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泽宇，陈艳秋

(1.安徽大学 历史系，合肥 230039;2.合肥师范学院 图书馆，合肥 230061)

郑若曾，明后期著名军事家，流传下来的著作主要有《筹海图编》《江南经略》《郑开阳杂著》。历来为学者关注的《筹海图编》“首载舆地全图、沿海沙山图……次载广东、福建、浙江、直隶、登莱五省，沿海郡县图、倭变图、兵防官考及事宜”［1］，详于倭事;《江南经略》论江南(苏、松、常、镇)之山川险要、战守事宜，详于军事;《郑开阳杂著》“则既记海防又记江防……详于海运及海道的考察和经营”［2］。其著作不仅阐明了自己的抗倭、海防观点，而且收录了大量当时将官的意见、想法，其中许多涉及海权思想。“完整的海权由海洋权益、海洋国防权益和海洋国土权益三部分组成。”［3］郑若曾虽没有明确提出“海权”一词，但其海权思想的内容已经涵盖海洋国土、海洋国防、海洋权益，相对较为完整，特别是海洋经济对海洋国防的反哺支撑，是以往论述所未见的。

一、明末海权思想的产生背景

1.经济的繁荣与海上贸易

海商早已有之，至明代，官方虽有海禁之令，民间走私活动却很猖獗，双屿、列港、大衢山、横港等皆为其据点，王直的船队“往来海上，四散劫掠。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与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袍玉带者，如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交厚而往来，五峰素熟近，则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4］。经济的异常繁荣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许多富商、乡绅甚至兵宪都与海盗有着密切的关系。民间贸易的兴盛使其支撑下的海上武装力量相对强大，海寇愈发猖獗，入侵更加肆无忌惮。而捉襟见肘的明廷则相对较弱，这促使人们在探讨海战防御时不得不将其与经济相挂钩，从而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海权思想。

2.海禁与倭寇入侵

明代从朱元璋立国起，便有禁海之令。宁波争贡事件后，海禁骤严，嘉靖启用朱纨，海禁政策得到彻底执行，民间海上贸易(走私)活动严重受阻。然而朱纨虽清廉刚直却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成为海禁政策的牺牲品。“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5］伴随朝令夕改的海禁政策，海盗与倭人、番人勾结愈发猖獗，倭寇长期、大规模的骚扰直接触动明廷。明廷也不得不重视，掀起了抗倭、海防策略的大讨论，从而促成海防思想的大爆发，为海权思想的萌生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

3.军事上的海防思想体系

嘉靖时期可谓海防思想大爆发的时期，当时许多士人已经意识到海洋权益、海上力量的重要性。郑若曾曰:“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6］344通政唐顺之、兵部尚书杨博、南京工部尚书马坤及在京各衙门会议皆主张灭敌于外，御寇于远洋。具体实战中，则为远哨于外洋，御敌于内洋，务使倭寇不得登岸。将防御范围延伸至沿海各岛，巡查范围延伸至外洋，无疑在明朝人眼中，这些海岛及其周围海域即是其权利所在，军队有权力维护甚至占有，主权意识十分明确。更为可贵的是明人不仅提出海防思想，而且进行了详细、切实的讨论，包括船具在海战中的应用、潮汐对海战的影响，以及海战赏罚制度的设置等，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海防思想体系。这一思想的提出是明人海防思想积极性的体现，也是其积极争取海权的意识表现。

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合力作用下，海权意识于海防大讨论中诞生，集中体现于明末郑若曾的著作中，可以称为较完整的海权思想。其虽不像马汉海权理论那样系统、理性，但却早于马汉三百余年，在我国海权史及世界海权史上都是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二、对郑若曾海权思想的概括

1.加强对沿海岛屿沙洲的防御控制

明初曾将沿海岛屿居民大规模内迁，至使岛屿荒芜，明末许多岛屿成为倭寇停泊的据点或聚集的巢穴。“崇明县孤悬海外，僻处洋中，乃岛寇出没之交，四面受敌之处也。海外崇明所属诸沙大小三十余处，皆隔绝潮港不相联属，况新灶沙、三片沙等处，正当由海入江门户。万一贼船乘风突犯一沙，则诸沙必不能知，纵知亦不能救，致成巢穴……如遇贼船进港登沙，昼则焚烟、夜则举火，俾各船皆见把总兵船随即应援，而吴淞、刘河、福山一带镇兵亦可先后集击，而寇贼不得肆行矣。”［7］414依此沿海沙洲皆为我军据点，而敌不敢进也。

对于沿海岛屿，亦当有所备。以广东南澚为例，“五六年来，因浙直攻捕之严，倭舶无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则奔广东，广东捕急则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若先调兵守此，而又往来会哨。禁绝沿海接济之人，则彼进无所利，退无所据。将自消其窥伺之端矣”［8］451。

除在军事上控制沿海岛屿外，明人也注意到政权控制力的渗透。“赵工侍近奏，令民开种以给幕租，若兴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垦田数万亩，岁入米几万石。玉环诸山计之，每岁可得米几十万石，大为海防之助。”［6］152对于这一观点，郑若曾并不认同。“若寇据此为巢穴，则攻逐之费不知几倍，是賫盗粮，为小而失大也。”［6］155从海防、海权角度讲，在沿海岛屿开垦田地，不仅能够缓解沿海地区的人地矛盾，而且能够大大加强对沿海岛屿的控制，是十分正确的。但从现实角度讲，明廷财政困难，很难支撑庞大的军队守御海道，可行性不强，故郑若曾暂录其说，而说明于后。

地有民生理，海有军哨守，则倭不能泊，更不能巢，多日海中漂泊而来，却无处落脚，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杜绝倭寇的入侵，对岛屿周围海域的控制力也将增强。更重要的是，将沿海沙洲、岛屿正式划归为国土的一部分，明确了主权归属，有利于海权明朗化。

2.对海上交通要地会哨巡防

郑若曾的著作中多有因地治敌策略，关于海防要地的论述更是俯拾皆是，在“哨贼于远洋”［7］444的思想指导下，列举了许多重要海上交通要地，并分析其会哨、巡防制度。

从海防整体看，“分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苏淞之船以守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则三山品峙、哨守相联，可扼来寇。而又其外，陈钱诸岛尤为贼冲。总兵、副总兵常居海中，严督各总分定海面，南北会哨，昼夜扬帆，环转不绝。其远哨必至洋山、马蹟”［6］344－345。其次，文中不乏具体地点的论述，如“金山，地通两浙，势总三吴。大海经其南;松江在其北;东为青邨、南汇之上游;西为乍浦、独山之界限。诚水陆之要冲也，向设游击驻札其处，盖为陆寇向往捍御，以为三面保障”［7］409。再次，对于水寨会哨也有详细介绍，如福洋五寨，即烽火门水寨、小埕水寨、南日水寨、浯屿水寨、铜山水寨，“由南而哨北，则铜山会之浯屿，浯屿会之南日，南日会之小埕，小埕会之烽火。而北来者无不备矣。由北而哨南……哨道联络势如常山，会捕合并阵如鱼丽，防御之法无踰于此”［8］463。总的来看，郑所列举皆为地理要冲，明后期至清海防设备皆不脱其所论。

郑若曾不仅罗列了众多战略要地，而且详细解说会哨制度。“柘林、南汇每处每日拨军五十名不分昼夜往来哨探，有警飞报总兵游击。柘林、南汇等处互为声援，该所为正兵，而左右为奇兵。其沿海墪台严行。掌印官选拨精壮军余每墪五名、带马一匹，住守瞭望，往来飞报，以便策应。”［7］410对海上重要交通地点的巡哨控制有效遏制了倭寇入侵，对局部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军事与经济的结合

孟夏潮大之时，羊山等淡水门黄鱼至多，“宁、台、温大小船以万计，苏州沙船以数百万计……获利不知几万金也，海中常防劫夺，每渔船必自募惯出海之人，格斗则勇敢也、器械则锋利也、风涛则便习也。其时则适当春汛之时，其处则倭犯苏松必经之处”［7］32。故有利用捕黄鱼船抗倭之法。“渔舩出洋，辅以兵舩，相须而行，协力而战，取甘结，给旗票，谨盘诘，验出入，船回之日，当道委官抽税，以助军饷。”［7］32军队护卫捕捞，抽税以养军，第一次将海上捕捞与抗倭联系起来，创造性地将海上经济与海上军事融合起来，意义非同寻常。

郑若曾以此未善，另有经久之计。“兵船专于把港，勿用出洋。但令愿捕鱼者籍名于官。立首领、编旗甲保以耆民大户，示以盟约。如杀贼而有功也，照例升赏，永许采捕。若纵贼近岸则一体坐罪，永不许其出洋。凡渔利与获贼赀，悉以畀之。”［7］32此计与民利多，民必“以御寇为己责，感恩畏罪，舍死直前”［7］32。此抗倭论较前法可行性更强，更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从理论上讲，此法将官方权力下放，积极调动民间抗倭力量，利于整体的抗倭部署。但另一方面此时政府海权控制力已经十分薄弱，将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抗倭责任交给老百姓，是否也有可能导致国家海权的进一步丧失，尚待讨论。

除了海洋捕捞反哺海防建设，海运的商业价值也被重视。“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戸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以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数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十。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倍，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此道若通，闽广之纳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苦于运河窄浅、脚价倍于物值。此策既行，则南货日流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8］515廉价海运不仅能有效协调南北物资，而且税收可以用于船只的维护和购买，有利于海上实力的增强。

总体来讲，明后期国家经济虽极度繁荣，但政府经济实则捉襟见肘，本已入不敷出的政府财政不能支撑庞大的抗倭费用。传统的陆地经济无法进一步提供更多支持时，人们则试图从海洋经济获得维持战争持续的经济动力。

三、对郑若曾海权思想的分析

1.提出较完整的海权思想

汉、唐、元都曾有大规模水师用于跨海作战，但也仅仅是在军事层面，无论其海军规模如何庞大，也只是陆地经济供养下的作战工具，对于单一封闭的陆地经济而言甚至是沉重包袱。甚至庞大的郑和船队，也仅仅是政治外交的工具，用巨大的经济牺牲换取政治影响力，因其无法形成经济对政治军事的回馈与支持，一味付出庞大的开销而终止。因此以往的海上力量及其行为都不能持久并发展，其主导的海权思想也因缺乏海洋经济这一重要部分而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海权思想。在民间一些海商或海盗在短时期内，取得某一海域的制海权，他们确实是以商贸交换支撑海上集团运作的，但因其很难建立政权，无法拥有国家主权，也便无所谓“海权”。

嘉靖年间的倭患使以陆地为中心的封建政权第一次深切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和掌握海上控制力的必要性。在这一背景下，海权思想真正萌生。典型特征就是海洋经济的渗透，这虽不是在经济诱导下自然产生的，但却客观上跨出了海权思想的第一步。明末海权思想由海洋国防权益出发，明确海洋国土权益，涉及海洋利益，甚至提出海洋收益反哺海洋国防，是较完整的海权理论。

2.萌芽阶段的海权思想

中国的海权思想是迫于外界压力产生的，是被动的、仓促应激的反应，虽然提出了一些在当时来说很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海权思想仍处于萌芽阶段，仍有许多局限和不足。

首先，明末的海权虽然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与军事的融合，并有相应探索性实践，但也只局限于一时一地，无法形成规模。这就致使在实际执行时，海洋经济对海洋军事的支撑力十分有限和软弱。

其次，总体上明末抗倭仍旧依托于传统的封建陆地经济，与海洋军事联系的海洋经济只特指海洋捕捞，而非海上贸易。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海洋经济与海洋军事结合仍是有区别的。单一的海洋经济必然不能有效持久支撑长期的战争，而对手则通过海洋贸易大为获利，用海洋经济制海权对抗陆地经济海权。

再次，明末的海权理论只局限于理论，没有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虽然各方言论皆言战于海，但倭寇最终得以清算仍旧是在陆地，海上战役相对而言少之又少。伴随于海防思想的破灭，海权思想也终将无法继续。

最后，长期被陆权思想禁锢的政权缺乏海洋文明意识。从中国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来讲，长期以来的陆地农耕文明根深蒂固，商业文明一直受到上层主流社会的排挤，海洋文明就更加缺乏。这便导致政府海上力量的衰弱，海洋军事的不利以及对海权的长期忽视。而在海洋文明缺失背景下产生的海权思想也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先天的不足使其无法长期持续发展。没有海洋文明支撑的海权思想终将夭折。

以上为明后期萌芽阶段海权思想的局限。以郑若曾个人论，其著作虽为当时抗倭的不二指导，记录了不少海防新观点，但由于明后期客观的现实环境，许多先进的观点无法实施，郑若曾个人的海防观点、海权观念不得不趋向实际而偏于保守。

3.与马汉“海权”理论的巨大差异

海权论最早由A.T.Mahan提出，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中针对当时的殖民扩张，通过具体海战的论述，首次提出制海权对战争的重大影响，以及海上实力对国家崛起乃至世界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被奉为海权理论的圭臬。“主张应该拥有并运用优势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确立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实现国家战略目的。”［9］其理论概括为一系列链接，即获得海权—控制海洋要道—控制世界贸易—获得世界财富—获得世界霸权。马汉的海权是针对陆权而言的，是一种军事术语，代表了通过海洋强制暴力取得垄断控制，具有帝国主义扩张性和进攻性。

与马汉扩张型开放式海洋战略不同，郑若曾主张的是主权型内敛式海洋战略。这不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与国家的发展方向，与利益需要都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元代末期至明清，每遭倭寇入侵，政府便采取退守、禁海策略。几百年来缺乏海洋文明拓展开放的精神，海洋成为国家维持陆地主权的屏障、保护伞。这种自保思想倾向影响下的海权思想必是以维护主权出发的主权型海权思想。主权型内敛式海洋战略可谓源远流长，时至今日，我国的海洋战略依旧受其影响。如何转变思路，进一步迈向主权型开放式海洋战略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1］永 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616.

［2］罗天佑，方 骏.郑若曾的海防思想［C］//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19.

［3］卢建一.从东南水师看明清时期海权意识的发展［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1):107.

［4］万 表.丛书集成初编:海寇议·3229［M］.北京:中华书局，1991:2.

［5］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九十三·卷二百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5405.

［6］郑若曾.筹海图编［M］//四库全书·5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郑若曾.江南经略［M］//四库全书·7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郑若曾.郑开阳杂著［M］//四库全书·5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M］.安常容，成忠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