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

（昆明学院 旅游系，云南 昆明 650214）

自上个世纪80年代Murphy引入“社区参与”旅游的概念以来，国内外学界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通过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是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社区参与旅游，使当地居民不再是旅游开发中的客体，而是主体，经济利益不会被外来开发商所攫取，而是确保经济利益的当地化。也只有通过社区参与，乡村社会才能增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旅游产业不会成为当地的“抽血机制”［1］。

在国外的旅游发展案例中，出现过不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成功案例。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居民事实上很难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本文中的新华村，就是这样一个村民积极地参与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乡村，虽然不是完全由村民控制或进行决策，但村民基本处于主导地位，成为当地旅游发展的主力军，大部分村民从中获取到了利益。对它的调查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掌握村民能主导参与旅游发展的社区所具有的特点。

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探求新华村社区内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旅游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特点，目的在于分析和总结社区内社会资本如何促进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以及旅游发展如何引起社会资本的变化。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国际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一般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另一个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多数的研究集中于后者［2］。

从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对“社会资本”研究日渐深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解释。著名社会学家布厄迪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3］；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4］。尽管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义，学者们的表述也不一，但意义指向是相同的，即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形式［5－8］。其核心思想是，人们进行交往和联系的社会网络具有创造共享规范的重要价值，它能创造社会中的信任与互惠关系，进而促进相互的合作、实现共荣［9－14］，并内嵌于当地的社会结构中。

目前在国际学界的研究中，社会资本通常有两类。一类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资本”（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和“认知性资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前者主要包括社会中的社会网络、社会角色、规则等［15］，主要与人们“做什么”有关［16］，具体指人们成立的各类社会组织或机构等；而“认知性资本”主要指人们头脑意识中的价值观、准则、态度、信仰以及对外界支持的感知、信任及互惠关系等［15］，也就是人们“如何想”［16］。另一类是将“社会资本”分为“纽带式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梁式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前者指人与人之间的家庭宗族关系或亲密朋友关系，后者指与外界社会或组织之间的联系［5］。

二、研究路线及方法

本文使用的研究路线包括选择目标社区、田野调查、数据收集、结果分析及解释。

本文中，笔者选择新华村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新华村的旅游业得到迅速发展。新华村的旅游资源特色不仅包括优美的湿地、清澈的地下涌泉等良好的乡村自然景观，更重要地是具有一千多年的银器加工制造史。目前新华村的旅游业每年吸引150万的国内外游客，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已经成为云南省重要的旅游景点。二是当地村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成为当地旅游发展的主力军。与其他旅游社区不同的是，新华村的旅游活动很大程度上得到村民的积极参与或受到村民集体行为的影响（虽然不是完全由居民控制），社区居民能成为主力军。

笔者于2009年10在新华村进行了调查。为了解促进社区旅游发展的社区关系网络，调查中采用了小组讨论、半结构性访谈及开放式访谈。以下为几名核心访谈者，选取他们是基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家庭背景、性别、社会组织、年龄等：

张村长：对新华村总体情况较为了解，尤其对近年村民为发展旅游活动的集体行为以及村民与旅游投资公司的关系等情况等比较了解，向笔者介绍了村民对旅游投资公司及旅游发展的态度。

高主管：新华村旅游投资公司主管，已在该公司工作近5年。高主管向笔者描述新华村旅游业发展的过程及村民的生活状况。

寸妈妈：旅游投资公司总经理的姐姐。她家在村中拥有良好的地理区位，经营银器店及家庭旅馆，同时向投资公司经营的银器商场供货。由于家中有较大的地下涌泉，成为游客必去的参观之地。

洪老师傅（父亲）：老银匠，村中洞经音乐协会成员。村民们认为他对新华村历史以及村民间关系很了解。

洪师傅（儿子）：铜匠，利用自家庭院经营“农家乐”餐馆近八年，曾在北京工作过。目前没有经营手工艺品商店，主要按照丽江或香格里拉等地寺庙要求定制寺庙用品。

段师傅（男）：银匠，原在西藏经营银器店，现回到新华村为旅游投资公司工作，其儿子仍在西藏经营银器店。

段妈妈：家庭主妇，大儿子在外省经营银器店，小儿子在村中开办银器作坊。她是村中舞蹈队的成员。

村民A：新华村村民，现受雇于旅游投资公司作为清洁工。因为其家庭没有从事银器制作，因此她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了解新华村。

村民B、C及D：3位老者向笔者描述新华村近20年来的环境变迁。

三、新华村概况

（一）区位

新华村是鹤庆县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县城西北角凤凰山下，距鹤庆县城4km，距丽江38km，东北距离丽江机场12km，东距大丽公路3km，距新建的大丽铁路6km。新华村处于滇西北旅游线路核心目的地大理与丽江之间，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

（二）自然资源及人口状况

新华村包含北翼、南翼和纲常河3个自然村。凤凰山从南向北坐落于3个自然村旁，山上遍布大量岩石和喀斯特岩洞。

村中有充足的地下水和涌泉，当地居民挖建了纵横交错的沟渠，成为重要的水利灌溉系统。在南翼与北翼村之间，凤凰山下，地下水涌出汇集而成具有9万多方蓄水量的“黑龙潭”，潭中生长了大量的鱼及海菜，白色星星点点的海菜花四季不败地开满湖面，景致异常秀丽。新华村的另一龙潭——星子龙潭，位于黑龙潭向南约800m左右，潭边有供奉星子龙王的庙宇，星子龙王是新华村的本主。这两个“龙潭”是新华村最大最重要的水库。除此之外，新华村还有多个地下涌泉汇集而成的小潭，分布在村中各处或各户庭院中，是新华村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之一。在新华村的西南方向，有面积约为2 000多亩的湿地，生长有大量的莲藕、菱角、海菜、鱼和虾。

新华村在行政上隶属于大理白族自治洲鹤庆县草海镇。98%的人口为白族，其余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村中共1 185户，5 394人。

（三）经济状况

新华村耕地面积为3 030.8亩，主要农作物为水稻、玉米、蚕豆、小麦和大麦，但农业收入仅占全村经济收入很小的比例。由于新华村自唐开始便形成近千年的金、银、铜手工艺品制作的传统，手工技艺世代相传。过去，村中的大多数手工艺人多为走村串巷的“小炉匠”，行遍云南各地，远至四川、西藏，沿途按照人们的要求制作各式金银器皿、生活用品和首饰。世代积累起来的高超技艺使新华村的艺人远近闻名。改革开放后，伴随国民经济收入的增加，新华村艺人的手工制品供不应求，尤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银匠们从1980年开始在西藏、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租下店铺，定居当地制作各式手工艺品。他们根据当地人的需求特点，主要加工制作宗教器皿、生活器具、首饰等，如银包碗、净水碗、佛像盒等，也按照居民的要求进行定制。由于产品的畅销，越来越多的新华村银匠来到了西北各省，尤以西藏最多。目前，西藏太阳岛成为了新华村银匠们的聚居地，共有800多家银器店［17］。新华村的银器在当地甚至全国成为了一个知名的品牌。随着中国各地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新华村的银器不仅满足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了重要的旅游纪念品，成都、北京、杭州等旅游城市出现了新华村银匠们的身影。90年代后，在当地政府的号召下，部分银匠回到新华村开设店铺，加工、制作和销售银器，吸引游客。由于特色突出，游客逐年增多，新华村不仅是重要的银器生产地，更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景点。不少村民开设了家庭旅馆和“农家乐”饭庄，在这样的刺激下，更多的银匠回到新华村。目前，村内有近50%的银匠仍在外省经营，而50%左右留在了村内。而后者中有相当比例的银匠在村中没有经营店面，主要根据客户的订货加工。另一方面，新华村的农户事实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了旅游行业中。据政府统计，2008年新华村共获得5.6亿元加工收入，利润达1亿元。

（四）旅游业发展状况

1997年，云南省领导考察新华村时，认为新华村的独特性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提出要将新华村建成旅游村。此后，县政府迅速成立了投资公司发展新华村旅游。在政府的号召下，不少银匠带着资金返乡，利用自家庭院建起银器作坊或店面，吸引游客。但政府的投资计划开展5年后失败。

2003年，来自新华村的企业家寸圣荣成立了“大理银都水乡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以新华村为基地，将新华村打造成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2007年后公司开始大规模投资，此前三、四年间由于道路施工、绿化工程等项目建设“走走停停”，使得村内的环境混乱，村民多有不满，多生矛盾。而另一方面，尽管投资进程缓慢，新华村的旅游业仍凭借着突出的特色获得发展，新华村声名远扬，大量游客慕名前来，不少农户家庭开设了家庭旅馆或餐馆。

2004年寸圣荣向当地政府购买了200多亩土地，决定将新华村建成东南亚最大的银器、铜器和玉器购物中心。正如该公司的名称所示，“银器”和“水乡”是公司对新华村进行商业宣传突出的两大特色。

目前，该投资公司已在新华村建设了占地约54亩的购物中心、游客中心、停车场、商铺以及五星级宾馆。公司发展至拥有包括导游及销售人员在内的700多名员工，约50%员工来自于新华村及本地，其余员工从国内各地招聘。投资公司从村中各户收购银器以供销售。公司的管理人员向笔者介绍说：“只要农户的银器达到公司收购的质量标准，我们都愿意收购。农户们也乐意成为我们的供货商。”新华村已于2009年6月通过云南省旅游局国家4A景区的初评，11月正式通过了国家旅游局的评审。

四、分析与讨论

（一 ）结构性社会资本

1.学徒关系及银匠间交往关系

新华村银器制作技艺的传承和传播主要得益于村内形成的学徒传统和工匠们彼此间紧密的联系，正是通过这样的学徒关系和银匠间的交往（可视为是一种互助），使大部分的农户家庭都能掌握手工艺品制作的技能，并能建立起自己的作坊或商铺。在过去，学徒主要限于家族内的亲戚，但现在的学徒不仅来自村内，还来自其他村庄及国内一些学首饰制作的大学生们。正因为有招收学徒的传统，农户们互相传帮带，目前新华村95%的农户都在从事银器等手工艺品制作，85%的家庭在外地或在本地经营自己的商铺，少数银匠的雇员可达几十人。几乎所有受访的工匠们都说他们的技能是跟父辈或村里其他人学的。采访中，45岁的段师傅曾经在西藏经营银器店，后因身体不适回到新华村，现受雇于旅游投资公司的经理寸圣荣。他说，一般情况下，很多银匠都要当6至7年的学徒之后才能建立自己的生意。启动资金部分来源于家庭成员的帮助（这可被视为“纽带式社会资本”）。例如，2009年他在四川开新店，他的兄弟姐妹都出了资金帮助他。

采访过的洪师傅是一名铜匠，他说村中的工匠们经常互相走访串门，交流和切磋技艺，因此工匠们在村中的联系很紧密。他的父亲，洪老师傅是一名很有经验的银匠（师从自己的叔叔学习制作银器），他说村中的工匠们都通过模仿而相互学习。笔者发现，尽管工匠们有很密切的联系，但他们各自的主要产品并不冲突，几乎每家农户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这在新华村已形成传统。

学徒和工匠们的紧密联系尽管不是制度化的，但在新华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作用。手工艺品制作技能在新华村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村民们能参与到私营经济以及后来能参与到旅游产业活动中的基础。也正是这样的交往关系使技艺在村中得到传播和发展，增加村民们能接触到市场的机会，是确保新华村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村庄能不靠天吃饭、并让村民生活富裕的重要途径。通过这样的交往关系，使村民们能打破传统乡村社会有限的社交圈子和扩展社交范围。另一方面，工匠间形成的强大的专业技术网络，也成为新华村少数民族手工技艺得以传承的开放性机制，促进了手工艺技能的丰富以及与外界工艺技术的融合。基于此，新华村2000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被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命名为“中国民俗文化村”等［18］。这些荣誉是对新华村村民互助互爱、协同一致参与发扬传统文化的认可，对新华村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因此，这正体现了新华村社会资本与村民参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2.班辈

新华村另一项重要的结构性资本是体现村民间互惠及互动关系的班辈。班辈是新华村中由来已久的一种习俗，村民们根据自己的生肖形成不同的班辈，出生于同一年并具有同一属相的人属于同一班辈。班辈是村民们开展各种活动（包括自发的或有组织的）的基础，同时也是村民们获取互助的主要机构。调查中，受访者们反映凡有任何家庭有婚丧嫁娶或其他困难，同班辈的人都会自愿帮忙。笔者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笔者的采访过程中，村民段妈妈，邀请笔者参加一个一岁男孩的生日晚宴，她说自己是小孩奶奶的班辈，因此来帮忙准备菜肴。与她同被邀请的客人除了是亲戚之外，主要是小孩父母亲以及祖父母同班辈的人。而先前采访过的铜匠洪师傅说：“如果村中哪家遇上了难事或不幸，例如疾病或财产损失，班辈们都会前来帮忙。尽管我们在村中经商有竞争，但信任和良好的关系仍是我们首要维护的。”

2008年开始，在寸圣荣旅游投资公司的带动下，村里成立了舞蹈队。村里同属一个班辈的妇女经常自发组织到广场上跳舞，日常生活中她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编排舞蹈。如有游客来到村中，便能欣赏到村民们自编自排的舞蹈。成员们自发定制和购买统一的服装，在她们看来，一起跳舞既是很好的锻炼，也是相互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良好机会；而对旅游投资公司而言，舞蹈队是展示新华村民族文化的窗口。先前提及的段妈妈，她说尽管自己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但她也定制了相同的服装参加跳舞，因为她是班辈中的一名成员。

由此，班辈的关系在新华村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影响着村民的行为，使同班辈的村民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而同时，班辈关系在村民参与旅游业的契机下，也得到巩固和加深。例如，舞蹈队并不是为了旅游业的发展而成立的，但在同班辈集体行为的影响下，村民们间接地在为旅游业而服务。同时，参与旅游业增加了村民利用班辈关系进行沟通交流的机会，使得这一古老的习俗得以巩固延续，深化了村民的社会资本。

3.精英阶层

由于新华村的大多数匠人都能直接与市场相联系，许多银匠们在村内或村外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交网络，这与传统的农村社交网络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农村社交网络主要包含3个层面，家庭关系、亲戚关系和邻里关系。当村民们一旦拥有了与外界社会联系的渠道，他们的社交网络就发生了改变，成为一个多面体的结构，不仅包括原有的3个层面，还包括了市场关系，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社会关系。因此市场关系与家庭关系、亲戚关系和邻里关系形成了一个三面体，这样的社交结构拥有与外界社会更多的接触面，就能获取更多的社会信息［19］。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一些所谓的“精英”就会应运而生。在新华村，这些精英包括旅游投资公司的创办人寸圣荣以及一些加工制作银器的“大师”。

（1）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董事长寸圣荣是土生土长的新华村人，寸家祖辈都以制作银器为主业。上世纪80年代末期，寸圣荣开始投资电器及日用百货零售，并获得了成功，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为西南地区零售行业巨头。从2003年开始，寸圣荣决定回乡投资，用2.4亿资金投资开发新华村文化旅游产业。到目前为止，投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根据笔者对张村长的访谈了解到，三四年前投资公司与新华村的数十名村民代表签定了协议，投资公司有权开发村里旅游资源70年，在头五年中公司每年向村里支付35万，以后每一年增加5 000元。公司有义务绿化荒山，保护龙潭水质以及保护村民的利益。2008、2009年村里利用公司交付的资金发展合作医疗、建设幼儿园和兴修水利灌溉工程。

村民们普遍认为现在较过去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公司重新铺设了乡村道路、安装了街灯、绿化工程以及雇佣环保工人等都使生活环境变得更洁净。投资公司直接向村民们收购银器，给村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样的话他们不需要担心产品的销售或到外地去销售。此外，公司还给村里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如清洁工、销售员以及其他基层的管理员工等，大多来源于新华村或邻近村庄。一些老人认为公司恢复了过去的地下水系统，这对村民是一大好事。

对外，投资公司通过与旅行社签订协议，每天为新华村购物中心带来几百名游客，这起到了连接新华村与外界旅游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新华村在旅游者中的影响力，发挥了桥梁式社会资本的作用。因此，新华村购物成为旅行社包价旅游产品中的一个环节，标志该村在产品规模和知名度等方面获得了旅游市场的认可。对内，寸圣荣的投资在村民间赢得了信任与赞赏，这不仅因为公司的投资极大地改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创造了就业机会，还通过组织舞蹈队、洞经音乐协会、开设展览馆等促进了村民们的公共交流，更重要地是增强了居民们的凝聚力和对社区认同。因此，作为结构性社会资本的旅游投资公司，对内增强了新华村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外增加了桥梁式社会资本，这两者都成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推手：前者使居民的社区意识增强，更加认同旅游业的发展，并引导村民们一致行动，后者直接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效益的提升［6］。

（2）“大师”

新华村另一个重要的精英群体是手工艺大师，包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寸发标、“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的董中豪、“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师”母炳林，以及被云南省民委授予“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艺人”称号的洪钰昌等，他们都是在新华村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工匠。在他们参与市场交换的过程中，拓展了各自的社会网络（纽带式社会资本），捕捉到的市场发展变化信息，有助于更新传统的产品理念。银匠们渐渐从原有主要加工宗教和生活用品，转向开发新产品，满足更广的审美需求。例如寸发标创制并被云南省银器博物馆收藏的“九龙”系列银器，母炳林著名的“十八般武器”系列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此外，寸发标的作坊还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首饰专业的实习基地，这是对新华村手工艺类旅游产品在社会影响度上强有力的升华。正是受到了大师们的影响，许多银匠也开始突破创新，目前新华村的产品类型已经丰富至千余种。

在新华村，大师们聚居的巷道被命名为“大师巷”，现已成为游客的必访之地，甚至不少游客是冲着大师们的名气到新华村旅游。这反映了社会资本、精英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资本为精英的成功提供了有效的场域，精英的成功不仅使他们自己成为当地的旅游吸引物，同时也提升了新华村广誉度的层次。更重要地是“大师”们成为新华村与大学、研究机构及其他组织连接的通道，不仅对新华村桥梁式社会资本的增加及层次的提升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更对新华村手工艺文化传承的模式产生深远影响，这将会改变新华村未来的社会资本存量，尤其是对个人层次社会资本的改变，进而改变村民参与旅游业发展的方式、层次和格局［13］。

（二）认知性社会资本

针对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如村民间的信任、互惠关系等，笔者通过开展问卷调查获得了一些结果。从问卷结果来看，新华村具有较高比重的认知性社会资本。近90%的受访者认为村民们都是诚实和可以信任的（但其中约有11%的认为现在的信任度比过去要低），90%认为如果哪一家庭有困难，其他村民会来帮忙。铜匠洪师傅举了一个例子：村中有一农户2008年遭受火灾，村民们发动了捐赠，大多数家庭都捐了100或200元不等；而另一位受访的村民杨大爷即将到昆明与儿子同住几年，他告诉我说邻居会帮他照看房子直到他回来。大多数村民都认为在过去银匠们外出谋生的时候，相互之间的信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其他桥梁式社会资本

与当地政府的联系是新华村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桥梁式社会资本。2000年申报“中华民俗之乡”以及2009年国家4A级景区的申报都由当地政府所领导。与此同时，村委会在申报4A级景区的过程中积极与政府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需要重新修建村中道路以及开展绿化建设，占用了部分村民的土地，这遭到了村民的极大反对。村委会安排了工作组分头到有矛盾的农户家做工作，前后开展了二三百次说服工作。村长说他们通过分配工作组成员到各自的亲戚家，这样的安排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同时还强调说在这次做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人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村民对工作的结果也很满意。

在这个事例中，纽带式社会资本和桥梁式社会资本协同作用取得了双赢的效果。纽带式社会资本起到了增进协作和促进村民共同行为的作用［20］。

五、初步结论

（一）新华村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旅游产业发展互动机制

新华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村民成为旅游发展中的主体是社区内各项社会资本不断积累发展的结果。结构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为村民参与提供了内部条件和基础，桥梁性社会资本为村民的参与提供了外部支持。

正因为村民间的互助（通过在村内广泛的学徒关系互传技艺），使大部分村民拥有手工艺品制作技能的同时造就了精英阶层，从而使新华村能被外界所认知，并获得了“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民俗文化村”等多项殊荣［10］，这成为新华村良好社会声誉及对游客吸引力的根源，为新华村与外界开展更广泛联系奠定了基础，也极大地提升了村民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的可能性和空间；同时，社区与外界社会的联系，如与新华村与当地县政府、通过“大师”等精英们与外界研究机构、通过投资公司与旅行社等的联系等桥梁式社会资本，在新华村旅游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所有这些社会资本的共同协作极大地促进了新华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因此，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旅游形成的互动机制可以归纳为：

以互助为核心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培育精英阶层，通过精英阶层的桥梁式资本和纽带式资本拉动社区旅游产业，促进居民参与。如图1：

图1 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旅游形成的互动机制

（二）纽带式与桥梁式资本协同作用促进新华村社区参与旅游的深度和广度

对乡邻进行回馈和造福家乡是寸圣荣创建旅游投资公司回乡开发的重要原因，这是纽带式资本对新华村旅游业发展的促进。同时，通过寸圣荣，其个人及企业的桥梁式社会资本也协同发挥作用。新华村旅游业发展的层次在寸圣荣回乡投资开发前后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说明在新华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即便是在新华村这样一个内部发展基础较好的社区，桥梁式社会资本的提升作用仍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社会资本。与过去社区居民个体散户通过银器店或是“农家乐”参与旅游相比，通过招聘用工、饮食文化街、民间手工作坊、旅游购物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等多个旅游项目，社区在参与旅游的方式上更加多元，在范围上更加广泛。

另一方面，由于旅游购物中心等的兴建，手工艺品的需求扩大，在新华村出现专门供应银锭等生产加工原料的农户，新华村初步形成了银器加工制作的产业链的格局。这表明居民参与旅游业在纵深方向上获得发展，确保了利益的本地化，有利于维持居民在旅游产业中的主体地位。

（三）纽带式社会资本对村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与桥梁式社会资本相比，纽带式社会资本在促进旅游业发展方面作用稍弱。事实上，纽带式社会资本则会对社区的团结一致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7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投资公司虽然收购村里的银器，但事实上仅收购总经理寸圣荣亲戚家的，或与他们内部关系好的。尽管很多村民都愿意把产品卖给投资公司，但由于他们没有“内部关系”因而产品无法被收购。2009年6月，投资公司在村口设立了大门，开始对每位游客征收20元的门票，村民们反映此后村里的散客数下降了不少，因此也造成了商铺、餐馆以及家庭旅馆生意的减少。村民们说每逢周末，总有不少散客来自丽江或大理等周边城市，但自从开收门票之后，游客减少了。

（四）社区参与旅游产业促进社会资本的变化

村民参与旅游业促进了包括结构性、纽带性以及桥梁式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如舞蹈队、洞经音乐协会等的成立，增加了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形式与内涵。同时，由于旅游业的发展，新华村与外界社会的联系变得更加频繁和多样化，涉及到更多的社会领域，社区桥梁式社会资本在层次和类型属性上都分别有了提升和丰富，这进一步推动了新华村个人层面及集体层面的旅游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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