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毕星星

陈为人这几年的传记文学创作别开生面，引人瞩目。仅山西作家群体系列，就有了八部传记。其中，赵树理马烽两部山西作家代表人物传记，苦心经营，更是让我读来获益最多，警醒最烈。

率先阅读赵马两传的专家，大多惊叹记述的“真实”。真实这个极其普通的评价，在中国走过了极其曲折的道路。1950年代我们套用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顾一切强行改造大众屈从官方意见，蛮横得很。1960年代我们曾经大张旗鼓批判过“写真实”这个口号。“文革”结束以后，痛定思痛，“说真话”一个时期成为作家的严肃操守。我们走过的岁月表明，真实没有那么复杂。所谓真实，就是事实，就是曾经的存在。那种经过意识形态需要改造过的人造真实，是这个世纪所谓“无产阶级文艺观”滋生出的最大虚假。人物传记写作，从真还是从需要？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都还习惯于使用这种不顾事实只顾政治正确的宣传手段。一直到现在，也还有人怀念它的霸道呢。

读两部传记，可以感到陈为人一个念兹在兹的情结：赵树理马烽异同论。两本传记，陈为人其实是对比着写。就是在同一部传记里，陈为人也时时忍不住抬出另一人作对比。这不仅仅是出于“用对比把人物区别得更鲜明些”（恩格斯语），而且是因为赵马不同的人生道路，代表了面对政治压力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于世人有警示意义。

陈为人的两传，让这个话题又一次热络起来。

赵树理马烽的对比，山西文学界屡次提起这个话题，马烽在世时，也曾就这个论题为自己做过辩解。赵马的创作道路，有联系又有区别。多年来，攻也好，辩也好，褒也好，贬也好，意见未能和解，一条历史道路大家却是越辩越清楚，接近于共识。那就是在解放后一直到“文革”，对于极左路线，马烽屈从较多，反省较少；赵树理反抗较多，屈从较少。仅就五六十年代他们创作的青春期作对比，从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到“文革”前，马烽及其他山药蛋派作家几乎是亦步亦趋，伴着“上边”的失误唱了一路赞歌。赵树理则明显有所保留，时时以沉默做反抗。对于配合形势，他们都做过追风文章，赵树理显然没有《三年早知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里洋溢的乌托邦式的伪乐观伪豪迈。赵树理马烽都缺乏悲剧意识，对于传统文化里的“大团圆”盲从认可。但是检点赵树理的小说，朦胧的悲剧思维还是有的。赵马都有朴素的“生活决定艺术”的观念，这使得他们有时以生活真实做依据，思考路线政策的合理与否，只不过在这一点，赵树理更加突出，马烽的意识较为微弱。

胡适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粉饰太平的大团圆其实是一种说谎文学。尤其是在国家发生重大失误时，这种说谎文学危害更为突出。

赵树理马烽或异或同，根本区别在哪里？当年的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对赵马有一个极为准确的概括和评价：“马烽和赵树理不一样。马烽是为党而写农民；赵树理是为农民而写农民。所以当党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俩人似乎没什么差别。而当党和农民的利益不一致时，马烽是站在党的一边，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一边。”赵树理的民本意识挽救了他，使得它能够在一个狂躁的时代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此时，无为便是坚持真理。而马烽由于强烈的党性意识左右，历史曲折处自会高歌唱大风。

赵树理也感觉自己和党的要求有距离，几十年都没能弥补这个距离。比如写英雄人物。赵树理一生钟爱中间人物，他笔下活灵活现的典型，几乎都是所谓中间人物。而马烽笔下的社会主义新人，便平添了许多光明的伪饰。赵树理也尽力在生活中搜索寻觅英雄，无奈他总是不得法。陈为人的传记指出：立足点是分水岭。大跃进时代全民虚夸，赵树理凭借“作家的眼睛”，极其鄙视“杨文广戴上红领巾，穆桂英入团，佘太君成为老干部”式的生搬硬套。现在回头检视，依然还是赵树理笔下那批中间人物，成为那一时刻底层民众的真实写照。他们不会呼风唤雨，但在虚妄政治高压下的凡俗，比那些形容光鲜的高大全，要本真得多，可靠得多。这才是残酷的历史真实。

令人叹息的是，赵树理马烽的异同，在山西文坛没有获得一种良性互补。它更多的表现为倒退激励。这种表现很有趣。当赵马表现出差异时，马烽没有向着赵树理方向攀升；当赵马表现出一致时，赵树理向着马烽俯就。这里面当然有深刻的原因。几十年来，权力一直在压抑民本意识，颂圣意识压抑独立人格。发展往往表现为权力的铺张扬厉，民本意识没有足够成长的空间。面对作家的个性，面对丰富的思想资源，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时常表现出一种逆向淘汰。这才是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

赵马两传，解析了两位大家，树了两个典型样本。他们代表了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历程，纠结着几十年的运动史。文人的操守和叛卖，觉醒和天真，挑战以及牺牲，每每都有惊心动魄的记述。“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聂绀弩诗）陈为人浓墨重彩写出了一部知识分子的剖心锥心史，尤其是赵树理的漫长岁月，有许多血肉淋漓的解析，至为难得。赵马的分分合合，和而不同，是新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的士林别传。

对于赵树理马烽，让一个山西作家比较高低，太难为人了。有人说你们熟悉嘛，正好比较。熟悉有便捷的一面，熟悉也有重负在身。赵树理马烽都是我们的前辈师尊，山西的文学尊神。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实在胆大妄为。但是，历史的命题终归雪藏不住，山西文坛，已经可以感到隐约的冲动。该说的话，总归要有人说出来。

山西近年张扬“后赵树理写作”，赵树理已经去世40年，“文革”甫一结束，后赵树理时代理应开启，为何延宕至今？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这是一个叛逆群体的起事信号。他们之所以迟迟尚未作为，是因为老一代山药蛋派作家群依然健在，这种反省多了顾忌。赵树理马烽，哺育过我们这一代山西作家。世人谁没有凡俗的情面因素，上一代的人事牵扯，宗派掣肘，合盘端出真相当然需要正义力量。在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清理山药蛋派思想谱系，追根溯源，条分缕析，也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山西作家冷眼平心说大家，绝不是简单地喊一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能起步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科学入口就是地狱门口，大步跨进去需要非凡的勇气。你要承受撕裂师承的不安，自我否定的阵痛。支撑山西作家我辈如此作为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意识的嬗变成长。在中国人传统思维里，恋祖表现出文化自足心理，审父表现出文化反叛精神。两条思维路线的较量，思想解放运动以后愈演愈烈，从恋祖到审父再到自省，是每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行走路线。毫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解剖先人，是鲁迅留给我们的光荣。今天，我们又一次领受了鲁迅精神的威力。

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赵马那一代作家和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各人的应对策略，多年来一直是山西作家心中所有，笔下又浅尝辄止甚至讳莫如深的话题。我们不但需要复原历史，也要尽可能复原历史细节。赵马异同论这个话题，有趣又沉重。当极左路线占据主流位置，强力介入生活，赵树理以自己的沉默，保护了清白，难能可贵。马烽有所附会，人生留下了瑕疵，让人扼腕。赵马都是我们身边的大师，即使无奈附会也罢，后辈很为他们惋惜。但自己的历史是自己书写的，谁也无可奈何。

赵树理马烽离世都不算久，正确陈述并不困难。但是由于权力的因素，传统的因素，情面的因素各种掣肘，种种虚假混乱的陈述依然不绝于耳。要厘清一点疑问，还是有许多障碍。我们是否辱没前贤，卖了师傅？读者共鉴。然而清夜扪心，自觉持论公允，不过想揭开曾经的伪饰陈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