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荣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环节，如何跳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学及美学的研究范式，站在当今现代化语境中回眸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资源价值显得尤为必要。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发展之路是走向现代化之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学是最先促其萌芽和发展的动力之一。中国现代作家丁玲的早期创作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更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全新的人的文学;文学的现代化不仅是一种时间概念，也是一种意义概念。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全球性进程的冲击和压力，国家传统意识与现代性的冲突与矛盾，产生了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模式和道路，在20世纪以来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模式。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正是传统与现代性的相遇过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同质文明与异质文明、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的现代化呈现出诸多的矛盾与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丁玲早期创作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以及《自杀日记》等作品，面对文学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困境，以一种全新的思路，以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实践为条件探讨中国文学“现代化问题”，更多地运用于推动社会的“现代性”变革的“启蒙主义”、“创新主义”语境之中，为今天寻找其人文资源价值的途径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

一、坚韧而脆弱的青春人性困境的揭示

青春人性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众生相，恰如帕斯卡尔所言，“事物的归宿以及它们的起源……都是无可逾越地隐藏在一个无从渗透的生命神秘里面:由之而出的那种虚无以及所被吞没于其中的那种无限，这二者都是无法窥测的”［1］。世界的神秘难以穷尽，个体在无限面前的被动与无能为力早已缠绕进不容分说的历史。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的不能有求必应注定了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丁玲早期创作在轰轰烈烈的人类史关注中是坚韧而脆弱的青春人性困境的揭示!她笔下的青年知识女性群像比普通女性更加敏感，更加自尊，甚至更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日常生活的空间使她们在其中挣扎着、努力着并维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地位，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又改变着自己的存在，她们的思考、见地和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体验”现实与心灵的种种微妙关系。小说将知识女性的现实处境、生存理想、伦理观念及其关系同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背景和青春人性糅合在一起，传达出作家在时代的困境中的对生活的一种怀疑及一种对生活可能性的发现。

莎菲与美琳们凭借着自己的意识和行为能动性创造自我的价值认识、改变社会，出现的局限也是主体精神自由选择的结果。如同西西弗斯永不停息地推石上山的过程即为人类寻求幸福不断抗争命运的缩影，途中无尽的血泪与辛酸恰是无上光荣的生命写照。在丁玲的笔下，坚韧抗争成为生命的姿态，通过对深沉的青春人性的困境揭示，提倡文学关照介入现实的姿态，渴望以文化的求索开创社会生活、精神取向的新局面，触碰女性知识分子的灵魂。

现代化就其本质而言，其进程促成了社会意义系统的深刻变迁，人与人之间得以沟通、认知和把握的意义模式和符号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礼俗社会的自然情感联系以及交往规则让位于法理社会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并成为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规范和体系。人类社会的特点在于，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们能用不同的一整套象征符号体系来认识、传达、解释所处的世界。这种象征符号体系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网络，规定含有相关社会活动的价值规范、伦理道德和行为规则。因此，“任何现代化都要经过表现为仪式、意识形态、艺术及分类系统的过滤，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通过文化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作用而形成意义结构，并且对这个意义结构进行沟通、设定、共享、修正和再生”［2］。不管是内源性还是外源性的现代化国家，不管它们是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还是仍处于发展中国家，也不管它们所面对的现代化难题有多少相似或不同的特征，任何问题的解决只有回到各自的文化环境中去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一个普适性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形成，中国现代作家丁玲以青春体悟性经验知识的实践为条件，寻找极具现实效力的问题答案。青春体悟性经验知识的平等眼光和内敛式的人性追问有别于现代化发展的其他的关于人的成长学说，成为今天反思现代化的物化对人的灵魂拷问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然而作为对普适性现代化观念和进程的一种矫正，青春体悟性经验知识在实践中也面对着怎样超越自身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以内部眼光把握和理解现代化，需要坚持一种女性青春感悟与一种男性青春感悟的平等地位。《莎菲女士的日记》写道:“苇弟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只常常给我一些难过呢?譬如今晚，他又来了，来了便哭……大约他哭够了，才大声说:‘我不喜欢他!’”“哦，我这才知道原来是怄我的气。我不觉得笑了。这种无味的嫉妒，这种自私的占有，便是所谓爱吗?我发笑……我只觉得想靠这种小孩般举动来打动我的心，全是无用。”［3］61这种灵与肉的冲突、欲望与理性的背离，鄙视世俗又不免沉溺于世俗的焦灼与苦闷的体会，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相遇中，该如何融合个体生命的历史境遇与个体生命的本体意义?现代文化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该如何建立?它在实践中的落脚点又在哪里?青春体悟性经验知识的丰富和发展有待于对此问题的进一步阐释，文化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取决于每一个现实成果，“文学是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构成，在文化整体的理论视野下，文学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更不是一个独立的本文，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与历史、宗教、社会、道德等文化范畴相互联系的本文”［4］。从这种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这段时期的文学，可以发现推动文学的现代化转换的动力可能就是晨钟之使命式的青春人性困境的图解。

二、自由和自主的独立精神家园的守望

丁玲希望实现这样的社会:它摆脱了必然性的压力，以体现和珍视一种独立的精神性为己任。丁玲笔下的莎菲们从封建家庭中冲出来走向社会，而又对现实社会的一切感到失望。她们孤高矜持，厌恶周围生活的庸俗与无聊，她们愤世嫉俗，鄙视人与人之间的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然而又无力改变现状，常常感到令人窒息的苦闷。她们渴望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理解，渴望得到纯真的友谊和爱情。现代化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承认某种独立的精神生活及其在人身个案的展现，人是自然与精神的会合点，人的义务和特权便是以积极的态度不断地追求精神生活，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质。精神生活是内在的，它不是植根于外部世界，而是植根于人的心灵;但它又是独立的，它超越主观的个体，可以接触到宇宙的广袤和真理。“在萨特看来，人生存就意味着人意识，人意识就意味着人介入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的建构，人经由意识的介入又或多或少地引发改变现实的实际行为。因此，生存即介入。”［5］人应以行动追求绝对的真、善、美，追求自由自主的人格，只有当人格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达到独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绝不会是最终的成就，因为它始终是一个随历史而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生活的具体化，是它由分散孤立到内在统一的发展史。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要超越自身，超出自然与理智的对立，达到二者的统一。精神生活是最真实的实在，它既是主体自我的生活，又是客体宇宙的生活。精神生活在个体身上的展现是有层次的，不同的层次便是不同的境界。人应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神圣的精神生活是人的情神的最高境界，要用最终极的东西来确保精神生活的存留与胜利。莎菲说:“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唉，可怜的男子!神既然赋与你这样的一副美形，却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样一个毫不相称的灵魂放到你人生的顶上!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3］76因此，莎菲对追求她的苇弟和凌吉士都不满意，对毓芳、云霖的戴着枷锁跳舞式的恋爱加以嘲笑。从莎菲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她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的强烈反对和对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同时莎菲又是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和创伤的叛逆者，她将“个性解放”的要求和自己的全部生活目的结合起来。现代化的职能是尽可能地让人们保持一个精神自由王国，捍卫其理想和价值标准，并造成某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氛围。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表现在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下，知识分子的转变和苦闷，表现小资产阶级文艺队伍的分化、组合与成长。通过主人公望微在生活过程中的成长和对事业与爱情的选择，真实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战士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感情上的痛苦斗争。望微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有代表性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一年前和玛丽相识并相爱时，他还处在迷茫、彷徨之中;一年以后，他步入社会走上新的道路，人生观和恋爱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依然爱着玛丽，但爱情在他的生活中已退居第二位。而玛丽却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子，不但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并且试图把他拉回到自己身边来享受生活，这就预示了冲突发展的必然性。作品还用望微经济上的穷困和玛丽的挥霍无度揭示了他们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尤其结尾用一个漂亮的青年挽着玛丽的镜头和望微被捕仍不忘鼓励群众的先觉者的镜头进行对比，以玛丽的卑微来突出望微无畏的崇高品格，再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由和自主的独立精神家园的守望。

三、陷落与突围的现代生命意识的探寻

对生命问题的自然主义解答和理智主义解答，使得自然对于人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于构成了人的存在。我们说的并非自在的自然，对于现代思想来说，自在之物仍然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的秘密，我们所说的是按照某种观点即按照机械因果论的观点呈现在人面前的自然。尽管自然科学实际上并不主张世界与自然的等同，今天用自然主义的精神解释科学的趋势正在增长。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以自然与心灵的断然分离为起点。对于一个没有心灵的自然的要求越急切，认为心灵应当有自己的生存权利的主张便越强烈。但是从一开始，自然的广阔无垠就远比许多分散的个体壮观得多，而且，随着自然的领域不断扩展，有一种侵吞它的本质、最终把它完全纳入一个扩大的自然主义框架的企图，强调按照本真生命意识的存在价值，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作为女作家的丁玲，试图以一种思辨的思考给被视为自然过程的组成部分的人类生活赋予一种现代生命意识的感悟，在她的笔下呈现了以莎菲为代表的包括梦珂、阿毛、美琳等在内的一系列具有共同特质的陷落与突围的现代生命意识的探寻的女性形象，她们都在苦闷中觉醒，又终于在觉醒中幻灭。梦珂的挣扎与追求是对新女性觉醒与成长书写的一个完美开篇。随着丁玲创作的不断深入，对现代生命意识的关注与关怀逐渐拉开帷幕并走向成熟，莎菲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陷落与突围。

确实值得注意的是，丁玲早期作品中的生命意识是合宜的，而且陷落与突围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突出女主人公的现代生命意识这事实本身便似乎证明了女性的尊严;相反，把女人的生活当做仅是一种自然过程的人，则必须面对和克服由于珍视人的独特性而产生的敌意。但是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相信这种敌意不过是传统衰落的制度不情愿消逝的最后抗议，而且似乎因它的推翻而承受的损失预示着女人的一种真正的获得。这里，压倒一切偏见在其进步中更新着生活面貌的思想的前进，乃是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丁玲骄傲地、旁若无人地面对着世界，提出某些更为严厉的要求——女人出自自己本性的要求——并且毫不妥协地坚持要整个现实认同她们的要求，这向旧的生活秩序发动了思想变革的是疾步飞走的作家丁玲!她希望生活摆脱以往的旧习，并力图使生活表现作者自己内在的需要。给予现代运动以力量和热情，我们无法否认在当时思想的发展中有一种典型的强有力的让女人成为人的现代启蒙精神，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并渗透到个体的私人生命中。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描述，真实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面前的苦闷彷徨，赞扬了20世纪30年代初知识分子追求光明的可贵精神，实际上美琳的彷徨、苦闷和追求新生活的心情，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她出走，她要求自由，要求到公众的行列中去寻求“生存的意义”，于是，她的爱情生活与向往、追求便发生了矛盾，在此，美琳两次冲出家门的情节是颇有深意的。如果说第一次冲出家门与子彬结合，是个性解放以及对封建礼教的叛逆，那么第二次冲出家门走向社会，则是对个性解放、恋爱至上主义的否定。在彷徨中的知识分子，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在真正意义上理解现代生命意识，方可望恢复生活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自杀日记》中的伊萨在肮脏庸俗的生活环境里追求真爱，是以一种陷落与突围的倔强来成全着自己，是发自内心的挣扎与抗争。她追逐的是一种极致的幸福，一种真正的幸福，一种建立在心理平等上的爱情自由。然而，社会并没有给予其出路，那种小女子的凄凄切切的爱情悲悯在此是不可能实现的，表现在伊萨身上则是一种深深的绝望，留下的是一片经久弥坚的爱情理想轰然倒塌之后的精神废墟。她的逃离是一种绝望式的超越，是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酝酿，透露出强烈的难于消解的女性的困惑与生存的突围。

丁玲的早期创作为人们显示出一大批在孤独的怪圈里无谓挣扎的苦涩灵魂，倾吐她对现代女性的独特感受。她执著于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我们窥视当代人的生存现状提供了一扇窗户，这种探索无疑是有价值的。作品不只是要如实地描摹出现代女性爱情、婚姻的状态，更是试图通过这特定的婚恋生活映照出现代人的心理、思想、行为的方式与特点的人文价值。

［1］帕斯卡尔.思想录［M］.何兆武，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5.

［2］艾 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48.

［3］丁 玲.丁玲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4］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进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6.

［5］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