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潇

在大水中，李方洪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两步路。迈出这一脚前，他转身告诉那些跟随他搜寻探路的村民“还是我先来吧”，就松开了原本将大家拽在一起的绳子。

茫茫逆流中，他找不到任何可支撑的物体，只好伸出手扶住路边的水泥电线杆，然后努力向前探出身子，另一只手抓住了前面那根用来固定电线杆的斜拉线。一团火花闪过，李方洪大半个身子都倒在水里，手被380伏的高压电牢牢吸住，身体随着水流起起伏伏。

李方洪是北京房山区燕山向阳路派出所的所长。听到消息后，他的同事管宝华和另一实习民警曲翔抓起探路用的竹竿就往外跑。在距李方洪两米左右的位置时，管宝华终于成功用竹竿把他的手和斜拉线分开，曲翔眼疾手快上前一把抱住他的腿，因为水流过急，两人双双摔倒在水中。

但是，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并没能挽回李方洪的生命。

7月23日，房山区凤凰亭村村口，在他触电的电线杆旁，一把银色大伞直立着，底下摆着一个黄白菊花团簇的花篮、几块稻香村的糕点和一个由葡萄、山竹、甜瓜砌成的水果堆。一只插满燃香的香炉和两只烛台摆在另一块靠前的板子上，烧纸专用的方箱旁还飘着未燃尽的纸钱。

家住羊耳峪的四个大二学生专门坐了半小时车，只为在英雄倒下的地方寄托哀思。“自打央视播了以后，每天都有好几拨人来。”一旁的村民插话。

李方洪成了7月21日北京暴雨的一个符号。在这座2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一场大雨、大雪就能使之瘫痪，人们在抱怨着脆弱的公共服务，管理者在彰显他们的努力，而李方洪的牺牲适时地把这两者做了统一。

极端下的意外

“其实所长是可以不用死的。”有村民在旁嘟囔着，“那天雨一下大我们就要求燕山石化公司断掉这边的生活用电，结果那边置之不理，一直到李所长7点20左右触电后一个多小时，8点55才断了电。”

同样让村民不满的，还有村口污水渠的铁篦子在整场水灾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拉起。暴雨将上游企业排放的臭油、沿途的垃圾一并冲下，牢牢地糊在篦子上。“雨水根本就不能快速通过篦子，这导致水面迅速涨起，要不然整个村子都不会被淹。”村民撇撇嘴，“他们（燕山石化）不拉篦子，还不是怕弄脏了那个湖。”

“那個湖”，指的正是2009年5月燕山石化为“金燕集雨”工程营造的两湖一河中的金燕湖。湖坐落在燕山大楼的正门外，该地原来是以前工厂的污水沟，后经治理变成了广场的草地，再经重新挖开变成人工湖。据燕山石化介绍，该工程集排涝防洪、雨水收集、污水回用、生态景观和突发事故防控于一体。

村民们抱怨说为了建湖，原来五米宽的污水渠被生生截断，改为四根排污管道，使泄洪能力下降。

对于当时为何没及时断电，燕山石化党委宣传部部长水勇的解释是，当时接到派出所的通知后调度中心立即就派电工前往断电，但因为程序并不是自动的，而且当天的极端天气给人工控制程序带来极大不便，才会使时间滞后那么久。

“把村子被淹怪罪于没拉篦子也是莫须有，那么大的雨根本不影响水的通过，而且如果任凭污染物流向泄洪管道，说不定堵得更严重。”水勇如是辩解。

“极端的天气”是水勇一直强调的。据了解，21日当天燕山地区降水高达365mm，而往年的平均年降水量也不过450mm——那一天相当于下完了全年80%的雨。

看起来，这只是个意外。

事先张扬的应对

根据房山区政府的通报，7月20日，收到关于做好应对强降雨天气的通知后，房山区积极应对，及时通知各防汛分指挥部、乡镇、街道按通知要求做好应对准备，加强职守，领导在岗到位，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全面开展安全巡查，及时预警，提前部署，积极应对，保障通讯畅通。

21日下午3点，雨已下了一段时间后，房山区召开应对强降雨工作紧急会，再一次强调前一天的内容。

吊诡的是，做好准备的房山区成为暴雨重灾区：12个乡镇交通中断，6个乡镇的手机和固网信号中断，全区30万人面临断水；大水冲毁房屋、道路，四处一片狼藉；除了已报道的派出所所长李方洪和韩村河镇副镇长高大辉因公殉职外，救援人员在22日又发现了3具遇难者遗体。

在暴雨到来的前一天，20日，北京市政府发布修订了《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而在北京气象台发布暴雨预报后，北京市防汛办表示，北京城区90座下凹式立交桥已建立“一桥一预案”，排水、交通、电力等部门将力保暴雨中立交桥排水通畅，不积水。

问题是，北京普通市民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相关部门正在做的这些准备，至少，人们没有收到最可靠、覆盖面最广的短信预警——气象局负责人表示手机预警信息发送尚有技术障碍，但各大运营商纷纷否认了这一说法。

于是，在行程计划里，7月21日仍然是一个寻常的周六，城里的人还是出城旅游，郊区的人还是进城逛街，人们还是出门看国安的比赛或者萧敬腾的演唱会，外地的飞机还是要挤着降落。但在不寻常的现实里，这个周六过后，留下了死亡37人失踪7人（截至本刊发稿）、190万人受灾，损失将近百亿的数据。

才一年又淹了

未来确实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人们总是更愿意用未来的美好期望来减缓现实的困境，诚如对待去年夏天同样水漫京城的那场大雨以及所引发的追问与反思。

在燕山凤凰亭村，40多岁的村民王秋立家里被去年的大雨淹了两间房，水一直漫到膝盖，房里的电器、床、厨具被淹了个遍，“被掺杂了污染物的脏水浸过的锅碗瓢盆，那股子味怎么都洗不掉，只好全换新的。这才一年，就又淹了”。

说这话时，王秋立跟她的母亲、弟妹正站在院子里，跟入户做财产损失统计的燕山石化物业管理员细细记录每一件损失的物品。这是一项相当繁琐的工程，具体到“DVD是什么牌子的”、“会说话的洋娃娃、床头柜是多少钱买的”。检查员王成伟一上午只统计完了一户，而目前这户，也已经耗掉了他四个小时的时间。王秋立的弟妹不断在强调她的20多双鞋有不少是牌子，价格得定高些，“反正去年报了七万，最后才给了两万”。

这栋打王秋立两岁就建好的老房子，共三间大房，住了全家七口人。1.2米深的积水退却后，房间里的物件又一次无一幸免：立式的冰箱已经躺倒，洗衣机被冲出十几米外，儿媳妇结婚时带的七八床新被子打了水漂。屋子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呆的时间一长就让人恶心，院子里七零八碎晒了几件衣服，“连件换洗的都没有，只能捡几件出来用84消毒水反复洗了几遍。”老太太无奈道。

21号那天，水漫到小腿肚时，王秋立全家都呆在屋里不敢动，是李方洪冲进来大喊一声：“赶紧走，什么都别拿了，再慢就晚了！”全家人才拿了现金存折往外冲——刚冲出去没多远，水就已经没到了腰以上。

由于房子没法住人，王秋立一家现在只能过逃难一样的生活，“每天等着燕山石化通知去哪儿吃饭，晚上住哪家旅馆”。

王秋立说，这种生活去年曾经持续过一个月之久，不过，那时候没多少外面的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