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

京西宾馆不是一座普通宾馆，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高级饭店。略知当代史的读者都知道，在这里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它成了大批将帅的“庇护所”。

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

一堆热水瓶摆在楼梯口

从天安门沿着长安街向西，大约五公里外，会看见一幢被树木和铁栅围绕的十几层的建筑。在现代北京如林的高楼大厦中，此楼并不起眼。然而，当你知道它就是京西宾馆时，肯定会驻足打量，或肃然起敬。当你知道，在这里下榻的多为中央委员时，你肯定知道它绝非一座普通的宾馆，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高级饭店。略知当代史的读者都知道，在这里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

1964年1月此宾馆筹建时，对外称将建造“八一饭店”，设计为军队招待所，仅供接待国外军事代表团和军委内部会议，不对外营业。当年9月1日，饭店一期工程完工，9月14日营业。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根据其地理位置定名为“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算不上富丽堂皇，却高大宽敞。实际上，京西宾馆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属的宾馆。是中共中央讨论和决定重要问题的场所，与“钓鱼台”、“人民大会堂”、“北戴河”等字眼具有同等的政治意义。“文化大革命”还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所谓的“走资派”的庇护所。一大批受到冲击的地方和军队干部在这里暂避风雨。

“文革”之初，受到冲击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京后住在京西宾馆七楼，南京“造反派”仍穷追不舍，组织了六七百人跟到北京抓他。南京军区的杜平政委也住在七楼，同住这一层的还有韩先楚、皮定均等大军区司令员。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不让他们进去抓人。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很快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聚越多。

楼上的许世友听到外面的风声，以为凶多吉少，和几位老将一商量，马上召集随身的秘书、参谋和楼层服务员，加在一起有二十来个“兵”，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每一组把守一个楼梯口。皮定均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说：“我们听你指挥！”

许世友也不客气，立即进入角色，他指挥人把电梯调上来，停在半空，说“造反派”往楼上冲，非爬楼梯不可。又叫人把各个房间的热水瓶集中到七楼，分成两拨摆在楼梯口。只等“造反派”冲上楼时，往下倒开水。许世友还说：“这叫‘水雷弹！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我们不打、不骂，倒倒开水总是可以的吧？”说得大伙都乐了起来。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对“造反派”的“抗击”工作准备好以后，粗中有细的许世友没有忘记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他们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知道许世友的火爆脾气，敢说敢做，怕双方闹起来，惹出大祸，立即让傅崇碧和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员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派关锋到宾馆去做“造反派”的工作。许世友见徐向前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

这件事人们议论起来都有些后怕：那天如果不是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命案。“造反派”经“中央文革”出面，撤出了京西宾馆，从南京来抓许世友的“造反派”回了南京，许世友的安全保住了。

毛泽东称“大闹京西宾馆”

是件大事，但没有十分了不起

1967年1月12日，原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后，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靖、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等。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没几天，围绕批判和揪斗萧华，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代表，公开点了总政主任萧华的名字，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瞬间，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要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江青紧张了，派人连夜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覆盖起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已经平息。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三位老元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江青的观点不能占上风，她就节外生枝地打出了攻击萧华的牌：“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

江青还质问：“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这时叶群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稿子，对着萧华念起来：“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讨你的严重错误！”叶群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叶剑英马上问叶群：“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说：“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然后，站起来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大家都站起来跟着喊口号。萧华也喊，叶群却马上制止说：“萧华没资格。”

陈伯达接着讲了话：“萧华，你很骄傲，连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里，你是绅士，不是战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战士，你把解放军变成了私人军队，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队，你是专门搞投机的，你的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萧华不吭声。

江青转而向会议提出，由徐向前主管总政工作。

会场上都不说话了。

倒是先前一直沉默的萧华说话了：“你们说完了没有？允不允许我发言了？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以共产主义为最高信仰，毛主席始终是我热爱的领袖。如果说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我承认，但是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坚决不接受……”

江青打断他的话：“别说了，晚上到工人体育场，当着十万革命群众说去！”

叶剑英看出势头不对，赶快离席打电话报告周恩来，随后同聂荣臻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保萧华，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周恩来立即向叶剑英转达：“告诉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发现几个人发言，都有发言稿，显然这次批萧，是有预谋的搞突然袭击。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老帅们也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徐向前在散会时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是，会后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萧华的家。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景山东街寓所后门跑出，到总政副主任傅钟上将家，借车赶到西山叶剑英住所求救。

第二天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故意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这时，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说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话里有话，生气地对着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盛怒之下，他拍了下桌子，茶杯盖子掉到地上。

萧华未被抓走令江青感到意外，她的声音都变了调地问：“你，你怎么逃出来了？”

陈伯达继续追问：“看来一定有人保护你了，是谁呀？”

一直不语的叶剑英说话了：“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

江青等人一下被镇住了，不敢再提抓萧华的事。

而胆小的陈伯达怕萧华真有“后台”，越想越不自在，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19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

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这样传开了。

1月22日，听到“大闹京西宾馆”情况的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将领们。受到冲击的高级将领们在此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尽管对“文革”仍不理解，但对毛泽东本人却充满信任和敬意，纷纷向他诉说苦衷。

北京军区的领导说：我们几个常委都被包围起来了，司令员杨勇被抓去了，还要抓副司令员郑维山。

许世友站了起来，汇报他和一些同志躲在京西宾馆仍受冲击的情况，不禁情绪激动：“他们点名要揪我，我抗议。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许气鼓鼓地上前一步跟毛泽东理论：“我们犯了什么罪……”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就站在他旁边，暗中扯他的衣角叫他不要说。

被保护起来的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等人补充说：我们的家被抄了、封了，家属被打了。造反派还扬言，要组织两万人“欢迎”我们回新疆。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向毛泽东报告，副司令员吴烈被包围了。他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习惯性地嘬着下嘴唇，看着将军们个个被整得变了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中国现在就像回到了分裂成八百个诸侯的战国时期。”但还是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又说：“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绝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做经验来对待。”

毛泽东既然这样讲了，将领们得到一些安抚，不好再说什么。

当时光过去了近两年——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后期，林彪、江青等对所谓“二月逆流”集中进行抨击。但毛泽东在闭幕的即席讲话中有所缓和：“这件事（指‘二月逆流）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嘛，他们要说嘛。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什么？”

周恩来接着说：“京西宾馆。”

毛泽东继续说：“京西宾馆嘛。他这个大闹嘛，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他没有什么秘密嘛。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我看倒是细节无须多过问，还是大纲节目要紧。那些细节呀，比如讲往来多少次呀，在桌边上讲过一些什么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哪，倒是不需要那么着重。如果党内生活注意那些事情，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而把大问题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么好啰。所以，我说嘛，事情是相当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说是那样天就会跌下来呀，或者地球就不转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还是照样转。你那六七个人能反对这个地球让它不转吗？”

怕再冲击宋任穷等人，

周恩来指示立即修围墙

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人集中到京西宾馆住。

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被安排住在六楼东头的一个套间。经常有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来揪斗他。东北的“造反派”曾经把他从京西宾馆拉到西苑饭店，他被东北三省的“造反派”轮番批斗，每次批斗都让他坐“喷气式”，就是左右两个人把他的胳膊使劲往后扳，把他的身体使劲向下压，“造反派”得意地说这是“飞鹰展翅”。每次批斗回来，宋任穷都觉得浑身疼痛，躺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还把他拉到西苑饭店的院子里游街，用“喷气式”的姿势推着他走，几乎就是在地上爬。一次批斗时他们把一张方桌的桌面压在宋任穷的肩上。还有一次给他挂铁牌子，沉重的铁牌子把他的脖子勒出一条很深的血印，腰也直不起来了。有一次批斗会是专门批判50年代初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改造卢汉起义部队问题向中央作的报告中的四个字：“以诚相待”。1950年，宋任穷和陈赓率第四兵团进军云南后，对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卢汉充分尊重，事事协商，待之以礼，相见以诚，这是经党中央和西南局批准的方针，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贯彻这个方针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造反派”硬要以此来说明宋任穷反对毛主席，是修正主义。这些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少起码的历史常识。宋任穷一听几个发言都是批判这四个字，心里觉得好笑，但如果向“造反派”解释，他们不但听不进去，一定还会说他态度不老实，对抗群众等，于是宋任穷就干脆只听不说，有时索性听而不闻，趁机休息一下。

8月25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宋任穷。“造反派”这次是有备而来，仗着人多，混乱中有些“造反派”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六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继续与警卫部队纠缠。“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宋任穷进行殴打，并把他拖到阳台，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傅崇碧立即指挥警卫部队夺回了宋任穷。周总理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

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找东北“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揪斗宋任穷的行为。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来，不无担心地说：“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说：“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您看行吗？”周恩来果断地说：“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傅崇碧亲自指挥转移这些老同志，秘密地来到了东高地。“造反派”见这些老干部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没有办法，这些人又被安排回京西宾馆。1968年4月，宋任穷又从京西宾馆转移到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他去时，陈再道、钟汉华、李成芳、秦基伟、甘渭汉、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左齐等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同志已经在那里了。宋任穷同陈再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起在冀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艰苦的环境中并肩战斗，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了，在此相见感慨万千。陈再道对宋任穷说：“现在有些人整我整得厉害，挨过打，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可毛主席到武汉是保我的，也是主席下令把我从外地先接到京西宾馆的。我相信，我的问题最后一定会搞清楚的。”

军史上绝无仅有：

开国中将当众打开国上将耳光

1967年7月24日凌晨，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开会”。

要他们来北京的文件是周恩来起草的，他要工作人员用绝密电发出。同时，找到杨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的住宿和安全问题。周恩来说：“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住京西宾馆。告诉宾馆工作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宾馆警卫部队不足可以增派，要绝对保证陈、钟等人的安全。”

陈再道等抵京后随即被汽车接到了京西宾馆，住在第九层楼上（京西宾馆虽然只有12层，但层高很高，看上去有20层那样高）。

在陈再道他们抵京后，周恩来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周家鼎给他留下了一张汇报条：

总理：

武汉军区陈再道等12人已于今晨1时55分抵京。机场由空司副总参谋长梁璞亲自掌握，京西宾馆接待人员也专门做了工作。从目前看，保密问题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尽管周恩来作了这样周密的部署，但陈再道等人进京住京西宾馆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他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让‘中央文革的人有意地泄露出去了。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

24日中午，周恩来正在与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杨成武谈话。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说：“主席对我说，你去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独立师师长）、蔡炳臣（独立师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正谈着，秘书来报：京西宾馆报告，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数千人包围了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警卫部队都快要顶不住了。周恩来让卫戍区第三政委黄作珍去京西宾馆向“造反派”宣布，限令“造反派”先撤出宾馆，其他问题以后再谈。黄作珍去了不一会儿就来电话，说“造反派”不答应，继续向大楼冲击。周恩来又打电话让傅崇碧亲自去。

傅崇碧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群汹涌，足有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傅崇碧立即重新宣布周总理写的四条，“造反派”仍然不听。他急忙上楼，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把陈、钟、牛三个人弄进一个平时很少开的电梯内，让电梯开到八、九层中途悬停下来，熄了灯，而且告诉他们没听到规定的信号别出来。

“造反派”没抓着陈再道，赖着不走。傅崇碧怎么劝也劝不走。陈再道他们又不能在电梯里待得太久。没办法，傅崇碧只好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听说陈、钟、牛三人藏在吊在半中腰的电梯里，不禁担心起来：“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

“他们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傅崇碧最后说了一句，“可能还是要请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来立即找到戚本禹，严厉地对他说：“你们必须把冲入京西宾馆的群众劝走。否则，陈再道他们被抓走了，你们去向主席做交代，我不管了。”他还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和戚本禹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再冲击京西宾馆。

戚本禹看到周恩来总理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立即来到京西宾馆。他一开口，“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但他给吴法宪打电话时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吴法宪报告周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了三军“造反派”的头头，做了工作，叫他们不要冲击京西宾馆。但三军“造反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出来给他们批斗。

于是，文艺口的“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事后看，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等“串联”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给三军“造反派”鼓劲，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甚至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7月26日上午，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在武汉受伤的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也被推到了会场。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换穿了军装。

名义上是讨论会，实际上是批斗会。

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开炮”：“‘七二O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接着受叶群指使的吴法宪又赤膊上阵：“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

“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发言越来越离谱了。

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要他讲主要问题。

吴法宪仍不罢休，想起叶群提出的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的交代，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徐向前就给陈再道打包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忍无可忍：“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罢，徐向前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恩来后便愤然离开会场。据说陈毅和谭震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陈再道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他把话说完，领着武汉空军的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去，抓掉他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他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等人趁周恩来不在场，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武斗，吴法宪还上去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尽管若干年后，吴法宪辩解说自己“一时冲动”，但还是承认“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开国中将打上将的耳光，如此荒唐的事，只有在“文革”那种荒唐的岁月才会发生。在休息室的周恩来接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后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去，要制止他们。但那些人已经溜掉了。事后，周恩来对吴法宪带头搞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吴法宪辩解说，陈再道弄来那么多群众，占领了机场，如果总理的飞机降落时发生了什么意外，他得掉脑袋。周恩来很气愤：“你怎么打人哪！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危险哪！”吴法宪低下了头：“打人是不对的，总理你就批评吧。”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周恩来想起这件事，又批评了吴法宪，吴法宪就不再作声了。但江青却表扬了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便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出此目的，他冲着康生大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没想到，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老脸，恶狠狠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军区司令员擦擦军区

政委的满头虚汗，不禁鼻子一酸

第一次批斗过去没有几天，第二次厄运又降临了。这一次来的人没等陈再道开门，门就被人一脚踢开了，一群佩戴“造反派”袖标的军人，怒气冲冲地闯进了房间。他们自称是“三军造反派”的人马。他们一闯进房间，一个人就厉声呵斥：“陈再道，你罪大恶极，知道不知道？”

另一些人七嘴八舌地嚷嚷：“少跟他废话！”“走，跟我们走！”

说着，这些人连揪带扯，把陈再道弄到了京西宾馆十一楼会议室。会议室里，坐满了“三军造反派”的人。陈再道刚刚被推进门，立即有人站起来，扯着嗓子高喊：“打倒陈再道！”“陈再道罪该万死！”……

紧接着，钟汉华和牛怀龙等人也被先后推进了会议室。打倒他们的口号声随之而起。

陈再道被迫低头弯腰站在前面。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则坐在会议室前排的位置上，也跟着“三军造反派”喊口号。

这次批斗会，一开始就是电闪雷鸣。他们不断地呼口号、提问题，目的都是批陈再道的所谓“罪行”。

“造反派”问：“你一手策划了‘七二O事件，你为什么说没有？”

陈再道答：“我没有策划嘛。我跟谁说过？跟谁开过会？”

“造反派”问他：“你老实不老实？！”

陈再道说：“我怎么能不老实，我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话不能讲。”

问：“谁喊陈再道政权万岁？”

答：“我不知道。”

问：“是不是‘百万雄师喊的？”

答：“他们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

问：“他们就在你跟前喊的，你怎么不知道？”

答：“我听也不敢听。”

问：“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说，‘百万雄师为什么那么爱你？”

答：“我也不要他们爱。”

问：“你是吃干饭的？”

答：“就是吃干饭的。”

……

陈再道就这样软磨硬抗。因为他知道自己有口难辩，如实说吧，会说不老实，招来一顿拳打脚踢；顺竿爬吧，那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只好说：“如果你们让我交代支左中的错误，甚至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都可以认认真真地作交代；如果你们让我交代搞‘兵变的‘罪行，再进而交出搞‘兵变的‘黑后台，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无论如何也交代不出来……”

“造反派”奇怪：“为什么？”

陈再道很坦然：“我没搞。”

“造反派”像是被羞辱了一般，用武斗发泄着不满。陈再道被他们打倒在地，又被揪起来……不知来回折腾了多少次，他都低头弯腰忍受着。汗水湿透了衣服，头上淌下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把脚前的地板浸湿了一片。但不管怎样来回折腾，陈再道都不再说什么。“造反派”见硬攻不行，又开始软磨。他们绕着圈子提出：“你听中央首长讲话，为什么不作记录？”

“我文化低，跟不上。”陈再道说。

问：“为什么文化低？”

答：“小时候上学少。”

问：“为什么上学少？”

答：“家里穷，受地主剥削。”

“造反派”一下哑住，再也问不下去了，于是恼羞成怒，又是一番拳脚。

看看实在问不出什么，他们又把目标对准陪斗的牛怀龙。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是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到北京后，多次被吊打拷问，昏过去，又醒过来。当审问员问他，陈再道给你下达过什么命令？交代过什么搞“兵变”的任务时，这个久经考验的军人，忍着酷刑，总是回答一句话：“我死也不能乱说，……陈司令没有交代别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好好保卫毛主席！”

斗争会后，为挖陈再道的“黑后台”，“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手下的一批“造反派”还抄了徐向前的家，抢走了五铁柜机密文件。但并没捞到任何证据。在周恩来的强令之下，他们才把抢走的文件全部追回。

陈再道等在京西宾馆被揪斗的情况，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据说，周恩来为了保护陈再道和钟汉华，曾经费了不少心思。他想以把他们“看起来”为理由，使他们避开“三军造反派”的不断揪斗。起初，周恩来想把他们放在中南海。但是，为避免招来“造反派”到中南海捣乱，便决定把他们送到西山暂避一时。

于是，陈再道和钟汉华离开了京西宾馆，被一辆汽车拉到了西山橡皮子沟，住进了一个工兵部队的营房里。据说，贺龙、乌兰夫等人也曾在这里被“看”过。这里的物质条件很差，但环境、气氛要比京西宾馆好。部队干部战士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尽量从各方面对他们给予照顾。然而，那些“奋斗不止”的“三军造反派”，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并没有因为这些人被“看起来”而罢休，仍然揪住他们不放。每当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造反派”就从城里派来汽车，把他们拉到京西宾馆十一楼，继续进行批斗。这样的批斗会，一般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有一次，钟汉华挨完批斗，精神、肉体受到难以承受的折磨，身体很虚。陈再道看见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串串豆粒大的汗珠子，一个劲儿从额头、脸上往下掉，知道钟汉华的血压又升高了，可他一声不吭地坚持着走到车前。陈再道望着他那非常难看的脸色，赶忙把他扶上了汽车。到车上，钟汉华还是汗流不止，眼睛微闭，十分吃力地喘着粗气。陈再道让钟汉华靠在他肩头，为他揩着汗水问道：“老钟，你怎么样？不要紧吧！”“不要紧，老毛病。”钟汉华睁开双眼，说，“这一夜低头弯腰挨斗，大概是血压又上去了。我感到心里难受，脑袋发晕，四肢无力，浑身发冷……你放心，我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陈再道望着钟汉华的面容，抚摸着他汗水浸透的衣服，想想两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不觉鼻子一阵发酸……他对钟汉华说：“老钟，坚持坚持，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钟汉华凄然一笑，紧紧地握住了陈再道的手……

他们在橡皮子沟的营房里，大约住了两个月，周恩来又让杨成武派车把他们接回到京西宾馆。到了京西宾馆，杨成武传达毛泽东的三条指示，第一条，好好休息；第二条，注意安全；第三条，有错误就检讨。但实际上，尽管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他们仍然不断地遭到批斗。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被送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接受批斗。大约待到1968年底，又搬到了总参海运招待所，那里已住了一大批受到冲击的将领。直到1969年“八一”之后，已转移到北京郊区某部的陈再道等接到通知，立即去京西宾馆。他们到宾馆刚坐下，杨成武同志就走了进来，告诉他们说：“十天前，毛主席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把你们接到宾馆住下。主席经常打听你们，因为我工作忙，耽误了，让你们多吃了几天苦。”

这些跟随毛泽东走了大半辈子的将军们大多“吃软不吃硬”，一听杨成武说毛泽东还在关心他们，顿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像孩子般地流下了热泪。

〔本刊责任编辑君 早〕

〔原载 当代中国出版社《红墙知情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