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

(1.天津理工大学 汉语言文学系，天津 300191;2.英国杜伦大学 地理系，杜伦 DH13LE)

1825年在英格兰东北部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相比马车等传统交通工具，火车飞驰的速度和对时间的精确要求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概念，“没有一种19世纪的发明比铁路更能让维多利亚时代人感到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1］。它激发起了强大的想象力，很快就进入文学艺术作品中，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形象。本文以狄更斯和郁达夫为例来探索中西方各自是如何呈现这一形象的。

狄更斯(1812—1870)的一生目睹了现代英国的形成历程，而这一历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它在技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铁路、轮船、电报、海底电缆等，这些都是影响世界经济变革的新发明，可是火车被认为更深刻地改变了世人的生活模式［2］133。火车在狄更斯的小说、随笔和私人生活中都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些短篇小说，如《飞行》(1851)、《两个懒学徒的漫游》(1857)、《信号员》(1866)，背景都跟铁路和火车相关，随笔集《博兹札记》以及他亲自编辑的杂志，像《家常话》《一年四季》里也有很多铁路故事、铁路诗歌以及关乎铁路政策与变化的文章。1842年，作为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作家，狄更斯被邀请到美国访问4个月，回国之后出版了《美国手记》，其中有专门一章谈及美国铁路。他注意到他乘坐的美国火车没有包厢等级之分，只有男女性别之异;火车很大，很丑，很吵，就像一条疯狂的巨龙，和一个饥渴的魔鬼［3］。狄更斯并不喜欢美国铁路，美国人在他眼中也是荒唐可笑的，因为他们居然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发达的。所以，当狄更斯试图向他们表达两国的铁路差别很大时，美国人感到很困惑，他们不相信英国的铁路比美国的要快。这不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但它表现出狄更斯对铁路的关注以及试图通过铁路来观察一个国家及其国民性的眼光。1867年狄更斯受邀去主持铁路慈善委员会九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高度评价了铁路，因为它帮助人们更快地与亲人团聚，还解决了近20万人的就业问题［4］。可以说，铁路是狄更斯笔下经常出现的文化现象。实际上，它也是19世纪的欧洲无法回避的话题，画家莫奈在1877年创作了著名的《圣·拉扎尔车站》，作家左拉在1890年完成了关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小说《人兽》，对火车的书写与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艺术家对时代的感知和判断能力。

郁达夫(1896—1945)生于晚清，当时经由各帝国列强投资，中国铁路进入了密集的兴建过程。20世纪以来，京张、京汉、陇海、沪宁、杭江等铁路相继建成或通车。作为一个经常处于流动性的作家，他的小说、随笔、日记和书信中有大量他乘坐火车的体验。比如1927年，正值他和王映霞热恋，他经常在车站接送映霞，忽喜忽悲，“今天早晨，我本想等火车开后再回来的，但因为怕看见了那载人离别的机器，堂堂的将你搬载了去，怕看见这机器将你从我的身旁分开，送上每天不能相见的远地去时，心里更要不快乐，更是悲哀，所以就硬了心肠，一挥手就和你别了”［5］。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大部分的时间却是在城市间穿梭漫游:在家乡富阳他度过孤独自学的少年时代，此后去嘉兴、杭州、东京和名古屋求学，回国后在北京、武昌、广州、上海等地教书办杂志，直到1933年才在杭州定居。但1938年他又去了新加坡，最终逝于苏门答腊。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很多旅游札记如《杭江小历纪程》《浙东景物纪略》《游白岳齐云之记》《雁荡山的秋月》《两浙漫游后记》等，却是创作于1933至1938年间。漂泊似乎是他的宿命，而火车又是运送他来往于南北之间教书、编辑杂志或者旅游的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他和狄更斯一样都是借助现代交通技术频繁流动的旅游者。本文将要讨论二者在描写火车经验时表现出来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一

在狄更斯的诸多作品中，评论家普遍认为1846年的《董贝父子》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作家们书写铁路的最高成就。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铁路修建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峰期，资本主义也发展到了疯狂追逐金钱的阶段。小说主人公董贝先生就是当时典型的资产者形象，他将公司利益作为衡量万物的中心法则，一切亲情人性都让位于金钱。他疼爱自己的儿子小保罗，希望他能成为产业的继承人，但是瘦弱的小保罗在残酷的寄宿学校里死了。极度伤心之下，他与一位上校一起外出旅行。他满怀着忧伤、愤怒、嫉妒和烦恼，皱着眉头看火车外面一掠而过的景物:“它去了，发出尖叫、咆哮和格格声，穿过田野，穿过树林，穿过小麦，穿过干草，穿过白垩，穿过泥土，穿过岩石。”“它去了，越去越远，始终向前向前。可以瞥见村舍，房屋，大厦，豪华的庄园，还可以瞥见耕耘和制作，人们，旧的大路和小路。”车窗外流动的风景如万花筒般不断变幻，它们之间有时差异巨大，从明亮的日光、富裕的庄园，一下子转到“黑暗的水潭、泥泞的小巷和粗陋的住房”。在那些行将坍塌的房舍里，“贫困和热病躲藏在许多可怜巴巴的形体里。烟和挤在一块儿的山墙，变了形的烟囱，残缺的砖块和灰泥遮住了残缺的身心，挡住了朦胧的远方”［6］350，似乎肮脏恶劣的物质环境与低下的社会道德还有某种对应关系。这些景象如此破败而令人伤心。火车行走、穿梭于乡村与都市、明亮与阴暗、富裕与贫穷之间，使这些既有的社会差异变得如此相邻而对比鲜明。当然，这种贫富差异归根结底不是由铁路造成的，但是，相比马车，铁路这种快速的运输方式可以让人在转瞬间感知到这些差异，从而产生视觉上的震惊效果。“狄更斯用火车来显示贫富差距的手法在当时是非常新的，尽管这个主题在1840年乃至以后一直都是作家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7］986

还有学者认为，“狄更斯因此就拓展了对旅行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方式，狄更斯为这种写作建立起了一种标准，甚至后来算得上是一种常规，他自己本人后来又运用了好几次”［2］133。

郁达夫的《还乡记》①评论界认为它既像散文又像小说。考虑到这一年他为了追求王映霞频频在沪杭之间奔波，而且当时他已经是蜚声文坛的知名作家，这篇作品中主人公的情境可能有些许郁达夫过去生活的影子，但还是应该被认为是小说。创作于1927年，主人公是个连手表都当掉换酒喝的落魄文人，因为失业，几个月来一直在上海流离，孤苦伶仃，他决定回故乡暂住。最初计划乘8点的早班快车，到杭州后再坐轮船回乡。不料没赶上快车，只好坐之后的慢车。火车开动后，作者也借主人公之眼描绘了窗外风景:先是贫民窟，然后是大都会附近的小镇，“平绿的田畴，美丽的别业，洁净的野路，和壮健的农夫”，接着是穷人的坟冢、野桥、茅亭、土堆、古庙、农场，再后来是一幅幸福的农家欢乐图，农妇为田头男人送饭，一家三口在休憩时其乐融融。主人公的心境随这些风景忽起忽伏:贫民窟里“晒在坍败的晒台上的女人的小衣，秽布，劳动者的破烂的衣衫”，这些满含人生疾苦的事物令同样困苦的他略感安慰，美丽的大自然让他心神愉悦，坟冢暗示着命运的不公，农夫一家的幸福让他感愧于自己多年的漂泊与无能。这些风景左右了主人公的情感变化，尤其是一些涵盖家庭生活的细节，突出了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生存状态之间的差异。显然，在这里《还乡记》运用了与狄更斯相似的手法。郁达夫精通英文，他对英国文学的了解相当广博而深入，对狄更斯他当然也了解②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表达过对狄更斯的推崇，他最喜欢的英国作家是唯美主义者王尔德、感伤主义作家劳伦斯·斯泰恩以及大卫·赫伯特·劳伦斯。。

第二点相似之处表现为，火车在他们的笔下都与死亡相关。在《董贝父子》中，火车被反复称为“魔鬼”。它有始发站、终点站、固定的运行线路和严格的时间表，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前行，普通人只能遵循其运行规则，而无法改变或左右它们。董贝很富有，而且相当自负。“地球是造来让董贝父子公司在上面做生意的，太阳和月亮是造来给他们光亮的。江河大海是造来供他们的船在上面航行的;彩虹是用来给他们预报好天气的;风是为了帮助或者反对他们的企业而吹的;星辰沿着轨道运转，是为了使以他们为中心的体系永远不受侵犯。”［6］2但是他没办法挽回爱子的死亡，也不能阻止火车前行。“急速转动的火车速度本身嘲笑着年轻生命的迅速过程，它被多么坚定不移，多么铁面无情地带向预定的终点。”火车的运行方向不可改变、不可抗拒，某种程度上与死亡同样恐怖。“一股力量迫使它在它的铁路——它自己的道路——上急驰，它藐视其他一切道路和小径，冲破每一个障碍，拉着各种阶级、年龄和地位的人群和生物，向前奔驶;这股力量就是那耀武扬威的怪物——死亡!”疾驰的火车被一种人所不能掌握的力量操控着，坐在车上的人们不是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而是冲向死亡，这种带有恐怖色彩的宿命论揭示出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火车心存的恐惧和疑虑。有人用“铁龙”(iron dragon)来称呼火车，而“龙”在英国文化语境中是一种残忍凶恶的动物，往往给人们带来灾难。“两旁的景物似乎近得可以抓住似的，这些景物老是飞离旅客，一个骗人的远景老是慢慢在他心里移动，就像在那不屈服的怪物——死神的道路上一样!”［6］349人生就像乘坐火车，在失去与可得之间痛苦交织，火车的轨道就是人生的轨道，火车的终点即是人生的终点。

《还乡记》中，郁达夫把火车叫做“啊啊，载人离别的你这怪兽!”这种颇含憎恶的口气与狄更斯很相似。在他笔下，火车经常扮演一个分离者而不是一个联结者。主人公柔弱自卑，孤独敏感，他把钱踩在鞋子里，来报复经常因为没钱而造成的困苦;而愈是没钱，他愈是有种冲动想要大肆地挥霍金钱。坐在他本来消费不起的二等车厢里，他先是要了汤和面包，又要了啤酒和汽水。对到杭州之后的食宿费及船票的担忧，都没能减少他食欲得到满足之后的快乐。他安慰自己，“人生是现在一刻的连续，现在能够满足，不就好了么?一刻之后，谁能保得火车不出轨?谁能保得我不死?”可是看到田地里那幸福的农家三口，他马上回忆起以往所有的辛酸、孤独与无助。农家夫妇在田头即可安享人间天伦，而自己作为归国的读书阶级，却仍在飘零，此时又正要回乡去依赖亲人，这样的对比让他深感自己的无用。俯首看飞行的车轮，看车轮下两条白闪闪的铁轨和枕木卵石，他“忽而感得了一种强烈的死的诱惑”。［8］21从1825年火车问世，火车与死亡、自杀的关系就成为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火车本是技术和理性的产物，它能把人们从一地快捷地输送到另一地，但大量火车事故和自杀事件的发生使旅行充满了未知数和不可靠性。旅行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相反，它令人担忧而心生幻念，甚至加剧对人生的消极感。这个悲伤的主人公闭上眼睛，咬紧牙齿，在脚尖上用了一道死力，把身体轻轻地抬跳起来了。虽然懦弱和胆怯最终阻止了他，但之后很长时间他气力大伤，就像待毙的鹦鹉。“你不终不息的前进，不休不止的前进吧!你且把我的身体，搬到世界的尽处去，搬入虚无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尽是行行，行到世界万物都化作青烟，你我的存在都变成乌有的时候，那我就感激你不尽了。”［8］17飞速的行进与生命的停滞令人惊讶地集合于一体，体现了流动的现代性令人恐惧的破坏力。

第三，二人都遭遇过火车事故，事后也都将其经历以不同形式反映在其作品中。

1865年6月9日，狄更斯乘火车从福克斯通返回伦敦。前方一座高架桥正在修补，工长错误地估算了火车到达的时间，司旗员也没能及时发出警告。七节头等车厢中的六节都翻下桥，坠入河中，造成10死49伤的惨剧。只有狄更斯乘坐的第七节头等车厢因与二等车厢相连，悬在空中而幸免于难。当时狄更斯表现得非常沉着、镇定，他走下山沟，照料那些伤亡乘客，还爬回极为危险的车厢取回后来被定名为《我们相互的朋友》的手稿。

1938年12月，郁达夫接受《星岛日报》的邀请远赴新加坡。没过几天他就去马来西亚北部的老城槟榔屿旅游，回来的路上火车突然脱轨，而且是在深夜。郁达夫没有着急跑出车厢，而是从容地整理他的行李箱，换下睡衣，同时也没忘了打领结。回到新加坡之后，他写了随笔《覆车小记》，其中他倒是表达了无助感，但这种无助感来自于朋友们给了他太多的礼品，以致他在出事之后无法搬运。后来，在得到政府救援之后朋友们准备了丰盛的宴席为他压惊。郁达夫写道:“谢天谢地，这一次的火车出轨，总算是很合着经济的原则，以最少的代价而得到了最大的经验，更还要谢谢在槟城和吉隆坡的每一个朋友，因为不是他们的相招，则这一便宜事情，也是得不着的。”［8］339语调幽默而轻松，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恐、害怕的情绪。他似乎后来再没有提到过这次旅途。

然而，回到伦敦之后，狄更斯接近两周不能说话，他浑身不停地颤抖，不断地感受到他称之为“晃动”的那种痛苦。后来他再乘火车时，还总是有车厢倾翻的幻觉。即使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他巨大的惊慌，整个人看起来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一年之后，他发现这种恐惧感还会突然出现，虽然很没道理但却无法克制。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去世的时间恰恰是在这次火车事故之后的五周年纪念日。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铁路事故创伤症状。1866年他在《一年四季》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信号员》，在里面他设计了一个鬼魂，每一次火车事故即将发生前，鬼魂都会提前以某种神秘的信号提示那个每日都得孤独地坚守在岗位上的信号员。但是信号员不知道这事故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知道谁将会在事故中丧生。类似的伤亡已经发生了两次，他无法预测，不能预防，更不能去阻止。无力感渗透了他的身心，他陷入了无助的焦灼状态。最终，他背对车头，以自己的死亡来逃避这种焦灼的折磨。这篇小说被归为鬼怪故事，实际上是狄更斯对他亲身所经历的事故创伤的一次表达。

二

很明显，两位作家对火车事故的反应很不相同。他们关于火车问题存在一些差异。这背后当然有时代背景、个人性格、家庭经历及创作特色等诸多原因，文章拟从以下三方面展开思考。

首先，二者的经济状况和自我期待不同。

狄更斯的父亲约翰一直想要过上奢华的生活，但他从来都是举债度日，入不敷出。在查塔姆时，全家住在一个有花园的大房子里，非常舒适。作为长子，狄更斯一度很受宠，他被教养成满怀中产阶级抱负的人。但是父亲破产了，因无法还清债务而入狱，12岁的他不得不到一家鞋油厂工作，每天用纸把装黑鞋油的罐子包好，再在上面贴上标签，工资是每周六先令。22岁时他完全独立了，连载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和《大卫·科波菲尔》为他带来了决定性的成功和稳定的经济基础。他变得有点像纨绔子弟，特别讲究穿着，而且还有洁癖。据说他穿着一件天鹅绒镶边披风，外加色泽鲜艳的花哨背心，因此格外引人注意。他一直为做童工的那段历史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真正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而他的确靠着自我奋斗和聪明才智获得了成功。

郁达夫3岁丧父，母亲靠摆干货摊和收地租维持生计。1922年，郁达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此时他26岁。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尽管他靠教书、办杂志有了收入，有时仍需向母亲求助。在《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这篇小说里，靠笔墨为生的小资产阶级主人公还比不上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工，这其实也是当时的郁达夫对自己的定位，他经常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大众之一员。与狄更斯早早独立不同，郁达夫总是对他人有很强烈的依赖心理，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的经济状况直到30岁以后才渐渐稳定下来。

所以，郁达夫笔下的旅客大多是只身一人，体形瘦削，漂荡落魄，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钱，有时穷得买不起火车票。在很多作品里，都有这样类似的情节，主人公大段大段地倾诉他的痛苦，告诉读者他是怎样弄到钱来买票，有时借，有时偷，有时还会卖他老婆的衣服，等等。而火车票从来都不是狄更斯和他的人物形象所要考虑的问题，“中产阶级的体面像空气一样充盈在狄更斯的作品之中”［2］152，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没有写过三等车厢的旅行。狄更斯被誉为人民的作家，但是他的主要受众却是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下层，而绝不是无产阶级。他的主人公天生应该坐头等车厢，董贝先生乘坐私人车厢不说，他甚至将私家马车作为行李带上火车。而郁达夫的主人公一不小心买了趟二等车厢，就不断地自责、内疚，最后甚至差点跳车，说到底，他逾越了自己的阶级身份和消费层次。

第二，二者的写作风格不同。

狄更斯被誉为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15岁起当过律师事务所学徒、录事和法庭记录员，20岁开始当报馆采访员，报道下议院，他因此喜欢走到大街上去听、去看伦敦人的日常生活。终其一生，他都在关注维多利亚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从火车这个视角出发，英国正从一个农业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他通过这种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影响，来表达他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金钱关系的批判。

郁达夫无疑属于浪漫主义。相比起城市，他更喜欢大自然，喜欢游山玩水，“在一处沉滞得久了，只想把包裹雨伞背起，到绝无人迹的地方去吐一口郁气”［7］205。而狄更斯的很多作品基本都源自伦敦这座城市赋予他的灵感。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男人，很少能容忍感伤、忧郁这些消极情绪来淹没自己，不会让自己因受到侮辱而疯狂或者自杀;但是，一个敏感、自卑的人却可能相反。郁达夫属于后者，他主张作家的作品就是他的自叙传，于是就会将自己的感情如潮水般倾泻到那些跟他一样忧郁而瘦弱的主人公身上。他似乎总是无法平静，不断地重复诉说那些被人歧视的遭遇，有时还会过度渲染自己的穷苦和孤独，似乎在乞求读者们的同情。人们当然也会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找到很多他个人经历的影子，比如《大卫·科波菲尔》，但狄更斯能够跟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保持距离，对痛苦保持客观与幽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二者处在不同的时代和文明背景下，铁路和火车在其心中的地位不同。

作为见证者，狄更斯熟知伦敦在修筑铁路之前和之后的变化。他亲眼看到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对时空的感知都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命运及对金钱的态度都与铁路时代之前有质的差异，这些都反映在《董贝父子》中。铁路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它还总是与死亡、神秘、残忍、危险和创伤联结在一起［9］。在狄更斯笔下火车是一个人格化了的主体，可以立足为一个关键的独立角色，它能影响和改变人事的命运。恶棍卡克尔骗取了董贝的钱财，又妄想携其美丽的第二任妻子私奔。最终他失败了，在某个小站等车逃亡，这时董贝追上了他。在突然的惊慌失措中，他步子不稳，身子摇摇晃晃，滑倒在铁路上。他“觉得地在抖动——顿时知道火车猛冲过来——发出一声叫喊——回头一看——看见那双在日光下变得模糊朦胧的红眼睛朝他过来——他被撞倒，被吸起，被甩到一个凹凸不平的磨盘上。磨盘把他转了又转，撞击着他的四肢，用它那火一般的热气舔干他的生命之流，把支离破碎的他抛到空中”［6］956。这种痛及皮肤的场景显示出，火车还可以是一个惩罚者，依然是与暴力和死亡相关。

在日本留学时，郁达夫经常在东京与名古屋之间搭乘火车;回国后，又主要生活在大城市里，比如北京、上海或者杭州。他成年时已经处在铁路时代，这种现代交通技术早已是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经验。他还曾应杭州铁路局之邀为其写旅行札记，但他关心的主要是自我倾诉。火车和铁路只是他用来交通和交际的工具，主人公们在火车上产生的一些消极想法或者死亡冲动主要源自他们在现实中的尴尬和落魄。显然，在郁达夫的作品中，火车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具有主导性或决定性的角色。

由此，就能理解为什么狄更斯因一场铁路事故而陷入永久的精神创伤，而郁达夫则以幽默态度对之，这并非单纯取决于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更是源自铁路和火车在他们心中及所处时代中的地位与价值。也正是在19世纪60年代，精神创伤的概念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引发关注的主要起因正是火车事故。同时，从注重或不注重物质因素的影响程度来看，郁达夫和狄更斯或许可以作为中西艺术表现方式的代表，一个是表现，一个是再现。

［1］盖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M］.梁永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2.

［2］HOUSE H.The Dickens world［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

［3］狄更斯.美国手记［M］.刘晓媛，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71－72.

［4］狄更斯.狄更斯演讲集［M］.丁建民，殷企平，徐伟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404.

［5］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6卷·书信［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11.

［6］狄更斯.董贝父子［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7］DICKENS C.Dombey and son［M］.Harmondsworth:Penguin Group，1970.

［8］郁达夫.郁达夫作品经典:第3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

［9］MATUS J.Trauma，memory and railway disaster:the Dickensian connection［J］.Victorian Studies，2001，43(3):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