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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李宗仁

2012-03-31陈欣德

文史春秋 2012年3期
关键词:李宗仁抗日毛泽东

陈欣德

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最激烈、最复杂,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中,活跃着众多的风云人物。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历史巨人代表,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宗仁,也是当年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名人。虽然李宗仁参加过反共、反人民活动,与毛泽东进行过较量,但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又曾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其联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爱国不分先后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感召与新中国伟大成就的激励下,李宗仁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以爱国为自己的光荣归宿,得到毛泽东和全国人民的称赞,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其一生最终的突出贡献。

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毛泽东与李宗仁

毛泽东生于1893年,李宗仁生于1891年,李宗仁比毛泽东大2岁多。两人均出生于清末,在青少年时代都受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教育,且都怀有不凡抱负。

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和李宗仁都曾拥护和投身到这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

毛泽东于1911年秋就曾在就读的中学墙壁上,张贴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的文章。同年10月,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时,异常兴奋,立即弃学从戎,参加驻长沙的湖南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在军队中,他认真接受军事训练,还非常重视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后因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妄图篡夺革命胜利果实,才退出军队,继续求学。

李宗仁于1910年夏在广西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入会时用钢针扎在指头上,歃血作誓,示无反悔。1916年,他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在第二军中任中尉长,后改投桂军林虎部(护国军第六军),因英勇善战被晋升为连长。曾在广州郊区的战斗中负伤。1917年在入湘战斗中,负伤倒地仍继续指挥战斗,大呼全营冲锋杀敌,战斗结束被晋升为营长,被誉为“李铁牛”。1922年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副司令,后改为“定桂军讨贼联军”总指挥。1924年11月,被广东革命政府正式任命为“广西绥靖督办”,孙中山在其任命书上签署名字(此任命书现悬挂在临桂李宗仁故居陈列室里)。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毛泽东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并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1924年1月,毛泽东作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员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20多人参加,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以及新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等,确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为委员,毛泽东、瞿秋白等中共党员为候补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多次在会上发言。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出席该会,并向大会作宣传工作报告,还参加了《关于宣传决议案》的起草工作。会议期间,他担任主编的《政治周报》第四期出版,该期刊登了1925年12月20日,广州10万民众集会反对北洋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政府的文章,说各人民团体联合吁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督促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在大会上,毛泽东仍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2月,毛泽东被国民党中常会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内部,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7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参加讨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事宜,会议通过《关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定发布《国民革命出师宣言》。后来毛泽东对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在军事上取得的节节胜利和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热情支持的情况,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有力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程。

李宗仁于1924年底由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形成,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接受孙中山主持的广东革命政府领导,至1925年夏,先后打败了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军阀和入桂图粤的唐继尧滇军,实现广西统一,为大革命在广西发展和革命军北伐提供了有利的重要条件。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李宗仁未能出席该大会,但仍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李宗仁前往广州,找蒋介石、李济深、叶挺及中共要人周恩来、谭平山等,以共同劝说广州国民政府早定北伐大计。同月,他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有关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问题。在发言中,他极力陈述出师北伐、完成孙中山未竟遗志、消灭北洋军阀的理由。在这次会上,李宗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对毛在会上有条不紊、坚定有力的发言留下深刻的印象。会后,李宗仁立即返回桂林,经过紧张准备和工作部署后,于7月6日,率部离开桂林,取道黄沙河直奔衡阳,由湘入鄂北伐。他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是北伐的主力之一。按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先打直系军阀吴佩孚,再打从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后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总司令蒋介石于同年8月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接纳了李宗仁提出的以速战速决战术,直捣武汉,消灭吴佩孚为目标的第二期作战方案。会后,北伐军分三路向北推进,李宗仁率第七军与第四军、第八军作为中路,循武长路直捣武汉,其余左右两路作为掩护和策应。北伐军在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激战中,由于李宗仁指挥得当,官兵英勇作战,士气高昂,尽管吴佩孚亲临贺胜桥督战也无法挽回败局,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大胜利,击溃了吴佩孚主力。接着,李宗仁率部直逼武昌城下,后奉命转入赣作战,在德安、箬溪等地英勇杀敌,以劣势兵力屡克强敌,故第七军被誉称为“钢军”,李宗仁成为蜚声中外的北伐名将。此时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留守广州,由副军长陈可钰率第四军参加北伐。在北伐的半年多时间里,第四军转战湘、鄂、赣3省,行程数千里,经7个重大战役,连破平江、通城、汀泗桥、贺胜桥等要塞,与第七军合兵一起攻克武昌城,俘敌督军陈嘉谟和城防司令刘玉春,消灭了吴佩孚主力,被誉为“铁军”。这一时期,可说是李宗仁人生征途中的第一个光辉时期。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广西最早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同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八一宣言》号召下,1936年4月1日,早就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和对日不抵抗政策不满的李宗仁,在广州就抗日问题发表谈话,提出“焦土抗战”口号,表示“能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

1936年6月1日,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妄图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问题,广东实力派陈济棠与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亦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翌日,通电全国要求抗日救国。因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与粤军内部分裂,陈济棠于同年7月18日下野逃港,事变遂转变为以广西为中心。中共中央对此事变表示极大关注,表示大力支持并极力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同年6月8日,长征途中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赞两广“勇敢的单独来抗日并打倒南京的屈辱外交,这是值得庆幸的壮举”。肯定“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表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它各方面给予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同月12日,毛泽东又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名义与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合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声明“对两广爱国军人、爱国同胞表示敬意和拥护,并首先同两广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讨论“两广事变”会上指出,西北是抗日大本营,“两广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会议决定中共的政策是:支持两广提出的北上抗日,反对蒋介石派兵南下。同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派云广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广西向李宗仁等介绍中共抗日主张及对事变的态度。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与云广英谈话,讲明形势,交代统战政策。云广英到广西后,立即会见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广西抗日行动表示支持与慰问,阐明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逼蒋抗日、不打内战”主张。李宗仁表示完全赞同。李宗仁还给毛泽东写信,托云广英转交,表示同意中共提出“不打内战、逼蒋抗日”之主张。在中共和毛泽东的帮助下,“两广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毛泽东于9月22日亲自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高度赞扬广西的抗日救国行动,希望桂系与中共一起对蒋氏“督促批判,责其更新”,“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之协定开其端矣”。

1937年6月,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桂系的工作,又派张云逸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谈判,商讨联合抗日事宜。6月12日,张云逸到达桂林后,根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指示,首先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坦率地阐明中共中央为“逼蒋抗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八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内容,提出关于与桂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李宗仁、白崇禧听后都表示赞问,但对蒋介石是否能真诚团结抗日问题,表示疑问。经过3次会谈(第三次会谈时四川也派代表参加)和磋商,红、桂、川三方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签订了《红、桂、川三方联合抗日纲领草案》七条。其要点:巩固国内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收复失地;召开国防会议,充分接受各抗日领袖和力量;树立抗日旗帜,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各抗日力量彼此互助,不得分裂,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同月26日,张云逸立即用急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此纲领草案。第二天,即6月27日,毛泽东即代表党中央给张云逸复电,表示赞成此纲领,认为此纲领是对的,草案签订后,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努力去做。

这一纲领草案的签订,标志着中共与桂系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广西可以说是全国最早实现国共合作之省。当时广西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奋起抵抗,共赴国难,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参战,在全省掀起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热潮。据统计,广西先后参军100万人,占全国第二位,若按人口比例算,应为第一位。还组建了抗日学生军、战工团及敌后抗日游击队,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军陷于广西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抗日正面战场中,广大的国民党桂系爱国官兵,以爱国主义热忱,以牙还牙,奋力杀敌,打了许多顽战、恶战、胜仗,表现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救国的献身精神,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举足轻重作用

1937年11月至12月,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随后又沿津浦线会攻徐州,企图打通南北联系,继续向西进犯。对此,同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项英:“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之间作战。”

1938年3月,徐州会战爆发。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的任务是保卫徐州,确保津浦、陇海两线枢纽,巩固武汉东北战线。国民政府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崇禧临行前,特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当面向他们请教关于徐州会战的作战指导方针。周恩来便向白崇禧建议:“津浦南段应避开正面,而以强大兵力用运动战、游击战从侧面困扰,打击敌人,使其不敢深入。”白崇禧对此建议表示赞赏。他到徐州后,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建议,李宗仁也接受此建议。此后,他们于同年3月至4月在进行保卫徐州会战第二阶段的台儿庄战役中,基本上采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方针及游击运动战术。

位于山东省南端的台儿庄,是处于津浦路台儿(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扼运河的咽喉,为徐州的门户。1938年3月中旬,北线日军5万多人分左右两翼向台儿庄进攻,企图从背面包抄徐州。3月23日,日军开始猛攻台儿庄城寨,双方浴血激战,炮火对炮火,坦克对坦克相拼,国军曾打退日军。接着,第五战区司令部指挥第二十军团由东向西、第二集团军由南向北、第三集团由北向南,分别对日军进行反包围攻击,日军遭到中国军队内外夹击,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和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死伤枕藉,其号称“钢军”的第五、第十两个师团的精锐部队除少部突围外,大部被歼。是役,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万余人,俘敌五六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一战役的胜利,是国民党军队自抗日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振奋了我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

这一战役的胜利,突出体现了李宗仁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中共的积极配合和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配合阵地战的结果。中共直接领导的《救亡日报》在“台儿庄”胜利周年纪念专刊中,曾刊登白崇禧的题词:“台儿庄的胜利是运用游击战、运动战配合阵地战的结果。”陈诚在总结台儿庄胜利原因时也这样说:“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攻效也。”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李宗仁的光荣归宿

1949年12月,时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离桂不往台湾而是经香港出走美国,这表明他与蒋介石集团的决裂。他在异域美国的新泽西州暂居16年期间,始终不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时刻怀念祖国和关注祖国的发展变化。1955年,他听到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阐明关于对台湾的原则立场问题时,表示拥护。于同年8月,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主要精神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美国应撤走第七舰队,反对“台湾托管”、“台湾独立”,主张“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是李宗仁政治立场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引起了海内外人们的高度重视。

1962年11月,我国对印度扩张主义的挑衅进行自卫还击,美帝国主义对此颠倒是非,攻击中国,李宗仁发表《对中印边界问题进一步探讨》,文中指责印度当局和美帝国主义颠倒是非的论调,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印度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和美国企图夹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是不能得逞的。1963年,他接见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时,坦诚地说:“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惟一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李宗仁敢于认输和检讨自己,为自己对手毛泽东的胜利而感到自豪,这是一种坦荡的胸襟和爱国情怀的体现。尤其是李宗仁看到了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更加热爱新中国和产生回归祖国的思想。

1963年12月,原曾在李宗仁身边工作的程思远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苏黎世与李宗仁秘密会见。程思远向李宗仁传达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爱国不分先后”、“爱国是一家”的主张,李宗仁听后激动地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加思念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国家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

1965年7月18日,在中共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感召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妥善安排下,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毅然从美国排除险阻,远渡关山重洋,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飞回到祖国的上海。17日晚上,为等候李宗仁起飞的消息,周恩来、陈毅等通宵未眠,直接指挥空军及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李宗仁一行的安全,直到获悉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安全进入中国境内时,才放心去休息。

毛泽东对李宗仁回归祖国之事非常重视,曾于同年7月15日发专函给在上海的周恩来,要他在上海机场迎接李宗仁,并与李宗仁同机回北京。

李宗仁安全到达上海、北京时,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和知名人士的热情欢迎。李宗仁曾在上海机场大厅毛泽东画像前发表“归国声明”。声明中说:“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尤其是两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的凉棚内亲切接见李宗仁夫妇,毛泽东幽默地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你这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上‘贼船是什么呢?”

陪同接见的程思远说:“我们搭上这条船已登‘彼岸。”大家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李宗仁对毛泽东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对毛泽东说:“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想回到祖国来。”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又说,“你在‘归国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介石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

李宗仁听后,觉得毛泽东对“头号战犯”能如此宽大对待,真是了不起的博大胸怀。

接见后,毛泽东与李宗仁夫妇合照,设宴招待。李宗仁送了几瓶从大陆带往美国、又从美国带回大陆的有两个多世纪历史的名酒给毛泽东。

同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同上天安门,并特意在城楼中间与李宗仁握手,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历史性会见。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请你要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后来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切接见了李宗仁。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他在临终前,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感激地说:

“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

“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双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周恩来在李宗仁的告别仪式上说,李宗仁这一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这一“历史文件”,可以说是李宗仁以爱国为光荣归宿的见证,也是我党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光辉胜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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