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长沙 410205)

假如说，《西游记》整个是一拟人的世界，《围城》整个是一比喻的世界，那么《沧浪之水》整个是一对比的世界。对比在《沧浪之水》中大面积存在，可谓“比比皆是”，构成了一个突出的不容忽视的艺术景观。在《沧浪之水》中，对比艺术的突出性特征不在于其表现为一种语言修辞，而在于其成为总体性的文本修辞。在文本中，对比手法被大量使用为一种人物塑造方式和文本结构方式。同时，在小说的精神主旨传达上，作者通过对比，赋予文本以价值诉求和意义表达。这种具有文本修辞意义的对比艺术，成为《沧浪之水》一个颇具特色和意味的艺术表达方式。从创作主体层面看，对比的大量运用，反映了阎真对现实生活独特的认识眼光和思考角度。

一、对比:作为一种人物塑造方式

人物是小说的中心。《沧浪之水》为我们提供了池大为、丁小槐、马垂章、董柳、晏之鹤等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被塑造得栩栩如生，离不开作家对生活的细致体验。但是，这些人物如何进入文本，阎真有着独特的艺术思考。作家是以池大为作为表现中心，在总体表现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溃败的精神主旨之下，以对比构建人物性格和心理参照系，艺术地呈现了世俗化进程中官场中人的精神图景。

池大为在大学就确立了“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1］9的人生价值追求目标，从而也就宣告了自己与“庸人哲学”划清了精神上的界线。那是一个理想与激情任由舒展的年代。但是，当池大为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世界却已变得那么的现实和残酷。他首先面临的是单位同仁势利眼的打量和他人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当池大为坚守知识分子心灵高贵的精神立场时，他经受了遭排挤、遭暗算、遭多年冷落和处处碰壁等外力挤压。同时，作为生活中的一员，“庸人自被庸人扰”的世俗生存困境也时时折磨着他。在一系列的伤害、打击、挫折之后，他精神开始松动，开始生发出“读书时的理想一点都没有实现，相反，那理想本身倒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抓不住了”［1］160的心灵哀叹，以致在同学聚会时，池大为作出了如下的反思:“一个人在精神上再坚挺，也不能创造一套价值来对抗潮流，而只能像浮萍一样被裹挟着，随波逐流。”［1］186心灵上的这种落差，自然水到渠成地为池大为后来的选择作出了合理化解释。当生存困境步步紧逼，当“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人只有一辈子啊”［1］250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精神追问如影随形，最终，在经过千回百转之后，池大为终于作出了决定:“我发誓重新做人，把过去的自己杀死。”［1］264池大为的精神历程和灵魂蜕变，正是在自身前后差异性对比中得以深切体现的。

同时，池大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定位，还表现在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和事件构成的对照性冲撞来获取人物心理变迁动因。正如有论者指出:“池大为放弃独善其身的坚守，困难不仅来自他自己，更来自他与周围的‘他者’对话过程。他在与马厅长、妻子董柳等人的对话过程中，感觉不到‘承认’，不被承认就没有尊严可言。这是一种深刻的伤害，也是他变化的动因。他不做人生转向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者和卑贱者的形象，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分离出来。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这是小说表现的强迫性认同。”［2］

鲁迅先生指出:“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者，就是这。”［3］池大为虽然还算不上“优良的人物”，但阎真显然是通过运用对比手法，“靠别种人比较，衬托”，从而写出了池大为人格失守后的灵魂裂变趋势的。从这个意义上，丁小槐构成了池大为的对立面。

丁小槐是《沧浪之水》中刻画非常精彩到位的一位人物。丁小槐在小说中一出场就处于一种十分熟悉官场规则的精神优势上。小说将其塑造得活灵活现，通过这个人物，在细微处体现出官场文化“尽在不言中”的神秘奥妙之处。但这种艺术效果，离不开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小说写池大为去厅办公室报到，“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轻人，埋头写着什么。我咳了一声，他抬头扫我一眼，又埋下头去。我只好开口说:‘同志，同志，我来报到的。’他眼皮慢悠悠向上翻一翻，头也不抬起来，说:‘有话就说。’我把派遣证摊在桌子上，一根手指头顺势在‘医学硕士’几个字上一划。他斜了眼一瞥，似笑非笑地一笑，不理我……”［1］21“我下午再去时，那年轻人等久了似的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好像有人按下了迫击炮的机关，趋步到门口来迎接我，做了个伸手要握的动作……”［1］22这是池大为与丁小槐的第一次见面，通过神态、动作、语言的对比性描写，将一个趋炎附势、八面玲珑、假戏真做、善于表演并已经完全领悟和适应了官场生活、目标十分明确的官场人物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自始至终，丁小槐都是作为池大为的一个异己力量存在，成为池大为的价值参照，与池大为一起构成官场生活的阐释对象。丁小槐的逐步升迁，无形中对池大为构成精神威压，这种对比性叙述，逼真地呈现了池大为的精神生态和精神走势。而池大为也正是在一系列的对比性意识中，逐渐萌生和强化着自己的权力欲求的。

值得指出的是，阎真是从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把握人物心灵变迁的。阎真在塑造池大为这一形象时，已经把人文情怀和官场权势、心灵高贵与生存困境、精神坚守与世俗认同等两极对峙性命题置于人物性格发展走向的两端。当池大为保持人文情怀、认同心灵高贵并捍卫精神坚守之时，他必然又将面临官场权势的精神逼宫、生存困境的折磨与世俗力量的打压。这是人物的生存现实。阎真正是通过这种具有两极张力的价值性命题，对照性地呈现出池大为作为精神主体和实践主体的性格发展、变迁并最终放弃价值操守的逻辑生成轨迹。正是这种对照性的人物塑造方式，使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达到了契合，人物选择获得了合理性解释，细腻地还原和描摹了现实官本位意识与知识分子奉行的人本位意识的对立、冲撞。

二、对比:作为一种段落构成方式

在《沧浪之水》中，对比成为一种结构性存在。这种结构性主要体现在从篇章安排、情节设计、场面描写等层面运用对比构成整体性布局，从而在文本中构成整体性对比结构。

《沧浪之水》的前半部分假如说是池大为“把过去的自己杀死”［1］264心理动因的量的积累，那么后一部分就是其“杀死自己”质的规定后的“所向披靡”，一路顺畅，平步青云。前后段落在叙事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是《沧浪之水》最明显的也是最大的段落组接方式，它泾渭分明地表明了池大为价值选择转变的断裂之处。除此之外，文本中还形成许多段落、情节的对比性构成。

池大为与他的父亲在文本中构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这种对话，在精神主体上已经显然产生了价值选择的错位。父亲没有变，他永远都是父亲，而且随着父亲的死去，父亲形象已经凝结成了一种精神肖像。但是，在池大为追随、认同父亲的同时，世俗和权势颇具杀伤力地对池大为进行精神逼宫。正是在局部的、细节的、“梧桐更兼细雨”点点滴滴的然而却具连带性和持续性的攻击中，池大为逐步地认同了世俗准则，生发出权力欲求。这种从“彼岸”到“此岸”的精神转轨，隐含着人们对“进化”的反思。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做个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父亲的形象也始终成为池大为的精神暗示力量。当池大为遇到挫折、受到伤害时，其获得的精神支撑力量便是父亲，应该说这是池大为的精神情结。因此，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也就时时以对照性的场面和情节形态在文本中出现。饶有趣味的是，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为我们安排了功成名就的池大为祭拜父亲坟墓时情感隐痛的自我抒怀段落，以“仰望星空”的精神姿态表达着精神陷落后的池大为的理想不死的精神欲求，为小说添加了一丝亮色。

池大为的住房问题在文本中也是一个对比性段落。在计划经济时代，福利住房代表的是一种身份、一种待遇。池大为刚到卫生厅，由于马厅长事先打好招呼，申科长热情接待，“刚报到就一人一间”。但到董柳生孩子非得再要一间房子的时候，情势却已是天上地下恍若隔世，对比性书写将现实的荒谬逻辑和人性的乖谬之处裸露毕现。然而，当“解决了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问题”［1］370，池大为在价值选择转换之后，房子从两室一厅到三室一厅。文本中，池大为对房子问题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也正是他选择精神投降认同世俗规则的动因之一，通过这种对比性叙事，构成一个参照系，所指向的无疑是权力的暗影及其可怕的支配力量。

《沧浪之水》着重写了与池大为纠结着的四个女性，许小曼、屈文琴、董柳、孟晓敏。阎真是从恋爱、婚姻、家庭的角度切入的，这四个女人基本构成了文本的重要叙事段落。许小曼上等人的身份以及要把池大为改造成上等人的文化选择与池大为作为知识分子认同平民身份、坚守平民立场和平民意识构成了冲撞，从而确认了池大为“平民也可以坚守自己心灵的高贵”这一价值选择，而屈文琴则是再一次将身份高贵和精神高贵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无疑，阎真是将她们与池大为的精神差异和价值立场构成对比，以女性的身份标示出时代对于权势的世俗认同程度，并以此展开对池大为坚守高贵心灵的解析。董柳的平民身份同合了池大为，但是婚前的池大为和婚后的池大为却又构成了大的对比段落，这也是《沧浪之水》具有篇章性对比结构特征的关键之处。

这种段落性对比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如上文引述的小说开头池大为与丁小槐的第一次见面丁小槐的前后形象对比;马厅长带着池大为和丁小槐到安南地区检查工作，丁小槐酒醉和清醒时的语言、行动、态度的对比;施厅长退位前后人们对其态度转变的对比;面对厅里腐败，池大为和其他干部态度差异的对比;董柳怀孕请假史院长前后言辞的差异对比;戴妙良生前生后的对比，等等。这些将对比结构成一种段落式存在，它们构成了《沧浪之水》突出的创作特征。阎真通过这种段落性对比，完成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推进，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更是体现着《沧浪之水》文本主旨的独特传达方式。

三、对比:作为一种主旨传达方式

在《沧浪之水》中，对比不仅是一种人物塑造方式、文本段落结构方式，在小说的精神主旨传达上，作者更是通过对比，赋予文本以价值诉求和意义表达。通过对比性叙事，小说让读者体验到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自宫的心灵震撼，从而经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官场文化、权力话语作为一种强势存在，其支配、消解力量巨大，即使如池大为者，虽深受知识精英式教育，有过“山里人”朴实民风培育，但仍然面临灵魂撕扯的现实窘境。池大为陷入的是个体精神反叛和群体观念认同的双向掣肘的角力和拆解式的现实之中，因此，他血脉中接通的传统精神遗留就与世俗性的群体利益构成了冲撞。在这个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官场游戏规则里，池大为经历了由对抗到退守直到投降的心路历程，这个历程使他由一个满头棱角壮怀使命的质朴青年，磨砺成内心坚硬干练狡黠的官场红人。坚守与放弃、理想与现实、生命之重与生活之累，就在文本中构成了一种对比性的悖论式结构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存在。《沧浪之水》不同于以往“落难式得救”的文本精神建构方式，它具有一种反向性，即好人只有变成坏人才能飞黄腾达［4］。这样一种经由对比性叙事的逆向表述，打破了传统小说“大团圆结局”的虚幻想象和叙事模态，它为人们提供的是刺激性的反弹性力量。在这里，阎真把池大为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冲撞双方安置在文本精神主旨表达——表现转型期知识分子人格迷失的精神困境及其对迷失根因的追问，从而在一个相对集中和完整的艺术统一体中，形成比照和呼应关系。通过运用这种比照的手法，阎真的《沧浪之水》充分而深入地完成了对官场权势与人文情怀难以共存和对接的精神勘探。阎真以对比的方式，将官场权势视为人文情怀的反差性存在，作为一种知识分子传统的颠覆性力量，宣告了转型期知识分子宿命般的精神归宿。正如有论者指出，《沧浪之水》“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一伟大命题的现代性翻版。小说的深度在于对当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复杂历史情境进行了相当透彻的解析，这种情境以悖论的方式展开在人们面前，一方面是现实生存的重要，另一方面是生命原则的坚守。是与非、合理和不合理在这里相互渗透交融，这才是鲜活的真实。正是在这种真实中，小说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写透了”［5］。

在小说的结尾，池大为烧掉那本他一直视为精神遗产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十年来，这本书我只看过两次，我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打开它去审视自己的灵魂”［1］523。而在小说的开头:“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1］3、“好些夜里我把那本书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做绝对的命令，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1］19。无疑，这是作者有意在文本中设置的一个细节和场面。雨果认为，天才作家应当具有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能力”［6］。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正反两个方面”对比性细节和场面的安排，《沧浪之水》向我们传递并窥见了转型期知识分子隐秘而真实的内心世界。从这个角度说，《沧浪之水》具备了一种悲剧因素，这种精神陨落、物欲猛进的时代病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召唤”着“魂兮归来”的精神旨归。在这里，不需要“作者跳出来说话”，作者的情感态度的表现或道德立场的显示已经“从场面中流了出来”。以对比作为一种精神主旨传达方式，其作品获得了现实批判性。正如爱森斯坦所说:“当我们把两个事实，两种现象，两样物体加以对比时……我们总是习惯于几乎自动地作出完全有一定规格的结论或者概括。”这种借助对比完成的文本价值生产、传达，已经达到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

四、对比: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

对于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人们包括作家特别是普通读者关注的往往是小说写了什么，这导致中国官场小说在文学性上严重地迷失了小说的文体身份，陷入创作误区。阎真说:“我的文学观可以用八个字来表达，即‘崇拜经典，艺术本位’。小说要有精神表达，而且是创意性表达，但这种表达需要艺术化。没有这个艺术化过程，精神表达在艺术的意义上就是苍白的，乏力的。”［7］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阎真在《沧浪之水》中已将对比艺术当做其“艺术本位”的可操作性实践。

对比由于在环境、人物、情节上的比照意义和在结构和叙事安排上的独特作用，更是体现出一种文本修辞的整体艺术特征。如果说，文本通过整体性的拟人产生隐性叙事，通过整体性的比喻构成象征意味，那么，通过整体性的对比，则是构成一种反差，从而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反思效果。其实，回望中外经典文学创作历程，这样一种运用对比进行艺术思考和阐释的方式，基本构成了文学创作传统。在中国文学如《诗经》《离骚》《史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对比艺术表现手法都得到大量运用。特别是在词这一文学体裁中，由于词分阙的结构上的特点，造成人们几乎一致性的美学选择——大量运用上下阙的环境、景色、感觉、意象上的相异、相对和相反，从而构成文本的张力，产生阅读上的心理紧张，达到强烈传达作品的审美内蕴的艺术效果。而在外国经典文学作品中，契诃夫的《变色龙》、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托尔斯泰的《复活》，其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出色。应当承认，古今中外的这些通过对比而生成的艺术资源对当代作家创作来说，是一个十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艺术宝库。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写道:“生命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它还向人指出，就如同他的命运一样，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兽性，也有一种灵性，有灵魂，也有肉体;总之，他就象双线的交切点，象包罗世界的两条实体的锁链间的连接环，这两条锁链，一条是物质实体的系统，一条是无形存在的系统，前者由石头一直数到人，后者由人开始而到上帝。”［8］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雨果在其作品特别是代表作《巴黎圣母院》中，贯穿着一种“美丑对照”艺术创作实践，从而充分地揭示人物的本质，最大效果地阐明了“美在心灵”的精神主旨。《沧浪之水》和《巴黎圣母院》都强化着对比的艺术构造和表现方式，即将对比视为一种产生心灵冲击力和感染力的艺术生成路径，从而在落差甚至在反向中通过构成对比度而形成一种话语张力，完成作品的价值预设及其精神主旨表达。虽然《沧浪之水》的对比在方式运用和价值思考上与《巴黎圣母院》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沧浪之水》显然有着新的创造。在《沧浪之水》中，对比既指涉文本存在的形式如段落篇章的安排，也指涉文本存在的内容如人物、环境、情节安排以及文本精神价值传达，同时又是存在的过程如人物心理变化、人物精神历程。它不仅是人物塑造的艺术、段落的组接方式，同时更是作家一种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和文本精神主旨传达方式。因此，《沧浪之水》的对比在文本中构成了整体性的对比结构，形成了独特别致的艺术景观。假如说，雨果的“美丑对照”更侧重于悲喜剧因素的交叉混合、环境与人物事件的反差反衬以及容貌与心灵的不契合不协调，那么，在阎真的艺术思考和追求中，《沧浪之水》在另一维度上，体现出在一种整体性的权力规约和官场意识中，不同主体的选择差异和同一主体选择的前后差异。因此，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更侧重体现的是过程的差异和选择的差异。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所要表达的无疑是“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他以人物塑造为中心，以其变化发展为线索，以对比作为文本修辞，触目惊心、“泄露天机”［9］般地完全裸露了官场的运行逻辑和官场人物的心灵变迁。对比的文本修辞，体现了阎真的创作心理动因和艺术思维方式，反映了阎真对现实生活独特的认识眼光和思考角度，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自宫的心灵震撼，从而达到一次心灵的洗礼。这种艺术效果，也是非对比难以企及的文学难度和艺术高度。

［1］阎 真.沧浪之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孟繁华.承认的政治与尊严的危机——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读后［N］.学习时报，2002－06－17.

［3］鲁 迅.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G］//鲁 迅.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4.

［4］邵燕君.茅盾文学奖:风向何处吹?——兼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困境［J］.粤海风，2004(2):16.

［5］杨经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笔谈《沧浪之水》［J］.书屋，2002(2):56.

［6］雨果.莎士比亚的天才［G］//雨果.雨果散文(下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107.

［7］阎 真，赵树勤，龙其林.还原知识分子的精神原生态——阎真长篇小说创作访谈［J］.南方文坛，2009(4):65.

［8］雨果.《克伦威尔》序［G］//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82.

［9］雷 达.追问迷失的根因——谈《沧浪之水》［G］//雷达.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