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苏沪剪辫风潮

2012-03-12方毓宁江苏省档案展览陈列馆江苏南京210008

档案与建设 2012年9期

方毓宁（江苏省档案展览陈列馆，江苏南京，210008）

西方传教士的写实绘画可清楚的看见金钱鼠尾（约乾隆时期）

1645年5月，清军南下攻占南京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用同化风俗的办法来彻底铲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消弭反清斗争，颁布了薙发令，即剃头令。规定“京城内外限旬月，直隶各省地方，至部文到日亦限旬月，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1]满清的这种做法深深刺痛了汉民族的自尊心，认为这对身体的摧残如同阉割一样，既是破坏身体完整性，也是对自我族属身份、文化传统的一种背叛。薙发令遭到大江南北普遍的反抗，尤其是清军立足未稳的江南地区。南京六合县督学马纯仁在薙发令下后，“不告妻子，竟赴龙津浮桥，自沉于河”，袖间大书曰：“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死同心，宁死厥身。一时迂事，千古夏人。”[2]江阴“诸生许用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不可薙！’”后江阴城破，“许用亦合室自焚。”[3]常熟诸生徐怿“薙发令至，服布袍，别亲族，题壁曰：‘不欲立名垂后代，但求靖节答先朝。’夜半自缢。”[4]在江苏人民喊出“头可断，发不可薙”口号的同时，清军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5]的暴力手段强推薙发令，制造了“扬州十日”等惨案。经过清初一场“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的抗争，男子薙发蓄辫成了满清统治中国的重要象征。

清初，剃头令规定：头顶只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清初满人皆此风俗：头顶只有金钱大小一片头发，蓄做手指粗细的小辫子，须得能穿过清铜钱的方孔才算合格。从清乾隆年间来中国的外国人的画作中可以看到这种辫子的形式。乾隆后期，头顶着发的部位虽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有四或五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面积，蓄发数量明显增加。清代嘉庆以后的男子发式逐步演变为将顶发四周边缘只剃去寸许，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辫子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这种辫子也是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可以说是很熟悉的，但也常会把这种辫子当成清代统一的样式，其实这不过是清后期男子辫子的样式而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衰败，革命党人以“剪辫”为手段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推翻清廷统治。1900年7月，《苏报》主笔章太炎在上海张园参加有80余社会名流的集会，会上准备以上海为基地，武汉为前线，湖广为策应，组织南方军队，北上拘押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营救出来，然后推翻满清，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参加者有退隐的高官文廷式、马相伯，有曾国藩的大幕僚容闳，还有知名学者严复等。会上，章太炎激昂慷慨，表示要彻底反满，不与光绪皇帝共戴一天，并“剪辫断发”，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据考证，这是中国文人在中国本土剪下的第一根辫子。[6]章太炎为表示决心，专门写了篇古色古香又颇具理论深度的《解辫发》一文。由于他在知识界和社会上的影响，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了清末剪辫风潮的宣言书。

民初革命军在街头强行剪辫

南通街头剪辫情景

1906年7月30日，《大公报》以“剪发易服议”为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剪发易服为世界大势所趋，是国家自强的必须，极力推崇欧美发式和服饰。“吾国之所以未能与世界帝国相平等者，……实以剪发易服未断行。……当英破吴淞攻塘沽联兵烧我圆明园，此已宜除成见、振作奋发、剪发易服以图自强”；不剪易“一碍于卫生，一妨于实业……一阻于尚武”；剪发易服之利，一在“振国民之精神”，一在“息列邦之窥伺”。[7]1909年《东方杂志》上的《游美略说》称：“来美者必须于上海剪发改装，在船及入境，一切始便”。[8]1910年上海《民立报》发表《总办耻作拖尾奴》、《剪去烦恼根》、《剪辫议之复活》、《学生立志剪辫子》、《辫发之死刑将近》、《剪发有先后之分》等多篇关于剪辫文章，[9]剪辫问题逐步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在风气最为开通的上海。

1911年1月15日，由前刑部侍郎，出使美、秘、墨、古大臣伍廷芳发起，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剪辫大会。《大公报》报道：“赴会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午后聚集已逾二万余人。”会场“中设高台，旁列义务剪发处，理发匠十数人操刀待割。其时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相互道贺声，剪辫者有千余人。园主叔和观察谓：‘自开园以来,未有如斯之盛况’……计二小时间，当场剪发者已得三百余人。”[10]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起义或独立，同时下达剪发令。江苏地区光复后，迅速掀起了剪辫浪潮。从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迅速向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发展。远在苏北的沭阳一带就有“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的民谣，剪辫在无形中成为与清政府决裂、赞同革命与否的一个政治标志。

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陈其美立即剪掉了辫子，并张贴剪辫告示，明令“自汉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11]于是上海形成剪辫高潮。之后，“光复实行剪辫团”、“义务剪辫团”等团体纷纷成立。革命者在大东门、火神门、小南门等处召开剪辫会，精明的上海商人还开办了不少剪辫小店，生意很好。市民徐志棠，见租界内剪辫响应者不够踊跃，就以个人名义办了个“义务剪辫会”，于12月31日至1912年1月2日的三天内，花钱雇了几个理发匠，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贴邻的畅园茶馆内摆开义务剪辫场子，张贴公告说：“凡自愿前来剪辫者，修理成学生头，分文不取；理发完毕，每人在茶馆内当场赠吃大肉面一碗。如有人愿意答谢雅意，不取走所剪下的发辫者，本会将代为变卖，捐赠军饷。”三天下来，成效显著，自愿前来剪辫者竟有254人之多。上海剪辫后出现了一句新的俗语，叫作：“你这人真是辫子！”其意为：辫子者，最无用之物也，故骂人辫子，犹骂人饭桶也；辫子者，但有害而无利之物也（如捉奸、相打、被拘），故骂人辫子，犹骂害人精也；辫子为物尾也，唯禽兽类皆有尾，故骂人辫子，犹骂人禽兽畜生也。[12]

南京光复后，即有很多人剪辫。1911年12月31日《民立报》报道：12月28日，军政府发布命令，“限三日内一律剪辫”。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很多市民以剪辫相庆祝，形成了剪辫高潮。18日，上海《申报》记者在《记新南京三日之见闻》中称：从南京仪凤门进城到碑亭巷旅馆，“沿途所见，虽贩夫走卒，无一人垂豚尾者”。

在江南，无锡锡金军政分府要求民众从速剪除发辫，以壮观瞻。但又规定，民众剪辫自愿，军士不得擅自强迫他人剪辫。如不服从军纪，定当从严惩治，决不宽贷。[13]苏州城镇居民大多剪掉“豚尾”，“辫发一物顿觉稀罕。”[14]吴江盛泽镇出现宣传剪辫的木版招贴：“一条满洲辫子，二百余年受累，三朝两日梳头，四季衣衫油腻，伍君（伍廷芳）新近发起，陆续剪除豚尾，七发不用添麻，八月武昌起义，九九归愿剪脱，十分称心如意。”[15]苏州府靖湖厅的徐绍费发起“辞发剪清会”，倡议在12月中旬以前将辞发全部剪尽，数日就有700余人报名剪辫。[16]民国元年锡金军政分府司令长秦毓鎏又发布公告，谕称：“编发垂辫，本系满洲旧俗，豚尾奴之称，久为环球各邦所窃笑，我民国光复以后，举凡开通人士均已争先翦辫，还我旧观，但仍有冥顽不灵之徒，甘为满奴保护一辫，或有辫虽剪去，仍剃却四周短发，仅留中顶者，种种诡谋异状，非但抗违禁令，抑且居心叵测，亟应从严惩治”等语。

清朝男子辫子演变图

1912年退位后的末代皇帝溥仪头上依然挂着象征满人身份的辫子

1921年溥仪剪掉辫子，标志着200多年“辫子时代”的彻底结束

在江北，扬州民政长李石泉剪除自己头上辫子，将其装在玻璃盒内，高悬于扬州教场旗杆顶上，“任人观望”，劝谕商民剪辫。[17]阜宁“迄至光复，上行下效，十剪五六，自颁禁蓄发条例，虽僻壤穷乡鲜有不剪者。”[18]南通官吏、商界人士和学校师生都率先剪了辫子，但仍有不少人一时难改留辫恶习，对此，南通县四处张贴以“南通总司令兼理民政长”名义颁发的剪辫“通令”，并派人检查，对于劝告无效者，将随时剪除其辫子。南通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在辛亥革命后的10月24日剪辫，并郑重其事地把那条剪掉的尾巴小心妥贴地包好寄回老家以作纪念。他在日记上写道:“此亦一生纪念日也”。至1912年底，南通城内剪辫者十之七八。[19]男子剪辫甚至还波及女子，不少城市青年妇女，特别是女学生，也将长辫剪成短发。“世界文明耿曙光，青丝齐剪省梳妆。勾吴志乘分明载，断发厉行国始强。”女子剪辫不仅是发式的改变，也寄托了妇女界关心国事的愿望和热情。

江苏很多政治人物带头剪辫，以推动剪辫运动的迅速展开。如苏督程德全等人早在时局尚未明朗之时即剪去辫子，表明其对自己所作重大政治抉择的义无反顾。1912年1月，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发布了全省的剪辫令，并且还规定军警须在十日之内剪辫，否则一律辞退。江苏省临时议会亦提议限期剪辫，违者剥夺公权。并规定自5月1日起，仍有发辫者，不得为诉讼之原告，做被告时需罪加一等。

但各地剪辫进度大不一样。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积习是不易轻易改变的，普通百姓也不会想到要与谁决裂，尤其是生逢乱世，大多数人处于无奈、恐慌、羞愧、观望之中，或因担心清廷复辟“无辫必受奇祸”，以一种能拖一时是一时的心态在抵制，或拒绝剪辫。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由于行动没有明确的规范，一些军人和激进者便走上街头，见有末剪辫者，即强行为其剪，多次引发“剪辫风潮”，尤以上海、镇江、苏州为最。

上海军政府贴出剪辫布告的头几天，在城厢内外，就有士兵拖住行人，硬将垂于脑后的辫子剪下。后来，更有不少不明身份的人窜上街头巷尾，看到拖辫者，就上前“咔嚓”剪辫而去。还有专收辫子者，一般每根可值小洋2角。一些男子唯恐被拖住剪去辫子，纷纷闭门家中。11月，一队“敢死队”来到法租界制造局路口，拦住拖辫者劝剪。有4人原是制造局的警兵，见有人拦住他们要剪辫，一怒之下，挥拳就打。敢死队员不甘示弱，也以拳相向。冲突加剧，陈其美都督闻之，立即下令各军警营所：“如发现尚有拖辫之警兵，迅即剪除。抗拒者一律斥革不用。”[20]1911年12月29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发布《禁止强迫剪辫告示》：“近闻各军兵士，未免过分热心，硬剪行人发辫，以致议论纷纷。责成各军军官，火速查禁无徇。”这张百字文告一方面恳切劝谕市民行剪，一方面严禁拦路强剪，着令查拿强行剪辫之人。[21]1912年元旦，沪军都督府又发出《通令军人剪辫告示》：“对于普通人民，剪辫与否，原可听其自然，不以政令干涉，而军人为齐民之表率，肩光复之巨任，不能稍事姑容，致留污点，为此即着各兵士迅速将发辫即日剪除净尽，如有抗违不遵者即行追缴饷银，革除军籍。”[22]

镇江光复后，地方绅商各界召开临时议会，发布剪辫示谕。可数月之后留辫者仍然不少。1911年12月，英国领事德为门称：“在镇江城内各街道上和郊区，正式推行剪掉辫子，使那些安宁和平静的居民感到极为愤怒，在革命军代表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们声称，这是无业游民和不良分子干的。但据我看来，此事无疑地获得了军队首领们的赞同，而且很可能是他们下命令这样做的。”[23]1911年12月14日晚，镇江商团巡逻队梭巡时，见站岗各巡士仍未剪发，诘以何故。各巡士以未奉警长命令答之。商团以此前开剪发大会时，许警长谓已发布命令，何得反抗。始则婉言劝告，继逐出利剪，将某某二巡士豚尾先行剪去。当时该巡士亦无违言，讵商团散队后，有二人行经山巷，突有某巡士急吹警笛，唤集巡士十余名，将该团二人痛殴，受伤颇重。……又十五日晚有好事者某三人手持剪刀，在鱼巷一带强剪行人发辫，以致纷纷争扰。……十六日上午有某甲亦在大街强迫行人剪辫。[24]1912年2月，浙军朱瑞所部在镇江大马路南街、江边大街、银山门、西门桥等处拦截行人，剪辫千余条。从江北清淮一带逃荒来的难民视辫子如命根，啼哭跪求，终不能免。直到浙军开往清江，剪辫风潮才稍有平息。[25]

民国时期的剪辫书

1912年4月21日，《申报》以“无锡强迫剪辫”为题，报道军人在无锡街头强行剪辫千余条，乡民惊惶万状，手执辫子狂奔回乡，军队从后追赶，有人逃避不及竟跳入河中。各处开往无锡的船只闻讯后纷纷中途折回，水陆交通中断，致使无锡商贸活动深受影响。[26]

苏州光复后，军政府多次发布剪辫通令，但数月后军警界仍有六七成未剪辫，普通群众留辫者更多。1912年1月，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发布剪辫告示：“中华光复，百事更新。惟此发辫，起自满清，既碍工作，且害卫生。昔呼鞑子，编入戏文，今称猪尾，惹笑四邻。为此出示，劝告我民，不论老少，农工商人，速速自剪，切勿因循。本都督府，不日出令，限期剪辫，一律实行。到期未剪，定于严惩，赶早剪去，体面保存。今先晓谕，军警人等，暂勿干涉，其各凛遵。”[27]限令所有军警在十日之内一律剪辫，否则撤职斥退。但剪辫效果并不理想，并因此酿成多次冲突。1911年12月28日，浙江新军在苏州强行剪辫，“一时纷纷奔窜，有被剪而哭泣者，有盘辫子顶而冒充已剪者，有不服争执者，有闭门潜匿者。”[28]苏州商民惊惶无措，纷纷关门闭店。巡警将两名强行剪辫的军人扭送警局，并转解军政府收管。次日清晨，浙江新军第二标数百名弁勇各执器械、木棍冲上马路，见巡警就打，并将巡警局内什物门窗捣毁，释放局中押犯，巡警受伤者众。[29]数日后，先锋队兵勇又在街头强行剪辫，一些江防营士兵故意寻衅滋事，拖着油松大辫招摇过市。当先锋队兵勇前来强行剪辫时，他们突然拔出小刀乱戳，酿成事端，为后来的仇杀埋下祸根。[30]

1912年1月26日清晨，苏州一名留辫的江防营兵士在胥门外喝茶，先锋队兵勇欲强行为其剪辫，双方争吵不休，兵士愈聚愈多，彼此开枪射击。下午，双方在胥门内枪战十数分钟。一时人心大恐，居民销户一律闭门。[31]在双方争斗时，匪徒、流氓在胥门外趁火打劫，将慎裕钱庄、酱园米店等十余家铺户抢劫一空。翌日，双方在甘棠桥附近发生枪战，2名江防营士兵受伤。都督庄蕴宽率队亲往弹压，规定城外防兵不准进城，城内队兵不准出城，以免再起冲突。[32]

1912年2月3日，从南京撤回的先锋队一到达苏州，就在胥门内沧浪亭、查家桥、三多巷等处强行剪辫，一名江防营士兵被剪辫，误以为是先锋队报复，于是回营拖取洋枪刀械哄出营盘，欲与先锋队寻衅。城内先锋队得报，亦持枪严阵以待。一时街巷民众惊慌奔逃，城内外店铺一律闭市。后经都督庄蕴宽和江防营统领率兵弹压劝谕，这场剪辫风潮才告平息。[33]3月16日，从南京撤回的浙军途经苏州，见大街上仍有不少拖辫者，于是派出数十人，各持大剪刀分赴阊门马路及城内中市大街一带强行剪辫，一时谣言四起，造成动荡，进城完纳租米的农民纷纷持辫逃奔回乡。[34]

锡金军政分府剪辫公告

清代男人脑后的这根大辫子犹如绳索捆绑了中国200多年，革命者把剪辫当成革命的标志，把心中对满清朝廷的不满情绪通过剪辫发泄出来。与清初汉民反薙发截然相反，有不少前清遗老和普通劳动群众，或视剪辫为异端，抗拒剪辫，或对辫子早已习惯迟迟不愿剪去。为了保护自己的辫子不被剪掉，“有盘结头顶者，有乘坐肩舆者，有垂辫胸前者，有藏辫领内者”。诚如鲁迅所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35]无论是满洲统治者还是汉族反抗者，他们的发式中都潜藏着民族的身体记忆。透过发式的表面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幕后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好在从目前所掌握的档案史料来看，民初的剪辫风潮虽然出现过一些过激行动，的确存在着打人、抓人、罚款等过分之举，但没有一个因抗拒剪辫而被起诉、判刑或杀头的。一些军政府只对政府工作人员、军人、学生等要求剪辫，对平民百姓则一般持宽容态度，至于那些街头剪辫队的过激行动，并不能代表政府行为。1912年3月民国政府颁布《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至此，从法律上确定剪辫成为中华民国新国民的形象。但事实上，直到张勋复辟失败，新的政权稳定下来，城市才基本上完成剪辫，而偏远山村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了。辛亥革命后，留辫与否是自由、开放的，基本没有再将其强制“政治化”，总体上是说服、教育，较为宽容的。溥仪留的那个辫子，民国政府多次派人催促他剪辫，但都被搪塞过去，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强制行动。孙中山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辫子问题上也有所体现。1922年4月，溥仪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毅然剪掉了祖宗留下的辫子[36]，标志着“辫子时代”的彻底结束。

注释

[1]蒋良骐：《东华录》（卷五），第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之四《马纯仁小传》，第2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之四《江阴纪略》，第2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之四《常熟徐怿》，第2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韩菼：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东南纪事》·《江阴城守纪》（上），第46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6]李天刚：《1900年：躁动的南方》，《收获》，2000年5月。

[7]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2日。

[8]许先甲：《游美略说》，《东方杂志》，1906年第2期。

[9]《民立报》1910年10月22日、11月 6日、12月1日、12月 5日、12月11日，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埠内新闻[N]，《大公报》，1911年1月26日(2)。

[11]《剪辫告示》，《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0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