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娇华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试论丁玲的文学批评

陈娇华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丁玲的文学批评活动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经历由重视同情、理解的认同批评，到强调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化批评，再到倡导百家争鸣、批评反批评的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其中，自由民主的批评思想和充满激情与个性化的批评特征是其不变底色，呈现出较鲜明的“五四”启蒙色彩。

丁玲；文学批评；“五四”精神

1934年沈从文在《记丁玲》中写道，丁玲在创作方面还未显示出天才时，“在批判上却先证明了她某种惊人的长处”，“什么作品很好，好处在某一点上，好中小小疏忽处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说出皆似乎比我们说的中肯”[1]。丁玲具有极高的文学鉴赏与批评能力，在文学批评方面相当活跃，从1928年《〈在黑暗中〉跋》表达对于文学批评的不满开始，到1985年倡导文学批评的自由民主和百家争鸣为止[2]483，批评活动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但历来的丁玲研究大多侧重于其文学创作、文艺思想或者文坛恩怨等方面，对其文学批评活动虽然有所触及但整体把握尚有不足①。丁玲确实也极少专门撰文谈论文艺/文学批评（仅1980年的《我所希望于文艺批评的》一文），然而，她在许多散文、杂论、讲稿、书信，包括“序、跋”和刊物“编后语”等当中，关注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现象，畅谈对于文学批评的看法和见解；还写作了许多充满激情与个性化的文学评论。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丁玲直接谈论文学/文艺批评的文字及其文学评论，它们与其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交相辉映，共同丰富和完善她的文学世界，显示丁玲作为“五四”精神之女身上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个性风采。

一 曲折发展的文学批评历程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丁玲还是一位刚踏上文坛的年轻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意见大多出自一个创作者立场，表达对于当时批评的失望却又期待的复杂心理。1928年在《〈在黑暗中〉跋》中，她坦言：“不希望那些批评者来向我唱过分的、不切实的赞歌，也不希望那些为贪图一两张书券而写出的一些含混的、不负责的攻讦。”[3]31931年在《〈一个人的诞生〉自序》中，她希望批评者“应该负起责任，恳切地给我以批评、指导”，“可是三年来，历史给我的是失望”。丁玲为自己创作不被批评界关注、理解，不能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伤心失望。即便“有一些人提到，可是大多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轻描淡写……没有抓着中心，没有给读者一种正确的认识和给作者有益的帮助”。她“常常为这些不坦白和淡漠而很伤心”[3]9-10。在丁玲看来，批评应成为同情和理解基础上的热情交流，“情感和观念成为一种共同的财富，仿佛人人都可取而用之，在颂扬者和被颂扬者之间闪耀着同一种光辉”[4]4。她迫切希望批评能够如同旗帜、火炬，给创作以正确指导、热情鼓励和切实帮助。同年的《我的自白》短文先后五次提到“批评”（批判）这个词，恳请大家批评一下，给予她“进取的力量”和“精进的机会”[5]1-5。丁玲对批评强烈渴望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总之，丁玲最初是从创作本身出发，意识到批评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和指导意义，期盼乔治·布莱所推崇与肯定的“认同批评”，希望有“诚恳的”、“忠实的”批评来促进创作的提升与精进。

1931年胡也频牺牲，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主编《北斗》杂志，其创作观和批评观发生改变。不仅创作《田家冲》《水》等标志思想和创作转向的反映农村苦难生活和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而且开始以作者和编者双重身份谈论文学批评，对文学批评的要求和见解不再局限于创作审美方面，而是开始注重结合左翼文艺思想引导和期待当时的创作与批评，注重从作家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作品的题材主题考察与评论作品。一方面，丁玲仍然以作家身份发表对于当时评论界沉寂、误读或者瞎捧自己创作的不满，希望能得到一些符合作品“实情”的评论。对评论者“硬拿”《韦护》“作为普罗文学批评”，“觉得冤枉”[5]16。呼吁读者、批评者应担负起帮助和指导作者的责任[5]7。而那些“总是说好”的批评也使她“感到寂寞”[3]31，因为没有真正的理解和具体的阐释，无法得到切实的鼓励与帮助。另一方面，丁玲更多的是以文艺工作者（编者）身份参与、引导和期待批评。她大力评介、推荐新人新作，介绍作品的题材内容和意识倾向，引导读者阅读。特别是对于那些符合时代主潮的工农兵题材和反帝爱国题材的大众化作品，更是加以重视、评介和推荐，“因为这里面更能反映大众的意识，写大众的生活，写大众的需要，更接近大众，为大众所喜欢；同时也就更能负担起文学的任务，推进这个社会”[3]20。“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并给予批评”[3]22。甚至为了达到引导创作的大众化倾向，提出左翼文学“只要真的能够组织起广大的群众，那么，价值就大，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以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5]13。这显然有别于早期强调创作审美，渴望理解、交流的认同批评，在批评的视界、态度和身份方面开始酝酿变化：批评视界拓展到关注社会、大众；批评态度由渴望、期盼批评转向组织和引导创作与批评；批评身份由单一的作家身份转向兼具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等多重身份。

延安文艺整风后，丁玲的创作和批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建国初她身兼数职，不仅担任《文艺报》主编，中国文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还兼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些身份和职务必然影响到其文学批评活动。如果说此前从左联时期开始丁玲文艺思想便逐渐左倾，但个人主义和批判意识仍会不时地从她的潜意识中冒出，以至于写出《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批判现实的作品，说出“要群众化，不是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着他们走，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走向抗战的路，建国的路”，而非取媚群众等充满启蒙色彩的言论[5]22。那么经过整风运动，丁玲“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5]75。从40年代中后期到建国初，她不仅以《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等创作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还以大量的序、跋、杂论、讲稿等批评性文章阐释和宣传《讲话》精神。她以文艺工作者（《讲话》的阐释者）和领导者身份谈论文学批评，即便表达对批评现状的不满，也不再是早期那种抱怨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文坛前辈和文艺领导者的批评和指导态度。特别是建国后，由于文学批评不再是纯粹的文学鉴赏，而是更多地沦为政治化大批判。丁玲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性也逐渐减弱，政治性得到强化。其一，主张召开座谈会，讨论创作的企图和观点是否正确。提出作家要广泛搜集、听取批评意见，反复修改，使创作切合群众意思，体现集体主义精神[5]111。其二，要建立有组织有领导的自由论争和正确批评，对读者和创作起指导作用。要“开座谈会，搜集意见，应该有商量辩论，有较正确的结论”[5]115。其三，要积极开展批评，敢于批评。认为苏联作家彼此批评的工作比中国好，中国批评工作很难展开，大家都知道批评是武器，却“拿不起它”，“因为自己，没有把握”[5]136-137。其四，认为作家应欢迎批评，不怕批评。批评和创作不是对立的，可以相互争辩。作家对于批评不必马上作出反应，急于修改，“批评者和领导上的意见，只是一种建议，需要我们自己集中思考，认真消化”[5]372-373等。可见，丁玲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活动不再像早期主要出自创作者内在情感和审美需要，而是适应时代社会发生相应变化，主要倡导有组织有领导的自由论争和政治化批评，以体现集体主义精神。

新时期初复出文坛的丁玲，满怀激情，大力提倡“韦护精神”，呼吁“面向红尘，面对现实，使用多种武器，克服障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2]92。但由于个人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由于文学体制秩序和权威的已成定局，丁玲主要以文学家（作家和评论家）身份反思和欢迎文学批评。或许曾被淡漠和棒杀的惨痛体验太深刻，丁玲继续强调“我们欢迎批评家，欢迎真正的批评家，公平待人的批评家”[2]107。认为作品发表后既怕“如石沉大海，一片沉默”[2]151，更怕“抡棒子”的粗暴政治化批判。她一方面反思、批判和否定极“左”文艺批评。认为那时候“没有真正的批评，批评只是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2]117。反对以集体形式、行政手段干预文学批评，主张个性化和文学性的文学批评。另一方面积极倡导自由民主和百家争鸣的批评风气。反对“家长制，一言堂”，提倡大家都可以写文章，“各抒己见，开展批评和反批评”[2]117-118，主张把批评建立在尊重、同情和理解创作基础上，“对具体的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只有历史的、具体的、在与其他作品进行分析比较之中，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来”[2]162，强调批评要触及人的灵魂，充满激情，要有真知灼见，不东抄西摘，人云亦云[6]148。同时，对新时期文学批评存在的缺憾与不足也进行了批评。认为文艺界对文学评论重视不够，文学刊物不刊载或极少刊载评论文章，文学创作获得很多奖励，而评论家没有得到奖励；对青年作家创作一味叫好，没有争论，出现“锣鼓声中的寂寞”；对老作家创作则几乎无人理睬，出现石沉大海般的冷漠沉寂，呼吁多关注和鼓励老作家们的创作。此外，还指出当时批评风气的不正：只允许肯定和热捧，对于好意的批评，哪怕“极其婉转地批评了一点点某个作品”，也会“得罪一大批人”，遭到“群起而攻之”，并被扣上“左”的帽子。丁玲大声疾呼一定要“百家争鸣”，“一定要有批评、评论，没有批评、评论，就不会进步”[2]483。

总之，丁玲的文学批评大致经历了一个由重视同情理解、渴望热情交流的认同批评，到强调有组织有领导、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政治化批评，再到倡导百家争鸣、批评反批评的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其中，呼唤和期待文学批评，强调创作与批评的平等关系，重视具体作品的阅读分析及倡导建构良好的批评生态等是贯穿各个阶段的不变思想红线。

二 自由民主的文学批评思想

1980年丁玲在《我所希望于文艺批评的》中说：“批评工作是革命工作，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是反封建的利器。批评工作要大胆，思想要解放，要独立思考，秉公执言，不随风倒，不察言观色，不仰承长官旨意。”[2]143在丁玲看来，文学批评不仅是帮助读者认识社会、指导作者提升和精进创作的一种审美鉴赏活动，也是解放思想、发扬自由民主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在不同时期的散文、杂论、讲稿、信件，包括序、跋、书评及编后语等当中，她畅谈对于文学/文艺批评的思想观点。概括起来，具有如下方面。

其一，“一定要有批评、评论，没有批评、评论，就不会进步！”[2]486丁玲认为批评是解放思想、发扬自由民主精神的重要方面，因此不论是身为作家、评论家，还是文艺领导者，她一直都在呼唤和期待批评，强调作者需要批评的指导和鼓励，读者需要批评的引导和帮助，但现实却缺少批评。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身为作家的丁玲就失望于批评的淡漠和不负责任，批评他们不是“唱过分的、不切实的赞歌”，就是写“一些含混的、不负责的攻讦”[3]3，恳切希望“有见地的批评者”能够负起责任，给予她作品缺点以指示和纠正，“无论表面上的，技巧上的，思想上的”[3]10-11。建国初期，文艺批评成为文艺界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批评演变成肆意抡向知识分子作家的棍棒，以至于大家不敢写文章，不敢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丁玲依然呼吁、倡导批评，指出：“中国批评工作很难展开，大家都知道这是武器，可是却拿不起它。”[5]136-137号召大家“打破不批评、怕批评、背地不负责任的批评等空气，建立正当的、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5]143。新时期初，丁玲更是呼吁重视批评工作，一再强调作家需要批评，不怕批评，欢迎批评，希望批评真正担负起关注、鼓励老作家，帮助、指导青年作家的重任。号召大家给予一切作家以热情，“既不要用棍子打杀他们，也不要用冷淡来磨炼他们”[3]139。这种倡导和重视批评有助于创作与阅读、有益于社会人生和人民事业，以及有利于弘扬自由民主精神的主张，显然与“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不谋而合，具有鲜明的社会启蒙功利色彩。

其二，创作与批评是平等关系。丁玲认为，作家与批评家是平等关系，面对批评，作家要保持清醒头脑，有自知之明。“作家应该欢迎批评，不要怕批评。”“真正的作家，是不会被批评压倒的。”[5]372同时，批评也不是专门挑刺，而应尊重、理解创作，与人为善，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她多次提到毛泽东说过的：批评要与人为善，要充分估计人家长处，肯定优点，然后再谈缺点。她自己的文学评论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如对《苦恋》的批评：先肯定白桦以前的《情思》、《曙光》、《今夜星光灿烂》等作品；然后肯定《苦恋》的创作动机与立意“是爱祖国的、爱党的”；最后分析指出不足在于表现“苦”时没有把握好分寸，“流露出一种并不健康的情绪”[2]222。充分体现了尊重作家创作、理解与同情作品的人道情怀。丁玲指出，批评家应“虚心一点，创作中是有可以学习的”[7]373，“要看作品，要从别人的作品中吸取好的东西”[2]100。而对于作家来说，应坚持创作的独立性和反批评的勇气。她以自己创作现身说法，说自己“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规范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欢迎或招徕物议”，写完发表后，任“由别人去说去作，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原初的、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2]231。在丁玲看来，批评固然重要，但“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见地，根据自己的认识走自己的道路”[3]150，对于不对的批评可以反驳，“可以争辩”[5]372，即便是建国初期，她虽然提出要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批评工作，体现集体主义精神，但是也强调作家面对批评时的自主选择和争辩自由。认为真正的作家是不会被批评压倒，批评得不对“可以考虑，也可以争辩”，“批评者和领导上的意见，只是一种建议，需要我们自己集中思考，认真消化，我们要办事，又不愿自己作主，这算什么作家呢”[5]373。换句话说，丁玲虽然认为作家应听取集体批评意见反复修改作品，使之体现群众意思和集体主义精神，但并没有把它上升到唯一的权威，否定作家的独立思考和争辩自由。在1954年给陈登科的信中，她更是直言相劝：有些读者“总希望作品也像一篇工作汇报或总结论文，包括一切问题，说得明白、解决得清楚。属于这一类的意见，你可以不必多管”[6]68。

其三，建构良好的批评生态。这点丁玲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从她自20年代末到新时期初的批评活动看来，她一直都在致力于良好批评生态的建构，只是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而已。20年代末她抱怨当时批评界的冷漠和“不坦白”，呼唤“忠实的”、“严正的批判”，期待“最真诚的认同批评家”出现，希望“依靠文学作品启发出或离析出的同情，某些观念、某些感情、某些生存方式得以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4]10。建国初期，文学批评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主要阐释、宣传、捍卫政治权威，服务于政治和工农兵，努力清除“文学自主”及“纯文学”主张。这个时期丁玲文学批评的政治性也得到强化，提出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批评，体现集体主义精神。但同时她也在做另一种努力：一是如前所述，强调批评的自主选择和争辩自由；二是重视创作的思想独立性、对生活的诗性发现，以及对人的内在情感的开掘，把它们视为评论作品的重要标尺。1950年丁玲在谈论马加的一篇作品时指出：作品不只是写一段生活经历，而“要写自己的思想与见解”，要“发现生活，发现真理，发现生活的诗”。批评小说《韩营半月记》什么都记录了，但“找不到作家自己所发现的东西”，“找不到所谓诗的东西，文学的东西”[5]218-225。1953年给楼适夷的信中，她不满自己建国前后的创作，认为“并未超过过去，过去虽说不好，可是还有一点点敢于触到人的灵魂较深的地方，而现在的东西，却显得很表面”[6]59。1955年给陈明的信中批评《解冻》“缺乏一种幽美的东西，一种迷人的东西”[7]117，而所谓“迷人的东西”就是“艺术性”②。可见，即使在强调文学批评政治化及阐释政治权威时期，丁玲依然钟情于文学的诗性与创造发现，依然坚守文学批评的艺术性原则。新时期初期，当整个文艺界欢呼思想解放、文艺春天到来的时候，丁玲敏锐地发现：文学批评在纠“左”同时却缺乏真正的批评，“缺少批评的风气，只会捧，不是捧作品，而是捧人，说好话”[2]483，即使“婉转地批评了一点点某个作品，好像就得罪了一大批人，就会群起而攻之，给你扣上‘左’的帽子，甚至到处说你是‘棍子’”[2]404-405。丁玲认为这种风气很不正常，不利于文艺事业发展。她呼吁“一定要有批评、评论，没有批评、评论，就不会进步”，倡导“创作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反批评”，允许“百家争鸣”。而当批评界开始转向关注艺术性，忽视思想性的时候，丁玲出于艺术的敏感又尖锐地指出：“现在有很多人，至少是有一些人吧，主张专门讲究艺术性，不要思想，排除什么时代、教育、政治……”并以萧军《八月的乡村》的出版与鲁迅的极力推荐说明时代背景、文化环境及政治事件等对于创作、出版等的影响和意义[2]231。可见，不论是强调艺术性，还是强调政治性，丁玲始终在努力维持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文学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平衡，维护文学创作和批评发展的良性机制，促使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

自然地，对于那些破坏文学批评生态的不良现象要进行批评。丁玲反思批判了极左年代“缺乏民主”，“把评论当成打人的棍棒，当作法庭的终审判决”的不正常现象，认为这不利于文学批评开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对新时期初批评界的不良现象，如高谈阔论、贩卖外国名词术语，使人望而生畏；过于吹捧新生作家没有尽到爱护和引导责任，对老作家则缺乏应有关注和鼓励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2]380。此外，还批评了评论文章的模式化倾向，即“先是复述被评论的文章的内容，然后说几点好处，说几点坏处，为批评而批评；或者是不讲道理，棍棒齐下，把文章打入冷宫；或者是推崇备至，捧得肉麻”，认为这样的批评不能“触到作家的心灵”，而“理论批评文章都应该触到创作者的心灵。说好时叫人从心里微笑；说坏时也要叫人心悦诚服”[3]145。丁玲劝导读者批评家“把理论条文放在一边”，“毫无成见地去读一本书”，让自己的感情“先跟着作者到书中的生活里去走一趟”[6]76再评说。这些显然流注着丁玲早期强调同情理解的认同批评精神，与20世纪西方批评家们所倡导的“与诗人的精神历程相遇合”，“通过自己的批评语言深入到作家所创造的世界中去，像作家一样‘全面地融入事物’”[4]2的批评精神不谋而合。

总之，丁玲非常重视文学批评，认为它是一项重要工作，是作家与批评家相互理解交流、共同学习提高的过程。同时，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建立在感受、体验作品基础上的触及个体灵魂的激情创造，重视批评对于创作与阅读的指导和帮助作用，强调批评是一种尊重、理解创作基础上的审美鉴赏，一种百家争鸣、批评反批评的互动式批评等，从中不难发现镌刻在丁玲身上的自由民主、个性解放和批判现实的“五四”精神，不难看到闪耀在这些批评文字中的“五四”启蒙思想光芒，而这些又都灌注到具体作品的赏析评论中。

三 充满激情与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实践

丁玲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评论家，常以自己的整个生命和人生体验去感受和品评作品，文章自始至终流淌着一股汹涌澎湃的情感激流。1984年写的《漫谈〈迷人的海〉——再版〈丁玲散文选〉的前言》即是一个显例。她本来为自己再版的散文选集作序，结果抑制不住激赏而赞评起邓刚的《迷人的海》。“我喜欢这篇小说。这篇小说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你觉得自己也在奔驰于悬崖绝岭，飞旋于电掣雷鸣的暴风雨中。你也会感到腰间插上了利剑，潜入海底直冲鬼门关，即使血肉横飞、筋断骨碎，也无所顾虑……”[3]206她以自己在现实中搏击困难、奋勇前行的经历来理解和赞赏海碰子精神，并把自己阅读时的激情赞赏以文学修辞形之于激情澎湃的文字，同小说本身内蕴的激情相应和，形成回荡全文的激情旋律，整篇评论与小说一样成为“一篇美丽”而又充满激情的美文。1980年的《赞〈陈毅市长〉》也是结合往昔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激情赞赏陈毅作报告这个剧情，文章写得情感激荡，文采飞扬，本身就是一种绝美创造，是丁玲融入自我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达到极致的激情篇章。即便是1951年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也与当时盛行的政治化大批判文章判然有别，鲜明地呈现出丁玲饱含激情的批评个性。一方面出于“爱护”年轻作家，以书信方式写作这篇“很有感情的”评论；另一方面从文本细读出发，紧扣情感意绪、人物设置及细节叙述等进行评析，字里行间饱含感情，温情的劝导与理性的批评相结合，柔中带刚，把政治性和倾向性寄寓在情感性和艺术性的赏析品评之中。

丁玲强调批评“应该触到创作者的心灵”[3]145，重视和欣赏作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1951年赞赏魏巍写人物“不是装腔作势”，而是“钻进了这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并且同自己的灵魂溶合在一块，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3]241。1955年批评《解冻》作者爱伦堡，虽然“懂得感情，懂得人的灵魂”，但“他的人物的心情会叫你去分析，去领会，却不叫你爱他、同情他、为他难受。他太冷静了”，“应该更热情”[7]117一些。她非常重视作家的主体情感，特别是主体灵魂与内在激情的投入，认为搞文学的人如果没有感情，“那搞什么文学”[2]398？在1983年“致中国作协作家支部”信中，她写道：“作家总是需要感情的，没有激情，只是平静的一团水……对创作也可能是另一条看不见的绳索，阻碍前进。”[6]205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同样如此，为此她劝导读者、批评家放弃理论条文，毫无成见地阅读作品，使自己沉浸到作品里的生活和情感中去。而对人的情感和内在激情的投入与发掘本身便蕴涵着对于无限诗意和创造的发现与舒放，必然导致抒情方式的出现，导致批评激情洋溢，诗意流注。

排比、复沓、反问等修辞及短句的运用，也有利于形成激情奔涌的情感旋律，抒发论者内心狂热的革命情怀和理想信仰。1951年《序〈殷夫选集〉》开篇直呈内心强烈喷涌的情感激流：“那夜我失眠了，好像害热病似的难受……我感到心跳，我感到血液在体内奔流，感到头发胀，我只想大叫几声，我想到户外去散步，我要设法平静我的感情，必须设法平静我的感情。”[3]84排比复沓的密集短句，快速急促的语速，多个“我”式句型，痛快淋漓地宣泄了丁玲内心激昂沸腾的炽热情感。文中多次出现类似战鼓般的激越强音：“我们听得见厮杀的声音，看得见狂奔的人群。这战斗像泰山崩裂，像海水翻腾，像暴风骤雨，像雷电交鸣……”[3]84-85这种情感激流一直呼啸澎湃至篇末，读后令人振奋不已。1952年《序〈朝鲜通讯报告选〉》、1982年《序〈杜烽剧作选〉》及《序〈王雪波戏剧选集〉》等莫不如此。

这类序、跋、书评类评论文章，往往牵系着丁玲往昔的革命经历和情感记忆，因此写作这类文章既是品评他人作品，也是追怀和重温自己昔日的激情岁月、革命豪情及理想信仰等，具有生活的厚重质感与真情流露，读来亲切感人，令人振奋。写于1984年的《怀念仿吾同志——〈成仿吾文集〉代序》，整篇文章几乎都是对战争年代与成仿吾交往情谊和革命情怀的温情回顾，尤其是初见成仿吾前对其形象的纵笔想象：主张浪漫主义文学又留学日本，一定很洋气很潇洒；在国外学军械制造，或许庄重严肃；在黄埔军校呆过，一定是军人气质；写过火气很重的文章，是不是有点张飞李逵式气质？是湘南人，也许有点南蛮子的倔强脾气。最后见到的却是“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3]190。浪漫想象、温馨回忆与激情表述交融一体，既是一篇知人论世式作品评论，又是一篇怀人忆事的美文，自然亲切，质朴真实，幽默感人。或许这种革命激情及其表述方式在后革命时代的当下读者看来不免有些夸张，乃至矫情，但作为一个虔诚和执著的革命者，在经历了30年代初的左翼转向、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以及建国初的批判磨难后，丁玲内心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信念无疑更加坚实。正是在这些往事重温式的知人论世评论中，“丁玲依然保留着她的性格中最可爱的特点，她的坦率，她的真诚情感”，这是“她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重要因素，同样也使她的这些回忆显得毫无虚饰，向我们袒露出她的内心世界的一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8]丁玲，仿佛昔日《莎菲女士的日记》时代那个敢爱敢恨、敢于坦露真情的“五四”新女性的重现。

中国当代文学曾一度沦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批评也相继蜕变为肆意抡向他人的棍棒。新时期文学强调回归文学本体，追求自足的文学性，文学批评也开始从以往政治化大批判中摆脱出来，逐渐回归文学批评自身职责，强调以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为出发点，张扬主体意识和介入现实，把批评视为一种“思想搏击、文化反思和政治诉求”。这种批评“接通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气脉，也吸收了萨特式的以‘文学介入’为先导、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为旨归的精神资源”，但由于自身“学理的依据不足”和“高谈阔论之嫌”等，在90年代让位于强调“为学术而学术”和“价值中立”的学院批评。后者以“学术”改造文学批评的精神内涵，消褪了以往批评的激进美学锋芒和充沛精神元气，把所有文学问题还原为一个十分安全的学术问题[9]11-19。出于对这种“象牙塔”批评的反拨，新世纪初，一种“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文化”[9]51-58的文化批评出现了。这种来自西方的新批评对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批评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它毕竟来自不同文化语境，在强调批评主体从文学本体转向文化本体，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以及回归人类“生活世界”，回归“人的本体”同时，难免导致模糊文学边界，过于沉浸日常生活而失却高远精神旨趣。因此，新世纪初重读丁玲的文学批评，重提文学批评是一种帮助和引导读者、指导和鼓舞创作、充满个性化和文学性的激情创造，对于探索中国当下本土化文学批评的出路，构建良好的批评生态和批评体系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

注 释：

①到目前为止，从中国知网上能够搜寻到的研究丁玲文学批评的相关文章仅有4篇：王淑秧《评丁玲的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汪太理《论丁玲的文艺批评》（《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周可《“反批评”与丁玲的批评个性——读新版〈丁玲文集〉（九、十卷）所引发的一些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秦林芳《政治化文学新体制的营构——建国初期丁玲的文学批评与创作》（《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而最后一篇还不是专门研究丁玲文学批评的。

②1983年的《从创作要有情谈起》中，丁玲说道：“艺术性是一种能迷人的东西。再好的作品，但不能迷人，不能使读者、观众、听众喜欢，着迷，便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品一定有迷人的东西。”见《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302页。

[1]沈从文.记丁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0.

[2]丁玲.丁玲全集：第8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丁玲.丁玲全集：第9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4]乔治·布莱.批评意识[M].郭宏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5]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丁玲.丁玲全集：第12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7]丁玲.丁玲全集：第1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8]李辉.往事沧桑[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32.

[9]方宁，主编.批评的力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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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9014（2012）04-0072-06

2012-05-16

陈娇华，女，湖南安仁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田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