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夫，田冬梅

（1.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2.大理学院文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据《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郑回是相州人（今河南安阳人氏），汉族，生卒年不详。“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今四川西昌）县令。”“初，云南王阁罗凤陷嶲州，获西泸令郑回”〔1〕。即在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南诏王阁罗凤趁安史之乱第一次攻陷嶲州时，郑回为南诏所虏。阁罗凤以其通儒学，甚爱重之，任命郑回为王室子弟教师，教其子凤伽异及孙异牟寻。异牟寻即王位后，又命郑回教其子寻梦凑，并任其为南诏清平官（宰相）。郑回在南诏生活近50年，用儒学教化王室与贵族子弟，由战俘而至南诏首辅清平官，天降大任，正当其时。

一、郑回以儒学为立国之本，以达成南诏王室与贵族思想的大一统

南诏以前，云南一直处在部落林立、不相统率的局面，在唐王朝的帮助下，南诏统一六诏，使云南实现了地域上的一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治理这个国家。儒学作为唐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恰好与南诏急需要统一的社会政治相适应。

（一）以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促成南诏思想上的大一统

今立于大理城南之太和村西南太和城遗址内的石碑南诏《德化碑》，立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碑文作者为南诏清平官郑回〔2-4〕。《德化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方国瑜先生曾盛誉之曰：“此为云南最大之碑，亦为历史资料最富之碑。所载事迹多见于《云南志》《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诸书，可供考校。王昶、陈寿祺诸人跋文多已言之”〔2〕864。郑回从被俘到撰写《德化碑》，期间经过10年的努力，使南诏王室和贵族深受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德化碑》文：“夫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认定唐皇帝为其尽忠之君主，南诏则为唐皇帝的臣属，乃应归统于唐中央王朝统治之下。郑回在《德化碑》中申诉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虽为发怨之言，但却明确指出唐皇帝是天子，南诏是尊奉唐皇帝的忠臣。不仅如此，南诏还称：“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子子孙孙永为唐臣”，明白无遗地声称是唐王朝统治下的一个顺臣和组成部分。《新唐书·南诏传》亦载天宝年间西洱河战事，阁罗凤北臣吐蕃后曰：“揭碑国门，命不得已，而叛”，又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5〕6271。南诏臣属于唐，并与唐皇帝明确君臣关系。暗示有朝一日还要归属唐王朝，这不仅为40年后的“苍山会盟”埋下了种子，而且暗示南诏各部落及大臣必须臣服于南诏王阁罗凤，理应像阁罗凤“子子孙孙永为唐臣”一样，永做不叛之臣。

通过《德化碑》的碑文，郑回明确表明南诏臣奉唐中央王朝。方国瑜先生认为：“此（即异牟寻时代南诏复归于唐），反映云南为祖国整体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为历史发展所必然。南诏《德化碑》文之深意，亦如此也”〔2〕866。更为重要的是碑文暗示南诏各部落及大臣必须臣服于南诏王，郑回把南诏与唐的关系，比之于云南各部落与南诏的关系，巧妙地把儒家大一统思想运之于南诏社会，来达到南诏的大一统，为阁罗凤这个唐朝册封的“云南王”统治云南找到了理论根据。

郑回不仅撰文在南诏倡导儒家大一统的思想，而且主张把高4米、宽2.4米、厚0.6米的《德化碑》立于宫门前。这块巨石碑在视觉上的冲击是巨大的，南诏王公贵族每天抬头仰望，不可避免地带来心灵的冲击与震撼，南诏君臣每天必看，甚至必读，以此来警示和教育各位大臣，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使儒家大一统的思想逐渐内化成南诏的治国理念。

（二）“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达到君君臣臣的教化思想

南诏《德化碑》载：“时清平官段忠国、段寻侄等君主之美也，有美而无扬，臣子之过也。夫德以立功，功以业成不纪，后嗣何观。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颂德，用传不朽，稗达将来”〔6〕83。碑文称颂阁罗凤之功业以垂后世。“（阁罗凤）日角标奇，龙文表贵”〔6〕77。也就是隐喻阁罗凤为王是龙。“纪功述绩，实日宏徽”〔6〕88。碑文记述阁罗凤之功绩，实为展现其太阳般恢弘的功德与能力，也就是隐喻阁罗凤为王是日。碑文又载：“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6〕77。明确说明“君是日，臣是月”。郑回如此撰写碑文有其明确的教育与政治目的。

郑回刻意把君与日相连，把臣与月相接，明确表达“君是日，臣是月”，并且阁罗凤“气受中和”“事协神衷，有如天启”，明确阁罗凤为王是受到天的荫庇，也即强调“王权神授”。这两个表达便会迸发出强大的语义和情感的认同力量：阁罗凤的王权乃神授；日月同辉，君臣一体；君为贵，臣为轻；崇高辨位，臣附于君；日明月暗，臣服于君。郑回有意将君与日相连，并倡导将《德化碑》立于南诏宫门入口处供国人顶礼膜拜，其深刻寓意就是要宣传儒家君君臣臣的教化思想。

郑回撰写《德化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阁罗凤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各部落从思想上彻底臣服于阁罗凤，在云南这块蛮荒之地，确立君臣礼制，从而使南诏各部落及大臣安其位，谋其政，不得有篡位之心，以达到对南诏的有效管理。

（三）“不读非圣贤之书”，以达成南诏王室与贵族之间思想的统一

“孔孟思想在南诏传播、盛行的情况，南诏不但尊孔子，而且还祭孔子，学习儒家经典。云南尊孔之源，应该上溯到唐代开元年间”〔7〕。牛丛《报南诏坦绰书》：“赐孔子之诗、书，颂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有华风”。郑回通过尊孔来达到和大唐兴南诏的目的。

南诏王室与贵族到唐学习汉文化的历史，始于盛罗皮，到异牟寻与唐“苍山会盟”之后达到高峰，一直延续到大理国时期。在《韦安抚使与郑清平官》中记载：“诏初诸王，世通盛唐，历受册封。蒙归义得铁卷金冠，赐以云南王位。诸诏王每入西京，必携诸臣及学子百人，入学礼义。学子入学三年，就学于国子监。”《南诏入学，大理国沿之》一文中也说：“诏初兴学，入学于长安，唐天子多赐。每五年，蒙氏皆派皇室及诸官子弟五十人，就读于长安。”“南诏建官学于榆叶。入学士子中学成有望者，分批入学成都。学成返，配于诸布燮、久赞、陀酋及诸节度手下用事。往来公文录事书札，汉文记事，至大理国沿袭不变。……南诏亦如中原，以孔孟治世，礼乐治国”〔7〕。

虽诸诏王每入长安朝贡，必携学子百人，随后又发展到每5年派50人就读于长安，但郑回仍然深感南诏“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以王师的特殊身份出任首辅清平官的郑回，遂把求学大唐的传统从南诏王室扩大到了整个统治阶级乃至全社会。贞元十年异牟寻归唐后，郑回每年派近100名贵族子弟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并在成都设立了专门的南诏子弟学校，培养南诏王室及贵族子弟，此制度延续50多年，培养精通汉文化的人才上千。这一举措使研习汉学在南诏上流社会蔚然成风，几乎每一个南诏首领都认真学习汉文典籍，以至后世南诏君主及其大臣多能诗擅文，《全唐诗》中就录有南诏王寻阁劝、清平官赵叔达和杨奇鲲的诗作。

郑回不但每年派大量学子求学大唐，而且他本人在教化王室贵族子弟读儒家经典时也亲力亲为，不遗余力。“阁罗凤重其惇儒，号‘蛮利’，稗教子弟，得箠搒，故国中无不惮”〔5〕6271-6272。《旧唐书·南蛮西南蛮》记载道：“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也捶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郑回身为南诏王室的老师，有权严格管教王孙公子，即使如异牟寻、寻梦凑等王室成员学习不认真，他同样严厉管教甚至鞭挞。

诸葛元声说：“滇人自尹道真受经归教，始知有诗书，然其君长莫能崇尚，故诵读者少；及郑回宣扬儒术，文教始振”〔8〕。为了确保儒学在南诏的实行，郑回立法三条：“南诏文武官员必行汉礼；皇子女国中官家富室必通汉文；为官必知孔孟”〔9〕。阁罗凤说：“清平官本吾师，学渊似海，又以中原礼乐兴我南诏。立约国门，上至王室，下至百官，月学二十汉字，三年简通汉言。演礼于太和门，立石告诫子孙曰：‘无礼不能安邦，无知难以治国，无仁国祚君暴，无义焉能服敌’”〔7〕。郑回采取立法循儒礼，并亲自在国门前向百官演礼示范；子弟就学于长安和成都；在成都和南诏开馆办学；祭祀孔子等一系列的法律与文教政策，开创了南诏教育的先河。

二、郑回极力使佛、道本土化，以达成南诏上层与民间精神的大一统

南诏崛起之初面临的形势是：国虽立，民未附；土虽并，心不服。用儒家思想可以达到南诏思想上的统一。但各部落心灵上的寄托各有所主，神祗繁多，因此，如何利用宗教去收服人心就成为南诏统治者所面临的社会难题。

（一）改造本土宗教，使道教本土化，迎合王室与贵族

南诏崛起前后，各部落所有文化运行，几乎都离不开宗教的参与。从重大事件的决策到部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一不处于“政教合一”体制的控制之下，宗教是南诏人的灵魂。抽去这个灵魂，各部族就无法按一定规则并根据共同的观念来运作、维系。统一后的南诏，应采用何种宗教祭祀仪式，是南诏王面临的难题，祭祀乃国之大事，作为清平官的郑回，必须要考虑并妥善解决这一难题。

郑回与南诏王室断然采取了扶持道教、并使之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政策，用道教来改组原有宗教格局，以实现对臣民的精神统治。《德化碑》中的“阐三教、宾四门”〔10〕，表明道教是三教之一。唐人樊绰所写《蛮书》中有关苍山会盟的《誓文》及举行的祭祀仪式，也体现出了当时道教的重要性。苍山会盟指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巡官崔佐时到南诏，与异牟寻定盟共攻吐蕃一事。《蛮书》载有此次定盟的誓文：

“贞元十年岁次甲戍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已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将军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使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于西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维山川神祈，同鉴诚恳”〔11〕。

“三官”亦称“三元”，是道教所奉的神，即天官、地官、水官。传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旧时大理州属各县都有三官庙、三官殿。《誓文》中的五岳四渎也与五斗米道的祭祀相同。南诏封点苍山为中岳，高黎贡山为西岳，玉龙山为北岳，乌蒙山为东岳，蒙乐山（即无量山）为南岳；四渎是：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墨会江（即漾濞江）。

向达先生认为：“誓文很明显地用三官手法，故南诏的宗教信仰确然为五斗米道，是毫无可疑的”。由此可见，从南诏初期至中期，道教在南诏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到劝丰佑即位后，宣布废除道教，崇奉密教，道教势力虽在南诏王室衰微，但仍在民间兴盛，直至现在仍然活跃在民间的洞经会、斋奶会，以及道教名山巍宝山就是例证。“苍山会盟”之时，郑回已入南诏40多年，古稀之年的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会盟，但可以推测郑回是重大的决策者。那么郑回为什么要选择道教作为南诏的国教呢？

第一，从道教的内容来看，道教是多神教，它承袭了古代社会的自然崇拜，与南诏各部落的巫教相似，容易得到各部族的认同。第二，从王室的角度来看，南诏的原始宗教并不为其他部落所信奉，更难登南诏的祭祀之堂，崇道既不违背南诏原有宗教，又可在祭祀中取得主导地位，政教合一，有利于王权势力的巩固与扩张。第三，从贵族白蛮势力来看，白蛮当时也开始信奉佛教密宗，但王室引入像佛教一样的外来宗教，而不是以南诏本部落宗教为国教，亦可妥协接受。第四，从民间的角度来看，由于数十年与唐的交流、战争，生活在南诏的蜀地被俘人员多达十万余人，蜀乃道教发源地，蜀人被俘人员信奉道教者大有人在，加之王公贵族子弟在成都求学，在学习儒学的同时学习佛道，学成归来在南诏传播三教，本身就是南诏的国策，所以在南诏民间道教应该已有一定的势力，王室崇道也符合民意。第五，从外部来看，南诏一心归唐，唐高祖李渊把道教教主李耳奉为祖先，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虽然到高宗与武后时有所反复，但到唐玄宗时又大兴道教。所以，无论是从南诏的多元文化认同，还是从迎合唐王朝的意图看，郑回选择道教为国教符合其政治目的。

因此，选择道教为国教，南诏各种势力都能接受，加之郑回把南诏山水封为五岳四渎，对道教进行合理的改造，使外传道教本土化，既符合道教教义，又符合南诏崇拜巫教的信仰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南诏社会，乌蛮王室的巫教信仰与白蛮贵族的佛教密宗信仰是有冲突的，用道教暂时迎合了白蛮贵族，郑回选择道教巧妙地化解了乌蛮王室与白蛮贵族之间的权力之争。取得祭祀的主动权，就取得了王权的正统地位，这才是郑回说服王室选择道教为国教的真正目的。

（二）改造佛教，使之本土化，迎合贵族与白蛮

方国瑜先生考证：“考校史籍，唐代以前，云南尚无佛法可言，虽有传说，亦多诬妄。其确知在云南有佛教者，则唐代始”〔12〕。因此，佛教传入南诏应该从第一代王细奴罗时始，一直到异牟寻时期以道教为主，到劝龙晟时期就开始在王室的主导下修建一批佛寺，南诏佛教兴盛从劝丰佑时始，其标志就是丰佑宣布废除道教，以佛教为国教，并兴建王家寺院崇圣寺三塔。

按照南诏初期郑回撰写《德化碑》时“阐三教，宾四门”的文教政策，佛教教育显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从南诏初期的实际情况分析，三教地位是：儒学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为什么郑回要把佛教放在第三位，而到丰佑时期以至到整个大理国时期，佛教又上升为第一，成了南诏大理国的国教？

郑回尊儒是从南诏的政治层面考虑，以儒家的大一统、倡德治、三纲五常来彻底改变南诏部族林立、不相统率的混乱局面，增强南诏王室的凝聚力。立道教为国教是从精神层面考虑，根据当时南诏宗教格局，权衡妥协作出的决定，目的是使南诏王室取得祭祀的主导权，从而确保王室世俗权力，并且使贵族及南诏各部心灵臣服。倡导佛教是从化解南诏部族矛盾层面考虑，并且弘佛主要是为了化解乌蛮王室与白蛮贵族之间的矛盾。

南诏立国，是以南诏乌蛮为王室、以白蛮为辅佐建立起来的国家。佛教在南诏初期传入，汉化程度较大的白蛮信奉佛教密宗。大乘佛教的密宗，白语叫阿叱力教，这是7世纪后才在印度兴起的后期佛教。阿叱力是印度语的音译，或译为阿者梨、阿拶哩、阿折里耶等20多种，意指“轨范”“导师”，故又称“师僧”，白语称“师主薄”，与称教书先生同一语词。昆明白语称为“阿叱力毕摩”，则又与彝族的巫教有点相混淆了。阿叱力强调法术，禳灾祈福，驱邪赶鬼，送丧做会，治病祈雨。可以看出，密教与乌蛮（彝族先民）的巫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白蛮选择密教既能迎合本部落的宗教习俗，又能吸取外来文明。

那么郑回在白蛮贵族逐渐放弃自己本族群的巫教信仰，而改信密宗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郑回被俘以后，首先是安下心来当鲁川王乐（白蛮）家的家庭教师，鲁川王姓世代为南诏大将，蛮语“乐”“罗”同义为“虎”。可是，这个王家没有半点虎气，没有南诏开国元勋应有的威风与霸气〔13〕。郑回是先做南诏开国元勋王乐的家庭教师，然后才被阁罗凤选为王室教师。所以郑回对白蛮和乌蛮的宗教信仰都非常清楚，待后来阁罗凤任命郑回为清平官时，郑回就不得不站在国家的高度来思考两大部族之间信仰的关系，以维护王权的稳定。

南诏国虽立但人心未附，公元748年，皮罗阁从南诏的发源地巍山迁都洱海之滨的太和城，来到被自己征服的土地建都，并且完全脱离本部的巫教文化圈进入洱海地区白蛮部族以密教为主体的文化圈，其文化的不适应，甚至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各部落虽被南诏以武力征服，但在部落信仰上仍然各行其事，郑回非常清楚南诏王室的文化处境。

在这种情况下，郑回通过各种方式，说服乌蛮王室改信道教，以道教为国教。那么郑回为什么不选择佛教为南诏的国教呢？合理的解释是：如果王室选择白蛮贵族的主流信仰——佛教密宗，就会使王室的祭祀大权很快落入到白蛮贵族手中，贵族在国家大事上很快就会取得主导权，王室离王权的旁落也就不远了。作为政治家的郑回，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因而他选择白蛮相对不熟悉的道教，外来“和尚”好念经，王室与贵族在祭祀权上也就相安无事。郑回的文教政策使王室从文化被动变为文化主动。在唐安史之乱后，唐佛教盛行的背景下，郑回采取“阐三教”的政策，尊重白蛮贵族的佛教信仰，并且此时的密教已经吸收了巫教、道教中神秘主义因素，并且与印度和唐朝的密教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本土化密教的发展，有效化解了王室与贵族之间的矛盾。

但到郑回去世后，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白蛮贵族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在与王室的较量中逐渐占据了优势。为了摆脱危机，乌蛮王室不得不向白蛮贵族妥协，再次采取实用主义的宗教政策，放弃了原来的道教信仰，改奉白蛮贵族长期信奉的佛教。所以，南诏后期白蛮贵族逐渐掌握了南诏大权，直到建立大理国，宗教信仰的改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郑回在南诏近50年，以“三教并立，儒学为先”的文教政策，奠定了南诏的国基，为日后大理国的建立、白族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公元902年，郑回后裔郑买嗣发动宫廷政变，在南诏都城阳苴咩内把蒙氏王族800多人集中起来，残酷地屠杀于五华楼下，夺取政权，公元927年建立了“大长和国”，南诏灭亡。南诏的兴亡均与郑氏密切相关。

〔1〕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633.

〔2〕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祝注先.南诏《德化碑》作者郑回、蛮利实乃一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58.

〔4〕熊元正.南诏史通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74.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诏传：卷二百二十二：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刘光曙.大理文物考古〔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7〕杨知秋.云南尊孔源流考〔J〕.孔子研究，2004（1）：112-116.

〔8〕诸葛元声.滇史〔M〕.刘亚朝，校点.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172.

〔9〕大理州文联.大理古佚书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276.

〔10〕廖广德.南诏德化碑探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2.

〔11〕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89.

〔12〕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二辑〔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523.

〔13〕栗标.菩萨蛮：南诏风云：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