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淼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 贵阳 550028）

理性、传统与现代政治
——欧克肖特政治思想引论

赵 淼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 贵阳 550028）

经由对理性主义政治的反思与批判，导出政治之真谛乃是追求传统的暗示，并对传统做颇具哲学意味的阐发，欧克肖特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走进现代政治世界，去疏解其中的迷信与困惑。欧克肖特主张从传统中寻求智慧，并不是说要回到一个已死的过去，而是提示人们好好去理解和把握现在，不把眼光盯住浮华的政治理想，而是切切实实地活在当下，在现实中反思政治及社会安排中不连贯和不一致的地方，进而探寻现在所蕴涵和提示的种种可能性。

理性主义；知识；传统；暗示；政治

英国政治思想家欧克肖特之为国内学人所知，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现代理性主义政治的考察与批判，言辞犀利却不失优美，娓娓道来而不故作高深①。欧克肖特指出，作为“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最为突出的思想潮流”，理性主义的影响所及，遍及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然则，受此种理性的神话感染最深者莫过于政治。欧克肖特断定：“今天几乎所有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准理性主义的”［1］（p.1）。经由对 理性主 义政治 的反思 与批判，导出政治就是追寻传统之暗示，并对传统做颇具哲学意味的阐发，欧克肖特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走进现代政治世界，去疏解其中的迷信与困惑。

一、理性主义政治的病理

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这篇名文中，欧克肖特考察了现代理性主义的特征与谱系，思考“它独有的性质”及其对欧洲政治的影响②。欧克肖特指出，虽然政治世界可能最经不起理性主义检验，但是，除了宗教，“理性主义最明显的胜利就是在政治上：不能指望准备将他的理性主义带入生活行为中的人，会犹豫着不将其带入公共事务的行为中”［1］（p.3）。在欧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政治具有以下特点：其一，这是一种“感知需要的政治”。政治就是将理性应用于所感知的需要、难题与危机，理性主义者充当了工程师的角色，而理性则沦为克服危机的纯粹工具。其二，这是一种“完美的政治”和“一式的政治”。理性主义政治洋溢着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理性主义者的信条是“让不完美消失”，他们相信对于所有政治问题而言，理性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而且这种办法具有普世性。其三，这是一种“书本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性主义者将政治视为可以照着指导手册进行的技术性操作，“用某种自己制造的东西——意识形态来代替传统，它将传统中原本蕴涵的理性真理的基础进行了格式化的缩略”［1］（pp.2－7）。

欧克肖特认为，“所有的当代政治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义”，而导致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泛滥的原因是欧洲遭受了“政治无经验”的侵袭：没有经验的统治者渴望在一本书里就能找到足够应付政治的所有知识，渴望有人直接告诉他一种能很快记住并套用的政治技术，渴望一种特殊的拯救。马基雅维里就是首批贪婪地进入政治领域，试图为那些政治无经验的统治者提供一种政治技术的“抄本”的冒险家；没有经验的新的统治阶级也需要这样一种抄本似的政治教义，以取代政治行为的习惯。这样的抄本是对传统的缩略，它把传统的“真理”展示在一套抽象原理中，却遗漏了传统的丰富意义。洛克的《政府论》就是这种将传统进行缩略的突出例子。同时，对于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比如美国，它的奠基者认为他们的事业似乎从“无”开始，“他们比一个旧世界的居民更完全地相信，一个社会的合适组织和其事务的处理的基础是抽象原理，而不是以汉密尔顿所言‘必须在古老的羊皮纸文稿和发霉记录中仔细检查’的传统为基础”。《独立宣言》由此成为理性主义时代特有的产物［1］（pp.23－28）。

欧克肖特推断，这个理性主义的时代大致是从17世纪早期开始的。在培根和笛卡尔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后来成为理性主义特质的最初征兆。在《新工具》中，培根提供了一套“有意识制定的研究技术”，其特征是：第一，它是一套技术规则，可以被制定为一套精确的、可以记住的指示；第二，这套规则的应用纯粹是机械的，不需要任何非此种技术本身给予的知识或智力；第三，它是一套与具体问题无关，可以普遍应用的规则。培根不仅主张专注于技术，而且宣称只有技术和那些为它所用的材料才是最重要的，倡导一种“技术的霸权”。笛卡尔的《方法论》也将探索世界的技术制定为一套规则，它们完美地构成了一种可靠的方法，其应用是机械的、普遍的。不过，培根承认技术并不构成知识的全部，笛卡尔否认某种方法是探索世界的唯一手段。他们都清楚，技术的霸权只是一个梦想，而不是现实。他们的后继者传承了这种技术的霸权梦想，而忽视了他们对于技术与方法本身的怀疑。故此，欧克肖特认为，头脑平平的人滥用天才之灵感，结果催生了现代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历史是技术霸权的教条不断侵入人类理智活动的历史，而它每走一步，都是在“脱离其灵感之真正来源”，变得越来越粗俗［1］（pp.13－17）。

理性主义的粗俗在于它专注于知识的确定性，将知识的内涵过分简单化，知识被等同于技术。技术知识符合理性主义者对确定性的偏执追求，可以被制定成各种具体的规则并被明确记录下来，可以去死记硬背，可以机械套用。比如，人们很容易在驾驶教程中找到开汽车的技术，在烹饪书上找到烹制菜肴的技术。在欧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者误解了人类活动的知识特性，被技术知识表面的确定性所欺骗，固执地把技术知识当作知识的全部形态。欧克肖特指出，人类的任何实际活动都包含着两种知识，除了技术知识，还有实践知识。实践知识只存在于运用中，并不能被制定为规则，然而，从事任何具体活动，掌握任何技术，没有它都是不可能的。“这两种可区分但不可分开的知识，是一切具体人类活动所包含的知识的孪生组成部分”，如同一个好的厨师，他的知识并不局限于烹饪书上所记下或可能记下的东西，唯有通过经年累月的菜肴烹制，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厨师的厨艺。欧克肖特的看法是：“没有什么地方，技术知识能与实践知识分开，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也没有什么地方它们彼此同一，可互相替代。”［1］（pp.7－11）

欧克肖特关于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区分，远可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知识被分成理论知识、实践智慧与技艺。晚近赖尔的“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以及波兰尼的“明述之知”和“默会之知”，意思也大致与之相当。欧克肖特讲：“钢琴演奏者获得了技术，也习得了艺术才能；棋手获得了下棋的知识，也习得了对棋局的洞见与风格；科学家习得了某种判断力，在技术将他引向歧途时能让他知晓，还习得了一种鉴别力，使他能够区分探索的方向值得与否。”［1］（p.11）此时，演奏者的艺术才能、棋手的洞见与风格以及科学家的判断力和鉴别力，皆可视为实践知识的范例。当然，欧克肖特意不在做一种纯粹的知识论探讨，他的目的是强调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中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相伴相随。然而，理性主义者信奉技术知识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并将这种信仰作为政治的基础，这在欧克肖特看来，结果甚为不幸。理性主义关于人类知识本质的理解将导致 “心灵的堕落”。理性主义者无力纠正自己的缺点，却又刻意忽略那种可以对之进行补救的实践知识，唯一所做和能做的是“用一个他希望成功的理性主义计划取代另一个已经失败了的理性计划”。最终，政治因理性主义的思想残疾而不断蜕化，身处其中的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时代的悖谬：“理性主义者长期忙于这样的计划，他们抽去我们的道德理想悬浮于其中的溶液，把它作为无价值的东西倒掉，这样我们就只剩下满是尘砂的干枯残余，而当我们试图将之拆除时，又会使我们窒息。”［1］（pp.31－36）

欧克肖特指出：“只要促使理性主义政治出现的环境还在，我们就必须料想我们的政治在气质上是理性主义的。”［1］（p.29）不过，承认在现代性条件下理性主义政治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理性主义政治必定能够将社会中长期沉淀下来的习俗、传统或那些偶然的、不确定的东西一扫而空。理性主义者希望在一块白板上谋划出一幅理想的政治蓝图，然而，世界上并无这样一块空白的处女地。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决不是像看起来的那样白手起家，而总是在特定社会中，依靠着一份未被认出的遗产。理性主义者假定一个社会的安排可以始于一个预先策划的政治原则或意识形态，殊不知，是先有政治活动，政治意识形态才随之而来，“政治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政治活动半神圣的父亲，而是它尘世的继子”［1］（p.118）。理性主 义政治 倒果为因，躲避在一个声称具有确定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实际上，它仍不得不沉浸在不完全可知的偶然性之中，决不能成功地将自己从不确定的意见或猜测中解放出来。

在欧克肖特看来，人类活动中总是包含着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在政治活动中除了理性的运用，还有不可忽略的其他因素的存在，理性主义者以为理性主义政治就是政治的全部性格，以偏概全而不自知。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并非简单地“反对”理性主义或是“抵制”理性主义政治，而是要把理性主义政治的偏狭揭示出来，将对现代政治的思考引向一个更为全面和立体的方向。欧克肖特批判理性主义政治，但从未否认政治活动中理性的存在。虽然欧克肖特认为将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照搬过来研究人类社会不合适，但他并不认为理性主义政治的困境是“由于自然科学以及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文明中所占的位置”［1］（p.29）。在欧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政治观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应用于非科学的领域，或是将理性运用在非理性的事物上，而在于它误解了理性本身，将理性和知识与技术等同起来。欧克肖特批判的不是理性，而是那种对待理性的狭隘观念，这种观念将理性孤立起来，独立于特定的环境和行为，使之成为实践的唯一前提和评判标准。这样一种将理性与实践中的其他东西割裂开来的做法，破坏了实践作为一个经验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完整性，因为在一个经验统一体中，“任何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要素会比其他要素更为重要，没有什么要素不被重组和改变。一个观念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连贯性，而不在于它同某个固定的观念相符或相一致”［2］（p.33）。在欧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构想，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错误描述。一种所谓的“理性行为”不仅仅是不值得追求，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理性主义的政治观误解了政治世界的本质，理性主义政治的“成功”，不过是理性主义者的“错觉”［1］（p.89）。

对于欧克肖特的理性主义政治批判，有学者认为，欧克肖特所指称的理性主义者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对手，一个“稻草人”，因为没有哪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怀有“理性主义”这样一种滑稽可笑的信条，更不要说理论家了［3］（p.115）。有学者提出，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暗藏了“特洛伊木马”，有一种强烈的反自由主义倾向［4］（p.338）。其实，在欧克肖特那里，所谓的理性主义政治不过是一种“理想类型”。对欧氏而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其他的种种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们都与理性主义的思维脱不开关系，都是欧克肖特批判和检省的对象。但在欧克肖特的视野中，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抑或理性与传统并非全然对立、互不相干，而是统一于人类的经验世界之中。他批判理性主义并不是否弃自由，恰恰相反，他是认为理性主义的政治观误解了政治实践的本质，从而会妨碍政治活动中主体自由的实现。因为，在他看来，自由终归由人的实践而非抽象的教条所赋予。

理性主义政治期望为政治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可靠的原则和基础，欧克肖特则拒绝用抽象的原则和教条去衡诸鲜活的政治实践，主张在具体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欧克肖特可算是怀疑“元叙事”、大谈“非基础”的后现代主义的同路人了。不过，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理性主义，但他们用预设的“歧见”取代“一致”、“开放”取代“固定”、“多元”取代“一元”，依照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的理解，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路数，如果要说是后现代的话，那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 后现代 变体［5］（pp.25－27）。恰如欧克肖特对哈耶克的批评：“一个抵制一切计划的计划可能比它所反对的东西更好，但它属于同一种风格”［1］（p.21）。总之，欧克肖特批判 的靶子 是理性主义而不是理性本身，他怀疑理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各种打着理性之名的政治规划，但他不是怀疑一切。在他看来，政治是跟传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理性主义政治试图将传统清除，欧克肖特则提醒人们去追寻传统的暗示。

二、政治是追求传统的暗示

在《政治教育》一文中，欧克肖特将政治解释为“参加一批人的一般安排的活动，这些人由于机遇或选择走到一起”，但这种活动方式最突出地表现在“世代相传的合作团体”，即国家上［1］（p.112）。这实在算不得一个严谨的定义，欧克肖特自己也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政治的定义”，而是“对政治活动的理解”。欧克肖特谈到了两种流行的对政治的理解：一种是将政治理解为意识形态引导下的活动。这是理性主义政治一贯的主张，欧克肖特对此加以批驳并不意外；另一种观点则是与意识形态政治完全相反，认为政治是一种纯粹经验性的活动，是一种“没有政策的政治”。这在欧克肖特看来也值得怀疑，“经验主义本身完全不是一种具体的活动样式”，纯粹经验的政治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理解将政治等同于每时每刻欲望的满足，人的行为如同动物之本能，了无意义［1］（pp.114－115）。既如此，到底该如何理解政治呢？欧克肖特的看法是：政治是追求传统的“暗示”，“在政治上，每件事情都是作为结果发生的事情，都是追求，但不是追求梦想或一般原则，而是追求一种暗示”［1］（p.124）。

对欧克肖特而言，政治既不是从瞬间的欲望产生，也不是从一般的原则产生，而是从已然存在的行为传统中产生，“构成一个能进行政治活动的社会的种种安排，无论它们是习俗，是制度，是法律，还是外交决定，都是既连贯的，又是不连贯的，它们构成了一种模式，同时又暗示了对没有完全呈现的东西的同情”［1］（p.124）。政治 活 动 就 是 要 探 索 这 种“同情”，而相关的政治推理就不是凭空去创造一种政治原则，而是揭示此种已然存在“但还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同情”，并令人信服地证明，现在承认它正当其时。欧克肖特以一向比较模糊混乱的妇女之法律地位问题为例。在英国，有关妇女的权利义务在一些方面被承认，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并不见得。欧克肖特认为，对于妇女获得选举权这件事而言，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乃是她们在其他的许多方面早就被赋予政治权利，对妇女选举权的承认只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妇女权利的扩展和引申。拿诸如“自然权利”、“正义”或“妇女人权”这样的抽象观念来做解释，是故弄玄虚，这些观念并不能解释两性最初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到底从何而来。真正的理由是，在一个日渐平等的社会里，妇女没有选举权与社会中的其他事情相悖，与已有的传统不一致。比如说她们已经有了财产继承权，妇女选举权的阙如使“社会安排中有一种不连贯性”，这种不一致和不连贯需要得到补救，给予妇女的投票权便顺理成章了。所以，欧克肖特认为，政治不能采取别的形式，只能通过探寻和追求传统中暗示的东西从而对现存的安排作出改进［1］（p.124）。

欧克肖特强调在政治活动中我们需要寻求的不是所谓的“逻辑推论”或“必然结果”，而是一种并不那么精确和明晰，但能给我们以启示的传统蕴涵。在欧克肖特这里，传统并非固定和一成不变，它不是一套死板的行为方式或生活样式，并非定然朝着某个单一的方向发展。欧克肖特如此描述：“虽然一个行为传统是脆弱和捉摸不定的，却不是没有同一性，它之所以能成为知识的可能对象，是因为它的所有部分不是同时变化的，它经历的变化潜伏在它之中。它的原则是‘连续性’：权威散布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散布在老的、新的和将来的之间。它是稳定的，因为它虽然运动，却不是全部在运动；它平静，却不是完全静止。任何属于它的东西不会完全消失；我们总是会转回去，从它甚至最久远的时刻恢复某些东西，并使之成为当下话题：没什么能长期不变。一切都是暂时的，但没什么是任意的。一切都是通过比较而出现，不是与紧挨着它的东西比较，而是与全体比较”［1］（p.128）。通过这样一种辩证的阐释，欧克肖特揭示了一种颇为独特的传统观。此处的“传统”融稳定与变化为一体，它不刻板，也不守旧，而是一个开放的传承、接纳与创新系统。追求传统的暗示，便是在这个系统中探寻它所蕴含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欧克肖特的传统观，是从他对历史的看法导引出来的，与他的历史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欧克肖特而言，历史不是固定不变的、等待历史学家去发现的所谓“真实发生过的事物”。历史是一个不能脱离于现在的过去的观念世界，但也不是用来为现在服务的“实践的过去”，“历史的过去总是现在的；但历史的经验总是以过去的形式呈现出来。只要我们在探讨历史观念的思想时，这种矛盾就必然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经验，故历史永远是现在的，其史实是现在的史实，其世界是一个现在的观念世界；可是因为它是历史，一种经验整体中的历史层面，因此它是一种对不是过去的过去和不是现在的现在 的持续 断言”［1］（p.111）。在欧克肖特看来，历史的过去固然已成“过去”，过去的某些事物却留存至今，成为人们认识“过去”的线索和证据，依靠这些线索和证据，再加以历史的想象，便可重构一段过去的历史事实。这种对于过去的认识与重构，评判其是否正确的标准不是某个纯粹客观的历史，而是历史作为一个经验世界本身所具有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每一件事实的真实性皆有赖于它所属的事件世界之真实性，而且这一事件世界的真实性取决于构成这一世界的那些事件间的连贯性”［2］（p.223）。对于欧克肖特而言，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不是断裂而是连续的，它们本质上应当是连贯的、一致的存在，任何现在都是前一刻的现象的延伸，也预示了未来的事物的某些特征。而传统其实就是从过去到现在的经验之沉淀、累积，它构成了政治活动的基本场域，而传统也孕育了未来之希望。欧克肖特主张从传统中寻求智慧，并不是说要回到一个已死的过去，而是提示人们好好去理解和把握现在，不把眼光盯住抽象而浮华的政治理想，切切实实地活在当下，在现实中反思政治及社会安排之不连贯和不一致的地方，进而寻求“现在”所提示的种种可能性。

欧克肖特将政治与传统紧紧勾连在一起，这很容易令人想起他的前辈柏克。二人同属英国唯心论的知识谱系，皆重视传统，反对激进的变革。不过，在柏克那儿，作为一个社会已有的宗教信仰和伦理习惯，传统不是偶然性的累积，传统的展开体现的是一种自然或理性的生长过程。与个体有局限的、弱小的理性相对，传统是一种智慧的聚合，它的力量更强大，也更值得尊重。然而，在欧克肖特这里，传统首先是一种行为传统，它是人类在面对无数的偶然状况时逐渐累积起来的实践经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必然的、叫做“传统”的东西摆放在那儿，等着人们去取用或者瞻仰③。与柏克相比，欧克肖特由其历史哲学所导引出的传统观更具灵活性，更为开放。不过，在批评者看来，欧克肖特的传统观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它没有提供一个原则或标准用以区分一个传统的好与坏。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都是好的，比如前南非的种族隔离与英国的议会民主孰优孰劣就需得一个评判的标准。第二，欧克肖特否认政治在传统之外可以有所追求，然而，没有一个传统是纯粹单一的，它总是蕴含很多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东西，传统本身并不能告诉人们哪一种暗示是值得追求的，因此必需 一个外 在的标 准［3］（p.136）。第一种 批评将传统简单地等同于现状，实际上误解了欧克肖特视野中的“传统”。在欧克肖特那里，传统并不等于现状，而现状之好坏其实是内在于传统之中，好与坏的评判不依赖于外在的标准，只能到传统本身去寻求。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形下，比如政治危机之时，也没有一个外在的标准或“指导”可以依靠，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指导；除了危机没有触动的它自己的行为传统的残片、遗迹、遗风之外，没有其他资源”，“政治危机始终出现在一个政治活动传统中；‘拯救’来自未被削弱的传统本身的资源”［1］（p.126）；对于第二种批评，欧克肖特曾这样反问：“难道要人告诉你们，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在政治上却有一个可以判定什么应该做的证误方式？”［1］（p.136）其实，欧克肖特自己十分清楚，传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总是包含了很多东西，提供了多种“暗示”，而“我们没有证误装置可以用来得出最值得追求的暗示；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我们的判断常犯严重的错误，而且一个愿望满足的全部效果也是如此无法预测，以致我们改进的活动常常被发现将我 们 引 到 我 们 不 想 去 的 地 方”［1］（p.124）。不过，在欧克肖特看来这却是政治活动不能被消除的特性，较之那种将标准赋予某种单一的理念、原则或规范的幻想，将政治交与传统本身，以传统之一致性和连贯性作为标准，把政治看作是对传统所蕴涵的多种可能性的思考和权衡，如此，我们理解的错误将少得多，危害也小得多。

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意不在消除政治中的理性，他对政治行为传统的重视也不是要推荐某种固定的传统政治模式。欧克肖特视野中的传统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追求传统的暗示非但不是将政治引向某个特定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形态，反而开放了一个多元的对话空间，在这其中各种不同的、竞争性的选择呈现出来，但没有哪一种选择是宰制性的，人们需要做的与其说是找到一个最完美的选择或方向，倒不如说是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不断地加以权衡，以在诸种选择中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欧克肖特如此描绘：“在政治活动中，人们犹如航行在无边无垠、深邃无底的大海上：既无港口可供停靠，亦无海底可以下锚，既无起点，也无终点。一切努力仅求平稳地漂浮；这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而航行的要领就在于运用行为传统所蕴含的资源，化险为夷。”［1］（p.127）柏拉图曾经借苏格拉底之口将国家比作一艘船，他告诫人们，船长不是毫无用处的空想家，而是真正知晓如何驾驭这艘船的人，唯有依靠这个具有真知的 人 才 能 将 船 驶 向 预 想 的 目 的 地［6］（pp.235－236）。然而，在欧克肖特的比喻中，这艘船并无这样一个掌舵之人；即便有，他也可能是这船上的每一个人，而这个舵手的角色不过是将自己的重量置于船头，起一种平衡作用而已。这艘船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前进方向，唯求保持船的平稳漂浮。这样一种对待政治的看法，不免令那些对某种肯定的政治目标充满期待的人感到沮丧。然而，在欧克肖特看来，只有失去勇气的人才会沮丧，因为他们迷信一套政治理想和意识形态的指引，从而失去了自我决断和行动的能力。而对于头脑清醒者，他们会明白：“我们越透彻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政治传统，它的全部资源就越容易为我们所拥有，我们就越不可能沉迷于那正等着无知和粗心大意的人的虚假观念。”［1］（p.133）

三、余论

政治实践当依赖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案还是追寻传统的暗示？这个问题隐含两种关于政治的不同理念或立场，欧克肖特后来的著作《信仰的政治与怀疑的政治》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和阐发。“信仰的政治”实则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政治，它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认为进步是无限的，而所有缺陷和不完善都只是暂时现象。这种政治观还相信促使人性不断完善、最终达致完美的行动者是政府，政府是全能的，它不仅仅是安排事务、做出决策的机构，而且是甄别谬误、掌握真理的权威所在。治理活动成为无限制的活动，它将国民的所有活动整合起来，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完美的事业，“现在远比过去重要，将来则比过去、现在都重要”［7］（pp.23－30）。与前者相反，“怀疑的政治”注意到人类经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认为我们对人类完美状态知之甚少，把我们对完美的追求与治理活动联系起来，将精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方向是不明智的，那种由全能政府所掌控的径直追求完美的做法最终只会招致失败和痛苦。在此种政治观念中，治理是必要的，但应当节制而不能无止境扩张，政府的作用是维护表面的秩序，如同烹饪所用之大蒜，惟有当其缺少的时候，人们才会注意到［7］（p.36）。“怀疑的政治”并非怀疑一切，它相信只要知道如何做就会做得更好，而这种智慧不能诉诸完美政治目标的指引，只能通过追寻传统的暗示来获得。简言之，通过对西方政治中两种并立观念的阐释，欧克肖特试图表明，思考现代政治需要多一点怀疑，少一点迷信，因为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在决定未来的行动时万无一失，我们要少犯一点错误，就应该全面地理解我们的政治传统，不因为其局限而刻意去贬低和遗忘，更不要把美好的愿望当成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这种提醒仍不无启发，而置之中国语境，更显弥足珍贵。

注释：

①欧克肖特在西方政治思想界是与哈耶克等人比肩的重量级人物，但对于国内政治学界而言，仍较为生疏。在大陆学界，张汝伦先生对欧氏思想的评析和推介用力甚深，欧氏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及其他论文》最早由张先生择取其精要篇目以《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为名辑译出版，本文参考了张先生的译本，译文有所改动。（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②欧克肖特的政治论说以“rationalism”为主题，但他并非一般地批判“理性”，而是批判西方政治“理性至上”的现代性倾向，欧克肖特所讨论和批判的对象更确当地说是政治中的“唯理主义”。

③不过，“tradition”（传统）一词的确容易让人联想到陈年遗事或祖传旧制，在欧克肖特晚年的政治哲学集大成之作《论人类行为》中，同样强调一种人类行为历经岁月所形成的规矩或惯习，取而代之的是“practice”（实践）。（Michael Oakeshott.“On Misunderstanding Human Conduct”.Political Theory，1976，（4）.pp.353-367）

［1］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M］.London：Methuen ＆Co.Ltd.，1962.

［2］Michael Oakeshott.Experience and Its Modes［M］.Cambridge：The University Press，1933.

［3］Paul Franco.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4］David Spitz.A Rationalist malgre lui：The Perplexities of Being Michael Oakeshott［J］.Political Theory，1976，（4）.

［5］Debra Candreva.The Enemies of Perfection：Oakeshott，Plato，and the Critique of Rationalism ［M］.Larham，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05.

［6］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Michael Oakeshott.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 ［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

D09

A

1008－7168（2012）05－0011－06

10.3969/j.issn.1008-7168.2012.05.002

2012-05-28

赵淼（1977－），男，贵州大方人，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博士。

杨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