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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哲学转向

2012-03-31刘洋陶庭马

关键词:辩证法异化哲学

刘洋,陶庭马

(1.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芜湖241003;2.皖南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安徽芜湖241002)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哲学转向

刘洋1,陶庭马2

(1.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芜湖241003;2.皖南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安徽芜湖241002)

针对学界对于列斐伏尔晚年思想的重大转变,即空间哲学的提出所产生的歧异,遵循列斐伏尔整个思想的发展脉络,运用体系内比的方法,对其晚年思想重新加以厘定。分析认为:空间哲学并不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思想架构,而是日常生活批判体系内的研究重心的转向;空间哲学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推进,是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批判。

日常生活批判;空间的生产;空间辩证法;空间批判

哲学源自生活,二者密不可分:无哲学之生活蒙昧未开,不可想像;无生活之哲学阁悬于空,不可存在。然而,不同的哲学家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甚至迥然而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祧之祖、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哲学思想大师列斐伏尔正是沿着马克思开创的这一“新路向”前行,并最终成为众多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中的“完美典范”。列斐伏尔在近一个世纪(1901~1991)的传奇人生中,坚定不移地追寻马克思的脚步,即便被开除出党,也不改其信仰和追求。在列斐伏尔早期的思想中,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的解读,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误释”,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日常生活批判。在他后来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工作中,这一思想成为了他整个研究的核心,并且不仅仅是其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核心,更将之辐射于文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城市学、语言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毫不夸张地说,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不只是其毕生的核心思想概念,更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转向。但在列斐伏尔的晚年,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提出了空间哲学的概念。有学者认为,这是列斐伏尔思想的一个突变,是脱离日常生活批判领域而开创新的研究视域。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不太赞同。列斐伏尔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开篇的一句话,已经直接表明了其空间哲学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天然联系,是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向度展开:“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1]可见,这句话应当是我们剖析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基点,惟有从这一基点出发,才能展开对其空间哲学的解读,也只有从日常生活批判转向的视角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其空间哲学的批判本质,并完整地把握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脉络。

一、由“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的生产”与“空间中的生产”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生产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侧重点在生产及生产关系本身,而“生产空间”则是要研究“空间本身的生产”。

(一)“空间的生产”是“空间中的生产”的必然产物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产正从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这种新的生产形态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1]。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生产之所以会发生这一转向,其根源在于以知识对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介入为内驱的生产力的发展。知识的介入并没有导致“空间中的生产”的消失,而是通过能量流、原料流、劳动力流与资讯流表现为一种“流动经济”,使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打破原来的孤立与独存状态,表现为空间上的整体性。可见,在日常生活批判中被列斐伏尔以消费异化遮蔽掉的生产,以一种新的方式——空间——回到了其研究视域。因此,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具有强烈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性质,“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从这个意义上讲,列斐伏尔的“空间”范畴不包括自然空间,因为“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1],所以这一范畴不过是“社会”的代名,二者完全能够互置,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直接称之为“社会空间”。

(二)空间的社会属性与空间消费异化

空间不是相对静止的、稳定的地点,“空间的生产”与“空间中的生产”这2个概念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空间“具有动感性,与方向、速度、变动的时间等相联系,空间是由一系列互相交错的移动因素所组成的”[2]。因此,列斐伏尔认为纯粹自然的“真空”空间已经被“人化空间”所取代。尽管在这一空间之内,充满了场所、场景、处所、位置等各种自然地点概念,但这些概念本身是经过人类具体加工过的工具化了的自然语境。决定空间性质的不是自然,而是社会。人类在社会组织的调控下,以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等活动积累着社会经验,并以此推动社会的演化、转型,从而促使空间不断延展。可见,空间是人类有目的的劳动的产物,而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空间内蕴含着各种社会关系。此外,因为列斐伏尔把劳动作为异化的根源,所以他不只把空间作为社会空间来理解,同时还认为社会空间蕴涵了异质性在其自身之中。正是这种异质性使资本主义空间成为了不能与生产力、技术和知识相分离的生产资料,并与社会劳动的国际分工连接在一起,成为国家及其他上层结构控制劳动阶级最为重要的政治工具。由这一点出发,空间是政治性的,它“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3]。如果从客观存在的角度出发,观察这个似乎是均质性空间的纯形式,那么它将呈现出一种创构性,而创造、建构它的必然是某个政治集团。因此,它不只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更加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1]。与“消费控制下的科层制社会”概念相联系,列斐伏尔认为这种被控的空间已经变成一种消费对象,旅游就是典型的消费空间的行为,因为在这个行为过程中,无论是山林抑或海边都从地理空间的概念变成休闲空间的社会概念。此外,在社会生产尤其是再生产过程中,“如同工厂或工厂里的机器、原料和劳动力一样,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在生产中被消费”[1]。可以看出,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现时代的空间已经从过去“生产的空间”转向了“空间的消费”。

列斐伏尔的这种广义的生产空间,“意味着、并且本身包含着新资本主义社会中全部活动的普遍目的、共同方向”[3]。这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既是以断离的方式对均质性的支持,又在均质性中包含了断离。由此可见,在列斐伏尔思想的晚期,对空间生产的研究论述方式已从其“总体人辩证法”转换为“空间辩证法”。

二、由“总体人辩证法”到“空间辩证法”

(一)“总体人辩证法”的存在主义本质

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之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获至宝,将其奉为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并以此为文本展开了包含人的本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和人类的发展前景在内的全面讨论。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萨特等一大批理论家以空前高涨的热忱投入到这一讨论当中,并通过这种讨论将马克思主义作人本主义解读的同时,也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行了独特的运用,即生成了人学辩证法。在他们看来,“辩证法就是实践的合理性”,因此,“辩证法能够为合理地解释人类实践的超越性、历史发展之进步特征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4]。如果说萨特走的是一条将存在主义引向马克思的路径的话,那么作为大讨论中的重要成员列斐伏尔走的是一条将马克思引向存在主义的路径,被认为是“列斐伏尔的所有的著作中最重要、最出色的一部”[5]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无疑是这一路径上的标志性著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列斐伏尔创造性地误读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总体人”的概念。“总体人”不只是列斐伏尔借黑格尔、尼采对马克思的“全面人”进行融合的产物,它同样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进行存在主义解读所采用的方法,即“总体人辩证法”。尽管在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有着广泛的分歧甚至是对立,但这些都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框架之下的,所以基于其研究背景及理论特征来考察,“总体人辩证法”属于西方马克思存在主义的方法论范畴,是“人学辩证法”的具体形态之一。

(二)“总体人”概念的超验属性

“人的前进和发展,只有通过总体人的概念才能获得意义。每一个历史瞬间、每一个历史所达到的阶段都组成一个整体;每一个部分的活动、每一种实际地获得的能力也是如此。每一个瞬间都包含有人类现实的纹理,它们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同时,总体的人是通向无限的一个界限。”[6]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总体人不是一个历史事实,不是现实人的存在状态,它是我们视之不及的遥远地平线上的一个极限、一个理想。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它不是在绝对中形成的理论活动,也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脱离,它将依靠实践去“消灭中断运动、分裂瓦解和阻碍前进的东西”[5]。因此“总体人”不仅能认识人类的现实性,而且能够弥补、超越这一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更为直接的表达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也可以理解为以技术异化、消费异化为表征的现代性。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列斐伏尔之所以能够对现实中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的批判,并不在于“总体人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其最主要的理论支点在于“总体人”是超现实的预设,在于这种辩证法对人同自身、个人同社会统一性的强调。正是这种统一性凸显了现实生活中人同自身的异化、人同社会的异化、人同日常生活的异化,正是这种超越性,为批判异化、扬弃异化进而达到人向自身的复归指引方向。

(三)空间辩证法是总体人辩证法的延展

“呈现与解释(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都一样重要,事实上离开前者,后者就是不可能的。”[7]如果说列斐伏尔在对资本主义存在的解释上偏离了私有制这一核心概念的话,那么在呈现资本主义的现实与发展上,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在呈现资本主义状态时所采用的手法上,晚期的列斐伏尔思想出现了“空间辩证法”的转向,即以辩证形式存在的空间概念。首先,空间是以容纳生产活动的地理位置的形态存在的物质性场所,是可量化的肯定性存在,为生产与生活而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都属于这一空间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空间的这种肯定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单纯的物质性东西,而呈现为人与社会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的生成,具有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性质。这一层面的空间即是空间生产的概念,其涉及的最主要问题就是“由谁控制空间,空间如何被控制,空间如何被生产、组织和使用,深刻影响、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8]。我们如果把空间生产作为对第一个肯定空间的否定的话,那么以“城市革命”为形式的空间革命可以看作是列斐伏尔对否定空间的再否定,这一否定的结果是空间的再现。即便是列斐伏尔本人也承认这种再现空间的乌托邦性质,正如他在《空间政治学的反思》一文中所讲的:“我回想起一个我有时在各处为之辩护的提纲:也就是,今天比起过去任何时刻更甚,没有任何思想中不存在着乌托邦。”[1]与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辩证法相区别,列斐伏尔认为这3个空间是不可分离且同时并存的维度。可以看出,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的转向并没有脱离“总体人辩证法”的范畴,只是随着研究视域的变化而采取的形式上的转变,在本质上乃是“总体人辩证法”在空间批判领域中的运用。

列斐伏尔的晚期思想之所以发生了这种方法上的转向,主要源于其研究重心,或者说批判中心由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转向了日常生活空间的异化,这一转向的标志是形成了“空间批判”理论。

三、由“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批判”

“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止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了以后又拆掉,以便查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9]列斐伏尔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进行了2次“清理地基”的工作,第一次是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导言和《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如果说第一次清理工作的结果使日常生活批判进一步深入到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的话,那么在《空间的生产》中开始的第二次清理,则使日常生活批判走向了“日常生活空间批判”。西方学者对这种自我批判给予了很高评价,如“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理论的自我省思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贡献”[10]。通过第二次清理工作,列斐伏尔对其寄予厚望的具有尼采“永恒轮回”的悲剧色彩的“瞬间的星丛”概念进行了改造,而把“空间化”理解为一种辩证的反思瞬间,“一种发生在社会活动与空间和社会地理环境各个方面之间的、生产的经济方式与文化想象之间的过程的辩证法”[11]。基于空间辩证法,列斐伏尔发现了日常生活中被异化了的空间,并发现了“空间生产”的中心——都市化。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中心,都市化成为资本主义扩展的一个方面,使资本主义不断地为它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列斐伏尔确信,都市化是现代生活的癌症,而马克思主义对它的空间的探索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12],因此,他将都市化作为革命的中心,要通过对空间的批判改变生活、改变生存的空间,实现人的解放。可见,正如斯塔特·艾登在《理解列斐伏尔:理论与可能性》中所说:“事实上,日常生活的概念几乎内存于他的全部著述当中。”[13]因此,“空间批判”理论并未脱离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体系,而是作为一种体系内向度的转变对整个体系的最终完成。

遗憾的是,“虽然我们也可能喜欢生活于列斐伏尔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的辩证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社会现实和空间”[11]。无论列斐伏尔思想早期以日常生活批判的形式,还是晚期思想中采用的空间批判的方式,他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都只停留在“对现实进行的理论批判”上,是一种以“革命”样态出现的“改良主义”。现实批判不是批判现实,不是对现实存在表象的批判,而是对现实事物存在根基的彻底摧毁。现实批判本身就应当是现实的运动,只有现实运动中的现实批判才是“物质力量”的展现。它虽然从对现实的批判入手,但只在现实表象中稍作停留便立即深入到现实存在的根本原因层面,惟其如此,现实批判才得以脱离理论批判的空洞范畴,获得了实践的性质,具有了与理论批判本质上的区别。从这一层面来看,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虽然与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批判仅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却成了真理与谬误的鸿沟。正因为止步于此,这位“思想巨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巨擎终究也没有逃脱“行动侏儒”的诅咒,终其一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者”[11]。

四、结语

列斐伏尔似乎要通过对马克思的独创性解读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仍充满活力。然而他是从总体人的假设出发,将总体人作为一种理想来比对现实、批判现实的。那么,既然这一批判的前提是乌托邦的假设,不可避免地是,其批判路径只是悬阁于空的思辨,所得到的结果也只是浪漫主义的狂欢。因此,列斐伏尔晚期的空间哲学仍没有超出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框架,只是其理论体系内的研究视域的转移、研究重心的调整,可以称之为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哲学转向。

[1]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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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 of space philosophy in Lefebvre's daily-life critical theory

LIU Yang1,TAO Ting-ma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3,Anhui,China;2.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41002,Anhui,China)

After Lefebvre finished the thought transform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space philosophy in his old age,some people regarded this as a new field,which was stripped from Lefebvre's daily-life critical theory.This paper,with the help of internal comparison,studies his thought in his old age.The results from the analysis indicate that,the space philosophy is not a new independent thought structure,and only internal turn of study center in the system of daily-life critical theory.And the space philosophy is a push for daily-life critical theory and also for space criticism.

daily-life critical theory;production of space;space dialectics;space critical theory

B17

A

1671-6248(2012)01-0068-05

2011-09-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02)

刘洋(1982-),男,黑龙江庆安人,哲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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