部代表作中，《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都囊括了数百年的时空和文明，原本打算写给中学生用作教材的《文明史纲》本身就对世界各大文明作了勾勒①；晚年写作的《法兰西的特性》虽未完成，但脉络俱在，法国虽为一国，但布罗代尔非常注重法兰西境内的次级文明、区域文明。布罗代尔如果活着的话，可能会告诉我们，他所写的并不是一个法兰西，而是许多个法兰西。

布罗代尔对于文明具有独到的见解。无论是他对于物质文明的推崇（这一点甚至被许多人所诟病），还是他对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迥然不同于前人的理解，乃至“经济世界”概念的提出，等等，都体现了他特有的历史观。可以说，布罗代尔的历史观主要体现在他的文明史观。

第二，布罗代尔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学家。一方面他非常博学，他的历史著作中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另一方面，他始终强调自己是一名历史学家；无论他在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独特的理解丰富了我们的思想认识。但决不能说他是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的专家，也不能简单说他就是长时段理论的倡导者。这些称誉用在布罗代尔身上并没有不合适，但是仅仅这样说就简化了、矮化了布罗代尔。作为一个综合而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他的贡献决不是仅仅提出了一两个新概念、新方法。而如果要总结他毕生研究的核心的话，我们可以说他终身致力于文明史研究。

第三，当初吕西安·费弗尔推荐布罗代尔继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之后，布罗代尔讲授的内容正是文明史。而纵观布罗代尔波澜起伏的一生，从法国东北部的洛林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南美洲的巴西到德国的战俘营，他亲历了各种文明的差异和冲突，这对他的研究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他用生命的体验浇灌了文明史的花朵。而他特别推崇的米什莱、布克哈特等历史学家，都是卓有成就的文明史大家，从中也不难看出他的自我定位。

布罗代尔很少就理论问题进行连篇累牍的阐述，《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可以算是比较突出的例外。还有一篇重要性堪与《长时段》一文比肩的理论文章正是探讨文明史研究的《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实》。其实，我们只消稍稍回顾一下《年鉴》杂志曾经用过的刊名：《年鉴：经济·社会·文明》，就不难明白，对于文明史的重视，是年鉴学派的传统。经济也好，社会也好，单单研究这些方面，不成其为历史，只有最后归属于文明，才有真正的历史味。这也是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分野所在。

二、文明史研究对于布罗代尔的意义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同时是“对过去和对现时的认识，是对‘已经发生’的和‘正在进行’的演变的认识”，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为了认识现时，必须研究迄今依赖的全部历史”。②那么文明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布罗代尔援引了两种表述。第一是拉斐尔·阿尔塔米拉的断言：“说到文明就等于说到历史”。第二是法国著名文明史家基佐的话：“这种历史［指文明史］是……包括所有其他历史门类在内的、最伟大的历史。”③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文明史地位和重要性予以充分肯定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与布罗代尔自己的看法相吻合的。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学院担任多年文明史教授，对文明史的感情也可以理解。布罗代尔本人对于文明史的看法也有非常明确表述：“文明史几乎等于是人类历史”。④

文明史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文明史就是历史本身。但文明史究竟是什么，又很难通过定义来表述。作为“广阔无垠、难以划界的历史领域”，根据不同的时代、国家、历史学家，文明史的内容“不断有所变更，并且继续在演变中”。可见很难为它下定义，“即使下了定义也不免牵强”。⑤

而“文明”这个词细究起来又很复杂，与“文化”这个词牵扯到一起，界线很难分清楚。这方面布罗代尔不止一次做过辨析，但我们在这里暂且不细究，只要知道，在布罗达尔的讨论中，文明史与文化史大体等价即可。文明史（或文化史）的内容涉及很广，拿布罗代尔所举的例子来说，语言史、文学史、科学史、艺术史、法律史、技术史、制度史、宗教史、迷信史、日常生活史，甚至很少有人研究的烹饪史，等等都包括在内。总之“文明史不仅参与历史的某个门类，而且置身于整个历史之中”，很难设想“文明史竟与通史（或者说，总体的历史）能够分开”。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布罗代尔的心目中，文明史实际上已经成为总体史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和落实。文明史所包含的不同门类、不同层面及其所诉诸的解释，都是考验一个历史学家的地方。布罗代尔秉承了年鉴学派的传统，认为历史学的核心在于解释。就文明史而言，“每种解释都在不同的层次上囊括整个历史”，“势必要抓住历史的全部内在和外在表现”。⑦

我们知道，布罗代尔擅长的正是把那些看似无所不包的内容理出头绪，让读者在眼花缭乱之中顺着他理出的线索亦步亦趋，直至恍然大悟。而文明史特有的纷繁复杂、头绪众多、难以归类的特点正适合布罗代尔发挥他的史学才能。20世纪各门社会科学兴起，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变得更加广阔。年鉴学派的领导人吕西安·费弗尔一贯反对把历史学割裂成某某史、某某史之类的领域。而继承了费弗尔衣钵的布罗代尔在这方面也追随他的导师。在担任法兰西学院文明史教授之后，布罗代尔更是可以挥洒自如地把他的多方面兴趣融入到文明史这个大熔炉中去了。

而布罗代尔在写作《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在》时认为，“文明史正徘徊在十字路口”，“它必须吸收新旧各门社会科学在无穷无尽的人生中实现的所有新发现”。⑧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在各门社会科学彼此激烈竞争的时代下布罗代尔对文明史的期许，倒不如说这是他对于历史学本身的期许。

三、布罗代尔认为应该怎样开展文明史研究

尽管我们可以从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实践中来总结他研究文明史的方法和路数，但我们不妨先通过布罗代尔本人的理论阐述来对此有个认识。因为在历史研究中，主观的理论和客观的实践往往是会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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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所提出的大致有三点。第一，进行必要的否定。第二，争取对文明史下个最简明的定义，或者说确定研究对象。第三，邀请各门人文科学的专家共同参与。⑨布罗代尔对这三点又分别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里我们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明谈谈自己的理解。

首先是第一条：必要的否定。这是笔者认为最有特色的一条，也是初看上去最让人费解的一条。什么叫必要的否定呢？通俗地说，就是做减法，把头脑中的条条框框都打破。我们知道，认识事物之前没有一定的心理结构是不可能的，没有一定的理论预设，不要说进行历史解释，连认识事物本身，甚至区分哪些是需要认识的事物都不可能。我想布罗代尔并非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他这么说有他的道理。布罗代尔分析了汤因比、斯宾格勒等许多文化史家的特点及其弊端，每个文化史家都有一套认识框架。认识框架原本是帮助我们解释事物的。但是当研究者过于依赖自己的框架时，并且不惜为了保持框架的完满性而牺牲事实时，这就会对研究造成负面影响。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⑩尽管布罗代尔毫不掩饰汤因比对他的影响——“我承认曾反复读过阿尔诺·汤因比的著作，他那明快的文笔、巧妙的辩才和聪明的引证有时使我兴趣倍增。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独出心裁的体系，他特地慢条斯理但又坚持不懈地进行论证，这种艺术实在让我钦佩……”。

值得注意的是，布罗代尔在讨论各位文化史家时，给予汤因比以最大的篇幅。但是汤因比在年鉴学派其他历史学家的眼中地位不高。试比较一下年鉴学派第一代宗师吕西安·费弗尔和第三代传人雅克·勒高夫对汤因比的相当轻蔑的评价便可知一二。勒高夫批评汤因比“使用低劣的方法进行胡乱比较，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大量时代混淆的错误之上的”，“他像魔术师那样制造一种虚幻的史学，像情节剧那样逐一展现各种文明”。而布罗代尔对汤因比的评价显然不同。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对汤因比的见解不能一笑了之……汤因比确实给我们上了几堂宝贵的课：既是反对他的人也认为他的某些解释值得人们景仰”。布罗代尔对汤因比是肯定为主，其理由根据他自己的表述是这样的：“汤因比的功绩在于他调动长段的时间，敢于把相隔几百年的经验进行比较，并寻找不很可靠但很重要的康庄大道，虽然他不免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对于汤因比所受到的一些尖锐的批评，布罗代尔也就不合理的指责作出了辩护。但无论汤因比也好，斯宾格勒也好，模式化的东西太重了。所以布罗代尔宁愿采用悬置模式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放弃某些术语”。放弃术语，就意味着放弃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大多是人为的，是否妥当还难说。本来这些术语是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但是当过份依赖术语时，事物（在这里是文明）的本质被遮蔽乃至歪曲了。所以布罗代尔在这里果断地呼吁放弃某些术语，这多少有些类似于现象学家采用“悬搁”的做法以“面向事实本身”的做法。当然，对于布罗代尔来说，他是要面向文明本身。

被摒弃的术语（或者说理论模式）有很多，除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模式以外，举凡文明的线性发展说，文明的封闭独立说，维科的三时代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孔德的三阶段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还有斯宾塞、涂尔干、拉采尔、勒瓦瑟尔、麦克斯威耶、希尔德布兰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布赫尔，以及卡尔·马克思等人的社会和经济理论都在摈弃排斥之列。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对于理论先行和历史哲学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他们都不愿意看到对于历史的抽象思辨代替历史研究本身，所以一直与理论保持距离。对于布罗代尔来说，他“抛弃这一切”，并不是“全盘否定所有这些解释”，而是“出于必要的谨慎”。布罗代尔宁可采用朴实的做法，先不理会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这表面上看无非是秉承了他前辈的做法，但实际上更是因为他对于文明有自己的一整套认识，一整套框架，所以他并不愿意受到前人模式的掣肘。

布罗代尔所理解的文明是复数的，各种不同层次的文明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一方面，法兰西文明是欧洲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兰西文明内部又有许多次级文明。布罗代尔热爱综合，但他从来不忽视细节，这就是他所不满于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比较粗梳的、大而化之的模式。这种不同层次、不同单位、不同性质的文明之间的碰撞，错综复杂又头绪万千，不正像历史中千变万化的时段吗？这也是布罗代尔所擅长驾驭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布罗代尔声称要给出定义。实际上却并没有如他宣称的那样做到。布罗代尔坦诚，他对于文明的唯一的合适的定义，是借用自马赛尔·莫斯的一份报告。然而布罗代尔却没有明确地援引莫斯的定义。

非常重要的是“文化场”的说法。“文明首先是个场地”，“某些文化特征在特定场所的存在、集合和汇聚是构成某种文化的最起码的表现”。而“如果在地域的同一性之上再增加时间的稳定性，我就能把整个库存称作文明或文化”。虽然这是布罗代尔这种对于文明的理解深受人类学的启发，但是像他这样不拘学科界限习惯于从各门社会科学中取自己所需的学者来说是习以为常的。

根据这个界定（实在还称不上是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布罗代尔认为空间的稳定性和时间的稳定性是界定文明的标志。而他对文明内部的文化特征的理解则非常笼统，几乎在这方面不进行任何规定。所以布罗代尔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对文化的讨论包罗万象，不拘门类。另外，文化场像电磁场、知觉场、气场一样，是很难确定其边界的事物。而边界的模糊性正是布罗代尔历史研究中的一贯风格。另外值得一提的突出特点是布罗代尔非常注重次级文化。布罗代尔明确表示，“每个文化场始终包括几个社会或社会集团”，因此，“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最小的文化单位”。我们看到，布罗代尔既重视综合，又从不忽视细节，可以说这已经构成了他治史的特点。

除了特别重要的“文化场”范畴以外，布罗代尔简单提出了对文明的“借鉴”与“拒绝”这两种交流方式。顾名思义，无须过多解释即可明白。如果说“文化场”是类似涂尔干所谓“物”的存在的话，那么“借鉴”和“拒绝”都在于人的态度。可以看到，在布罗代尔对于文明的认识中，他除了充分肯定文明的外在环境的重要意义，并不曾抹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环境的态度如何，还是有一定自主性的。

布罗代尔所强调的第三点是在文明研究中，呼吁各门社会科学共同努力。对于这种呼吁，我们已经十分熟悉，所以这里就不再详细展开了。这里布罗代尔提到的有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等。布罗代尔认为在文明史的研究中，历史学必须与这些社会科学开展对话。

所谓的对话，是双方的。历史学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而社会科学也可以借鉴历史学，推动其自身研究的发展。这方面，历史学的王牌就是“时间”。布罗代尔曾经这样指出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

假如能够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熊彼得说不定会当一名历史学家。我还欢迎社会科学的专家们也把历史看作是认识和探索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手段。现时多半要受不甘灭亡的过去的蹂躏，而过去则通过规律及其异同方面，为真正懂得现时提供不可缺少的钥匙。

布罗代尔在他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忠实地贯彻了他的构想，从而为文明史领域开拓了新的天地。

注释

①从此书的内容来看，完全可以称作《世界简史》或《世界史纲》。但布罗代尔将此书命名为《文明史纲》，可见他对于“文明”范畴难以割舍。

⑩这里我们把讨论重点集中到汤因比身上，其实斯宾格勒对于布罗代尔的影响也很大，尤其他们都重视与创造性领域相对的常规领域。所以彼得·伯克敏锐地指出，这两位历史学家的相似之处“比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参见［英国］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责任编辑 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