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梅

(1.大连外国语学院 日本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2.日本城西国际大学 研究生院，东京 1020094)

田山花袋(1872—1930)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19世纪90年代进入文坛以来，创作了大量青年男女的纯爱小说。这些纯洁的爱情多以少女的死亡等原因不能达成美满的结果，带有浓厚的伤感气息。在各类死亡原因中，结核病占首位。20世纪初，田山花袋接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将目光转向与近代制度背道而驰的人性内部的“自然”。

1905年发表的《名张少女》正是田山花袋由浪漫主义小说转向自然主义小说创作时期的一部作品①本文《名张少女》引文均引自文献［1］，译文由笔者所译。。“我”的丈夫在出差途中邂逅少女阿园，并瞒着“我”将阿园接到东京住下。不久，阿园患上结核病，情况不断恶化。“我”接受了丈夫的坦白，见到了临终前的阿园。阿园因患结核病发热、咳血、呼吸困难直至死亡的场景通过妻子“我”的视点被唯美地展现出来。与同时期的结核小说相比，《名张少女》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第一人称见证叙事这一手法。这种叙事方法使得叙事者的叙事立场和叙事目的成为引起读者深思的问题。

本文首先结合19世纪最后十年风靡日本文坛的结核病浪漫化现象对《名张少女》中关于结核的言说进行分析。然后，聚焦于小说中独特的第一人称见证叙事，阐明“我”如何通过文学这一媒介对结核进行浪漫化想象。最后，借助文化研究中的“他者”理论对叙事者“我”的叙事目的进行探讨，阐明被排除在贤妻良母共同体之外的阿园担当了“他者”，对阿园的赞美正是近代社会对前近代社会理想化构建的一种表象。

一、结核与结核的浪漫化现象

结核病是一种古老的人类疾病，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了结核病的存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散文集《枕草子》就出现了“胸病”的记录。进入近代以后，日本各地兴建纺织厂，大量农村出身的少女进入工厂成为近代女工。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得大批女工患上肺病。患病返乡的女工又将结核传染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明治时期结核病大规模、跨地区地在日本蔓延，被称为“死病”或者“国民病”。

然而，另一方面，结核病的浪漫化现象也同时出现了。日本学者福田真人指出，日本近代文坛结核浪漫化的现象以1889年广津柳浪的《残菊》为起点，并以1900年德富芦花《不如归》的出版为高潮［2］。《不如归》讲述了女主人公浪子因患结核病而遭到婆婆嫌弃、没有与在外打仗的丈夫告别便被赶回娘家，最后孤独死去的悲惨故事。小说一经问世，立刻广为流传，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粉白消瘦的面容，微微颦蹙的双眉”，“此非傲笑北风的梅花，亦非朝霞之春化为蝴蝶飞翔的樱花，大可称为于夏之夜阑隐约开放的夜来香”。［3］95-96这些对浪子的正面肖像描写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病态美的经典描写。

苏珊·桑塔格指出，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分，因此“肺病是一种灵魂病”。19世纪以来，“西欧浪漫派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4］。因此，日本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指出，《不如归》中浪子的形象正是西欧典型的浪漫主义形象，《不如归》使得“现实中的结核在文学作品中与社会相脱离，并将此颠倒过来而具有了一种意义”［3］97。柄谷的见解表明《不如归》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文学与西方文学在“结核神话”这一问题上具有交点。

《不如归》问世五年后的1905年，田山花袋在《文艺俱乐部》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名张少女》。在浪漫主义形象这一点上，少女阿园可以看做是《不如归》中浪子的延续。《名张少女》由阿弓以“我”的第一人称叙事编织而成。阿弓毕业于某女子学校，擅长弹琴。丈夫是东京某高中的教师，喜爱德国诗人莱瑙的诗①莱瑙(1802—1850)，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德国的拜伦”。。在经历了充满诗情画意的新婚生活后，由于长女的降临，阿弓将全部心思转移到女儿身上，与丈夫的隔阂越来越深。一次，丈夫去名张(今日本三重县西部)出差，在旅馆邂逅17岁少女阿园。丈夫对阿园由怜生爱，并瞒着阿弓将阿园接到东京住下。来到东京后阿园染上结核，病情日益恶化。阿园去世前一天，丈夫将一切和盘托出，祈求妻子原谅。随后，阿弓与丈夫驱车前往阿园的住处，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少女。之后，阿园因患结核发热、咳血、呼吸困难直至死亡的全过程占据了小说1/3的篇幅，通过阿弓的第一人称叙事被唯美地展现出来。

阿弓对阿园的第一印象是“不像其他肺病患者身体那么虚弱，面色红润，果真是楚楚可爱、温文尔雅”。“面色红润”是结核病患者发热在脸部的表现，“温文尔雅”是结核病患者虚弱无力的形体表现。关于这一点，余凤高指出，多数疾病因为会与形体的损伤和丑陋相联系，很难与美结缘。而只有肺结核，病人面孔白皙，下午脸颊会泛起淡淡红晕，身材瘦削，流露出一种风韵［5］153。正因如此，在阿弓的眼中，少女阿园具有健康女性所不具备的“楚楚可爱”。

阿园的咳血成为令阿弓震撼的场景。“她正要说下去，猛然开始剧烈咳嗽，难以停止……不断地咳血、咳血，咳出了那么多血。那如同绘画颜料般鲜红的血。”阿园咳出的血颜色鲜红，被阿弓比喻成“绘画颜料”。将疾病与艺术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很明显具有浪漫主义风格。19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时期，诗人们相信“每次感情激动后咳血，而且死于30岁之前”是最时髦的行为［5］159。

《不如归》中的浪子家庭物质条件优越，与年轻有为的丈夫彼此相爱。然而他们的爱情最后仍然不能战胜结核菌，让人唏嘘不已。《名张少女》中的阿园身为情妇，却因患结核，获得了情夫妻子的同情。而且，在去世前还与阿弓结拜金莲，达成二女共侍一夫的短暂平衡局面。这向人们展示了结核与爱情的另一种可能性。阿弓作为旁观者向听众讲述了阿园因结核病发作死亡的过程。在阿弓的叙述中，结核不仅使阿园获得了美丽和优雅，而且还赋予死亡浪漫、庄严的意义。这一点完全符合盛行于日本文坛的结核浪漫化的趋势。

二、“我”的第一人称见证叙事——对结核的想象

在《名张少女》问世之前，有关结核的小说要么采用身患结核的女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残菊》)，要么采用全知全觉的第三人称叙事(《不如归》)，而《名张少女》却采用了第一人称见证叙事这种独特而全新的叙事方法。这种叙事方法首先是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阿弓以“我”的口吻采用「です」「ます」的口语文体。不时插入“请想象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这样的词句，并以“三年前”、“第二年的春天”、“第三年的二月末”、“那天晚上”等词语准确地标明时间的经过。这表明“我”是面对听众(由阅读小说的读者担任)、基于明确的主题意识来讲述自己经历的事情。其次，“我”讲述的是少女阿园的爱情和她因患结核死亡的过程，所以叙事者“我”扮演了见证人的角色，始终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观察、讲述阿园的人生。

首先来看阿弓是如何面对听众讲述阿园的故事。小说一至三章是讲述自己的婚姻生活，同时也是为阿园的出场做铺垫。从名张出差回来的丈夫虽然暗地里将阿园接到东京住下，但“我”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蛛丝马迹。这使得听众产生了心理准备，并为丈夫的忏悔埋下伏笔。第四、五章采用倒叙手法，时间回溯到一年前丈夫去名张出差，通过丈夫对“我”的坦白介绍阿园不幸的出身、生活环境以及与丈夫相识相恋的经过。在这部分中，妻子“我”的叙事暂时中止，取而代之的是丈夫的第一人称“我”叙事。通过当事人的叙述，可怜、可爱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第六章在叙事时间上重新回到第三章，听完丈夫的讲述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决定去看望丈夫的情妇。就这样，经过了层层铺垫后，“我”终于亲眼见到了结核少女阿园，并目睹了她死亡的全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我对阿园的讲述可以分为“我”的猜测、“我”的倾听(一至五章)与“我”的观察(六至九章)这样三个阶段。这样的叙事不仅拉开了读者与阿园的距离，造成一定的空白，增加了小说的客观性和层次感，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叙事者“我”的心境逐渐成为读者关心的焦点:“我”为何会对自己丈夫的情妇——一个来自东京以外偏僻地区的少女进行如此赞美?

虽然“我”的猜测变成了事实——丈夫在外有了情妇，但阿园并没有成为“我”的敌人。相反，而是可怜、可爱、值得“我”同情的姐妹。这一切的关键源于“我”对文学的热衷和对结核的浪漫化想象。

“我”在结婚之前，就是一个文学少女。喜爱“红叶山人”的作品，特别对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阿藤情有独钟①“红叶山人”指日本明治时期的文豪尾崎红叶。阿藤是尾崎红叶的小说「おぼろ舟」中的女主人公。。结婚后受丈夫的影响，莱瑙诗中“美丽的年轻女子的夭折”深深地打动了“我”。文学作品中年轻女性因患病不能获得爱情这一主题已经事先存在于“我”的脑中，一旦与现实发生联系，便激发起“我”巨大的感受力。因此，当“我”看到因咳血变得虚弱无比的阿园时，眼前不禁浮现出临死前还在思念负心汉的阿藤这一文学形象，并将阿藤与阿园进行比较，庆幸阿园不必孤独地死去。

不难想象，在“我”倾听阿园与丈夫相恋经过的同时，就开始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将肺结核与爱情结合在一起。早在14世纪，人们普遍认为结核病是爱情病的变体，结核病人是被热情销蚀的人［6］。小说中的阿园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少女。从名张出差回到东京后，丈夫本以为“时间的力量会逐渐抚平伤口，只留下淡淡的痕迹”。然而，阿园“满含深情的信”改变了丈夫的想法。并且，在经历五个月的书信交往后，阿园“毅然结束了与旅馆的一切关系”，只身来到东京。当阿园得知自己得了肺结核，并且时日不多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守在丈夫的膝下死去。在“我”的眼中，阿园内心涌动着热情似火的情感，她对爱情的执著与结核病的发作具有必然的联系。

“我”对阿园的浪漫化建构还体现在结核与死亡相联系这一主观认识上。当“我”听完丈夫对婚外情的坦白后，第一反应是对丈夫的“无德行”、“无见识”而产生的愤怒和伤心。可是，随后转念一想，“说起肺病，那是无可救药的疾病，为了少女、为了丈夫，我必须去掉所有的邪念，发自内心同情她、好好地照顾她”。由此可见，促使“我”放弃自己的价值取向，决定“同情她”、“照顾她”的原因是结核的最终结局——“无可救药”，即死亡这一认识。

这与阿园临终前“我”对死亡所产生的种种感慨构成前后呼应的关系。“请想象一下，那天晚上，她终于停止呼吸了”，“啊，那垂死病床的光景，一想起来就会落泪”。这些提醒听众注意的词句表明死亡对于“我”来说，能够超越日常和平凡，引导人进入一种庄严的境地。“病人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如同螺旋逐渐停止转动的钟表一样，有规律地回响在屋子里。”面对弥留之际的阿园，“我”不由想起了诗人莱瑙《死亡的慰藉》这首诗。通过浪漫诗人的诗句，“我”这样评价阿园的死亡，“寂寞至极、美丽至极，死亡阴影，渐渐逼近”，并将阿园比做“人世间的青草”，“即使枯萎也无怨无悔”。

三、“我”叙事的真正目的——他者的构建

综上所述，少女阿园的故事通过阿弓的第一人称见证叙事一步步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虽然，阿弓担任了见证人和观察者的角色，但阿园并非是与阿弓毫不相干的人，而是她丈夫的情妇。阿弓在讲述阿园的同时，就是在讲述自己的婚姻。这一特殊身份使得我们不禁要追问阿弓叙事的真正目的，即“我”为何要向他人讲述自己家庭不光彩的往事?

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对“他者”的承认和认识，人类个体无法获得自身的自我意识［7］。在他看来，自我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存在，自我只有通过他者才能达于自身。《名张少女》中的“我”喜好浪漫，生性伤感，生来具有浪漫主义文学气质。然而步入婚姻、特别是生育女儿以后，逐渐习惯了平淡的生活。借助文学这一媒介，“我”在阿园身上重新发现了浪漫的爱情，这是步入婚姻生活的“我”极其憧憬却已经失去的东西。因此，从“我”听到丈夫讲述阿园的故事开始，就开始了“肺病、咳血、孤身一人”的浪漫想象。直到亲眼见到阿园并目睹她离开人世，“结核=爱情=死亡”这一主观认识规定了“我”投射到阿园身上的目光。

可以说，读者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阿园，而是经过阿弓的浪漫化视线过滤之后呈现出来的形象。凝视本身就是一种交往性的社会行为。人们通过“看”这一行为与被看对象建立起种种关系，人们投射到被观看对象上的视线中总是存在着复杂的意识形态［8］。本文所关心的是女性对女性的凝视，即处于近代婚姻制度中的“我”与属于前近代妻妾制的阿园在社会身份形成中的关系。

在日本，自古以来盛行妻妾制。一直到江户时期，有身份的男子都有好几个配偶。明治初期的法律不仅授予妾合法的地位，而且还要求她们同妻子一样必须履行贞操义务。1889年，日本政府以德国为典范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在各个方面制定了近代化制度。由于日本传统的一夫多妻制与近代国家不协调，因此1898年日本政府颁布明治民法，废弃了妻妾制，仿照欧洲国家确立了一夫一妻的近代婚姻制度。

《名张少女》中阿弓的婚姻正是建立在一夫一妻的近代婚姻制度的基础之上。“我”毕业于某女子学校，是一个有知识、在思想上具有独立性的近代女性。“我”的丈夫也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并且，“我”与丈夫志趣相投，两人的婚姻具有良好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而阿园来自偏僻的名张，没有接受过教育。尽管知道阿弓的丈夫是已婚男子，仍然死心塌地追随他来到东京。来到东京后，阿园不愿隐姓埋名地生活，而是“很久以前说想认识夫人”。并且，阿园临终前的愿望就是和阿弓结为姐妹。由此可知，阿园是没有近代婚姻观念的“自然人”，她的思想停留在前近代的妻妾制阶段。可以说，“我”与阿园、东京与名张构成了二元对立关系。前者与近代、制度、秩序相联系，后者意味着封建、蒙昧、无序。

处于近代婚姻制度中的“我”从前近代“自然人”阿园的外表到内心发现了美，这正是以自我为主体对他者的构建。虽然这一构建是一种美化，但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扭曲。柄谷行人曾指出“最为殖民的态度是把对方当做美、也仅仅当做美来评价甚至尊敬”［9］。被“我”当做美来评价的不仅是阿园，还有阿园的好友——另一位来自名张的少女阿贞。小说的结尾处写到阿园去世一年后，阿贞在“我”的陪伴下来祭奠阿园。对于阿贞的埋头哭泣，“我”不禁感叹“虽然东京有许多接受过教育的优秀女性，然而有这般善良的心灵、如此真情流露的年轻女孩却不多见”。因此，小说的题目“名张少女”暗含不论是阿园还是阿贞，日本中心以外的偏僻山村才是真情幸存的地区，这是近代社会对前近代社会理想化的构建。

综上所述，阿弓之所以选择阿园作为讲述对象，是因为阿园是被近代婚姻制度排除在外的“他者”。可以想象，能够倾听阿弓讲述的听众多半与阿弓处于相同的文化制度当中，与讲述人“我”构成贤妻良母这一近代共同体。正因如此，在文化制度上处于优势的“我”能够坦然地将阿园的故事讲述给众人听。通过阿园的故事，“我”提出了婚姻制度=家累与爱情保鲜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必定引起“我”以及一夫一妻制度之中的其他女性听众对自己婚姻生活的反思。

四、结 语

《名张少女》中的少女阿园因患结核而获得了优雅的外表和神圣的生命。“结核=爱情=死亡”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使近代婚姻无效化，将阿园与阿弓的丈夫之间的婚外情变成了纯爱。更为重要的是，与同时期结核小说相比，《名张少女》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见证叙事方法，这使得读者的关心焦点逐渐由阿园变成向众人讲述故事的阿弓。处于近代婚姻制度中的阿弓从前近代“自然人”阿园的外表到内心发现了美，这正是以自我为主体对他者的构建。

《名张少女》是田山花袋处于文学转型期所创作的小说。无论是之前的浪漫主义文学，还是其后的自然主义文学，小说基本都采用男性视点进行叙事。而且，这些男性主人公大都带有作者田山花袋的影子。而《名张少女》放弃了男性视点，采用女性的有限视角展示故事，从女性的角度描写生活。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

［1］田山花袋.田山花袋全集:第14巻［M］.东京:文泉堂书店，1974:727-788.

［2］福田真人.結核の文化史［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100.

［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4］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 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7.

［5］余凤高.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6］马小麟.隐喻和阐释——文学作品中的肺结核功能探微［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8(2):100-102.

［7］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张 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7.

［8］周 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4.

［9］柄谷行人.定本柄谷行人集4［M］.东京:岩波书店，200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