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底闭幕的2011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65部入围的优秀纪录片中，多部国产影片在纪录片节中脱颖而出。独立纪录片人范俭的最新纪录片作品《活着》获得本届纪录片节的评审团特别奖。这部使用索尼PMW-EX1R和佳能EOS 5D Mark II拍摄的纪录片，不仅仅在画面上获得认可，更重要的是，这部讲述地震灾区母亲再生育题材的影片内容，深深地打动了所有观众的心。

缘起

2009年的夏天，我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拍摄心理援助志愿者的故事，我了解到这些志愿者援助的主要对象就是失去孩子的家庭。和这些家庭接触久了，我就萌生了想为他们拍个纪录片的想法，但拍什么人物、什么故事、什么主题，则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到了2009年的10月，我逐渐确定拍摄这些家庭重新生育孩子的故事，这是关于生命延续的故事，对于全世界的观众来说，这是普世性的命题。地震后四川灾区有6000多个家庭要重新生育孩子，他们大多有复杂的生育动机：他们普遍相信通过孕育新生命能让过去那个生命回到他们身边，他们不愿接受过去那个生命真正离开了他们，他们希望过去的孩子能轮回转世。

有了这些思考后，我给片子暂定名为《重生》，逝去的生命能否重生？我将去探求。必须要说的是，我很在意我的纪录片能否吸引观众，我希望我的纪录片能让尽量多的观众看到，而不仅仅是小众欣赏。我想拍摄的是既有艺术价值又有观众缘的纪录片。

第一次拍摄

2009年10月下旬，在和朋友借了8000元后，我带着摄影助理鲁帅坐上开往四川的火车。第一次拍摄其实是边拍摄边调研的过程，我要逐步确定我要拍摄的主要人物是谁，她们有什么不同的故事，她们互相怎样建立人物关系等等。

由于几个月前我在都江堰拍摄了心理援助志愿者的故事，已认识了不少丧子家庭，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他们大多已熟悉了我和我的摄像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对我充分信任，他们只是并不拒绝我的拍摄，我和他们要取得信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13天的拍摄和调研中，我逐渐确定了三个主人公，她们是三个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三人中马军年纪最小，35岁，地震后比较早地选择了试管婴儿的方式来再生育（她无法自然生育），也顺利怀孕，三个月后即将生育。在再生育的母亲中，马军是比较顺利的，她是成功生育的代表。叶红梅是马军的朋友，也有同样的命运，但她已40岁，第一次试管生育以失败告终，正在犹豫是否要进行第二次试管生育，即使再次尝试，成功的希望也很渺茫，她的命运与马军形成对比。叶红梅和马军都相信轮回，认为生育新生命能把过去那个生命“唤回”，叶红梅特别希望能再生一个女儿，因为她以前的孩子也是女孩。第三位母亲是我接触到的唯一不想再生育的母亲，叫蒲莉，她不相信轮回，她认为过去那个生命是无法替代的，她也不愿再经历生育的种种艰难和痛苦。

第一次拍摄和调研让我意识到拍摄难度还是很大的，主要的难题在于我是男性导演，我的拍摄对象基本都是女性，我很难“近距离”拍摄她们，我也很难走进她们的内心，我必须要取得她们的足够信任，我必须要足够细腻和细心。

广州纪录片大会

2008年，我第一次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那次虽然没有在大会上pitch（投标），但了解了pitch是什么以及pitch对于纪录片制作来说有怎样的意义。2009年12月，我又来到广州纪录片大会，这次带着《重生》的片花，我要面对BBC、NHK、ARTE、NDR等国际纪录片买家pitch我的《重生》。

在第一次拍摄之后我就剪出了一个小片花，拿给梁为超看，他此前几年一直做纪录片制片人。他看了后对这片子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做《重生》的制片人。在这之前，梁为超已有一些国际联合制作纪录片的经验，并专门做纪录片制片人，他对纪录片创作、对我的项目都有强烈的兴趣，我们的合作意向很快达成。我和为超在影片制作阶段的基本分工是：我负责拍摄制作，他负责融资、寻找国际联合制作方。我们的共识是：让《重生》这个项目走向国际舞台，开展国际联合制作，而不是通常的国内独立纪录片小额的、独资的、没有正规发行渠道的制作方式。我们合作的共识是基于我们都对《重生》有信心，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化的故事，生育与生命是全世界观众都能读懂的命题。

我制作的片花和我的pitch在纪录片大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很多国际买家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重生》成为那一年的十佳提案之一。那年的纪录片大会，给我片子回应最多的就是NHK的节目编辑今村研一先生，但今村还是很谨慎，说希望看到更多素材后再决定。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比较好的消息了。

第二次拍摄

很显然，纪录片大会并不能迅速给我们带来合作协议和资金，我们必须自己找钱继续拍摄，必须拿出更多的素材，才可能开始国际联合制作。

梁为超想办法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融”来一些资金，作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拍摄费用。这几个投资人投的额度都很小，但都算是这个项目的股东，我和为超则用自己的劳动作为投入，也成为这个项目的股东。第二次拍摄在2010年1月进行，共13天。我们的经费还是很紧张，仍然是我和摄影助理鲁帅从北京去四川，这次拍摄我多了个导演助理，就是后来成为我女朋友的臧妮，她从重庆来四川助阵，摄制组多了个女性成员，我们和那些母亲们的距离拉近了不少。

第二次拍摄中，我们锁定的几个主人公的戏份渐渐有了变化。马军顺利地生下了试管婴儿，她是都江堰的地震丧子母亲中第一个试管生育成功的，她的成功有标志性的意义，对其他母亲有很积极的影响，但在这之后她的戏份就很弱了。叶红梅仍然在犹豫是否开始第二次试管婴儿生育，她的行为动作比较静态，戏份也很少。最有戏份的是蒲莉，本来不想再生育的她却突然怀孕了，这让她很矛盾，很纠结，再加上她本来就和丈夫有一些生活上的矛盾，她成了最焦虑的母亲。

喜讯

2010年3月，梁为超在香港举行的亚洲纪录片之光（ASIAN SIDE OF THE DOC，一个由法国主办的纪录片提案选拔活动）获得与NHK的合作意向。这个活动和广州纪录片大会相似，也是市场活动，众多亚洲优秀的纪录片项目会在这里向众多国际纪录片买家pitch。在这里，为超用英文上台pitch，并播放了我们用新素材重新做的片花，放完后台下的买家们掌声一片。这样的反响和我们不断推进拍摄的态度以及更多的素材都直接影响了台下的今村研一的态度，这次他开始和为超谈合作意向，根据他们的出资额度要求得到片子在日本的播映权益，同时作为项目股东和我们开展联合制作。

和NHK的合作意向达成了，但离合同签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好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国际联合制作。我们像一个婴儿一样从蹒跚学步到真正学会走路，这个过程中，制片人梁为超功不可没。

最重要的拍摄时期

2010年的3月至5月我们又完成了3次拍摄，共31天。这一阶段我们的拍摄经费仍然紧张，NHK的钱不会马上到位，要等上几个月。由于经费的原因，这期间也有很长时间完全是我一个人在拍摄，有时臧妮会从重庆来四川帮我一下，在拍摄中她从女性的视角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这段时间是整个前期拍摄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了第一主人公，也逐渐确立了基本的故事框架。之前的拍摄本来把蒲莉当做第一主人公，但她最大的问题是不愿被拍摄，而这一时期叶红梅渐渐有了更多的戏份，她开始了第二次试管生育的历程。像她40岁的年纪，做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只有30%左右，虽然胜算不多，但叶红梅和丈夫仍然坚定地走上试管生育之路，在这条路上，叶红梅要吃不少苦头，承受不少压力，这吸引了我的关注，我想也会吸引观众的关注。而且，在几个月相处的时间里，叶红梅和她的丈夫对我们的拍摄越来越敞开，越来越放松，我也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叶红梅的丈夫祝俊生经常邀我喝酒聊天，他有强烈的倾诉欲。当然，在这期间，我也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帮助，比如帮他们写困难补助申请，比如买一些东西贴补他们的家用，这个家庭只有丈夫每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他们是城市里低收入家庭。

很显然，我的第一主人公不能再是蒲莉了，而是转向叶红梅，她的丈夫也成为我重要的拍摄对象，他的性格很鲜明，喜怒形于色，语言也很幽默，是很好的拍摄对象。

这段时间我对他们的生育行为、对他们的内心都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段时间的拍摄日记中我写道：“我虽未经历地震现场，但我看过很多未公开传播的四川地震的第一手视频资料，确实很恐怖，我经常没法完整地看下去。我一直在想，我拍摄的那么多母亲为什么一直不愿接受孩子已经在地震中死去这个事实，为什么一定要再生一个孩子来替代过去那个生命？……地震硬生生地改变了她们的生命，几分钟前她们还拥有自己孩子的鲜活生命，几分钟后就没有了，这种对生命的改造太强硬了，太突然了，她们真的很难接受，要知道，对这些普通的中国女性来说，孩子几乎是她们生命的全部。而她们未来的生命状态就是努力地去再生育，努力地再造一个生命，努力地让自己的生命状态回到地震前的那个状态。说真的，她们中的一些人更希望生命倒流，而不是前进。但生命是不能倒流的，对那些无法再生育孩子的母亲来说，这就是尴尬所在——生命到底该怎么往前走？”

几个人物戏剧化的变化与结果

6月份，我们又去四川完成了一次拍摄，这次拍摄中几个人物都有了戏剧性的推进和结果。一直对生育这件事很纠结的蒲莉终于生下了孩子，在这之前她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妊娠高血压，差点危及生命。她的孩子也是早产儿，只有三斤重，蒲莉看到保温箱里那个幼小而孱弱的生命，流下了眼泪，我想她的眼泪背后有很复杂的心迹。

叶红梅的试管生育则进入最关键的时期，此期间她呈现的强大的忍受力和母性情怀深深打动了我。我们着重拍摄了夫妻二人的关系，祝俊生虽然能够细心照顾妻子叶红梅，但在挣钱养家方面常常不“给力”，还和妻子半开玩笑地提到过离婚——假使这次生育失败就离婚。虽然这种玩笑之词最后不了了之，但也可见叶红梅这样的女人面临的压力，尤其当周围的女人都纷纷成功怀孕并生下孩子后，这种压力越发加大。

但努力了两年的结果却是第二次试管生育依旧失败，叶红梅已不年轻的子宫根本就怀不上孩子。获悉失败的消息后，叶红梅强忍泪水，沉默地吃着早餐，用筷子一粒粒的挑稀饭吃，拍摄这段的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

最后阶段的拍摄

2010年9月，我准备去四川做最后一次拍摄，我的主人公们生育行为完成已有三个月了，我想再去观察一下她们的生命状态。从叙事的角度讲，可以不需要这次拍摄，但从影片关注的主题看，这次拍摄是需要的，因为影片关注的是生命而不是生育，生育只是叙事线索。

我们和NHK的协议已经签署，经费方面也宽裕了些，这最后一次的拍摄我打算组建一个专业的小团队去拍，我要请专业的摄影师和录音师，我需要专业的影像和声音。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我既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也不是专业录音师，他们做的专业的工作为片子增色不少。另外，我还特意请了图片摄影师去给这些再生育的母亲们拍肖像图片，我想将来有机会的话给这些母亲做个图片展，或者在其他出版物里用上她们的图片。

当然，没有经费的话这些事都办不成，制片人梁为超一直在为这件事努力。他已经在尝试与另一个重要的国际大买家谈合作。

这次拍摄中叶红梅夫妇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生育孩子的念头，他们开始接受收养孩子的想法，而以前叶红梅对此是完全不接受的。他们甚至已不再操心孩子这件事，而是操心房前的菜地，操心即将要分配的廉租房。不管怎样，生命都要往前走的。

10月初，我回到北京没几天，忽然听到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叶红梅怀孕了，而且是自然怀孕。真实的生活永远比电影更要有戏剧性，而拍纪录片的乐趣也在于不断会面对surprise，于是我再次出发，又去到四川拍摄一家人喜悦的状态。

为自己的纪录片创作原声音乐

2010年10月下旬，《重生》开始后期制作。我和梁为超曾商量过请国外的剪辑师来做剪辑，但发现经费还是不允许，只能我自己剪辑。开始后期制作的同时，我也开始物色作曲，我们的片子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声音乐，一方面这是为这部影片量身定做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拥有版权，便于将来做发行。

经过几番寻找和沟通，我最终确认了中国传媒大学的蒋安庆老师来担当我们的作曲工作。

剪辑

2011年1月，《重生》剪辑完成第一版，这一版有90多分钟，以叶红梅、蒲莉、马军三个人物的生育故事为线索，讲述三个人的故事，只是笔墨各有不同，叶红梅的笔墨最多。我把这一版拿给《归途列车》的导演范立欣看。

范立欣提的最中肯的意见还是人物方面的，他认为人物太多有时不是好事，尤其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他们经常分不清中国人谁是谁，觉得都长得差不多。再加上有的人物的戏份也不足，人物之间的关联度还不够好，这会影响整体的结构。他提出大胆的假设：如果只讲一个主人公的故事会不会更好呢？

第二版剪辑的时候我就只保留了叶红梅和丈夫祝俊生作为主线人物，适当使用了一些马军的戏份来辅助叶红梅的戏份，蒲莉的内容则完全拿掉。叶红梅版本剪完后只有81分钟，给周围很多同行看后都觉得效果还不错，尤其比三个人物的版本要好。NHK也更喜欢这个版本，他们最终播出的也是单个人物的版本。

剪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片名也发生了变化，原本叫《重生》，但后来发现国内还有别的地震题材的纪录片也叫《重生》，有些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也叫《重生》，这个重名率就太高了。于是我们给片子改名为《活着》（故事片有叫《活着》的但纪录片还没有），片子的主要内容确实关注的是活着的人如何解决活着的问题。

第一轮播出

很多纪录片完成后通常是先送电影节并通过电影节产生一定影响后再做发行，而电视发行更是比较靠后。但我们的项目和NHK有约在先，他们要在2011年的5月汶川地震三周年期间播出（这期间也考虑到母亲节的播出档），所以片子剪辑完成不久后就在NHK播出了。与此同时，央视一套的《看见》栏目也播出了我们的片子。之所以会在央视一套播出，一是因为5月份是播出地震题材纪录片很好的播出档，另外我们也希望通过央视一套的影响力来为片子吸引到一些赞助，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经费来完成电影版后期的精加工。

“女儿，你回不来了。”

5月份的电视播出后，我又一次来到了四川都江堰，因为怀胎十月的叶红梅快要生产了，我想把这个母亲艰苦生育的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

我们想办法说服了都江堰当地的医院，同意我们进入到手术室拍摄生育的全过程，而叶红梅也完全不拒绝这样“零距离”的拍摄，毕竟我们已经相当熟稔了。

这是我第一次拍摄女性生育的过程，而且是如此近距离，我有些忐忑，也有些激动。叶红梅进行的是剖宫产，整个过程比较快，大概只有20多分钟，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新生命的啼声初试。2011年5月20日9时16分，婴儿终于从母腹中出来了，他的脐带还和母体相连，我的镜头从那鲜活的生命摇到叶红梅的脸庞，婴儿的啼哭声终于迸发出来，非常有力，他在宣告自己的诞生。

上天给叶红梅的是个男孩，而不是她和丈夫一直期望的女孩。在一年前，叶红梅就和丈夫祝俊生都表示只想要女孩，不想要男孩，因为他们之前的孩子就是女儿，很漂亮，很可爱，但被地震夺走。再生一个女儿的话就意味着过去那个女儿回到他们的生命中，如果是儿子，会让他们觉得女儿回不来了。

还躺在手术台上的叶红梅看到是个儿子，说了句：“这下祝老四（祝俊生）会不高兴。”果然，母子从手术室推出来后，虽然众多亲友纷纷道喜，祝俊生却直撇嘴，嘴上虽没说什么，但满脸的不高兴。

安顿好母子二人后，祝俊生回到了家里，面对女儿的照片，他泪流满面，对女儿照片说：“我的女儿啊，你回不来了！”

我只能说，这便是生命，生命怎能尽遂人愿！

调色与声音后制

2011年7月前，我们完成了电影版的调色和声音后制。我以前的独立纪录片不会去做这样的专业工作，但《活着》既然有了一定经费，后期的精加工就是必需的。

声音的后制花的钱和时间都不算多，因为只是做立体声而不是5.1声道，所以相对简单点。但我还是和声音的后制公司一点点地调整了每个声音素材，声音素材的增加或减少，一些音效的使用，音色、电平和频率响应的调整，都尽量做好。但纪录片的声音美学显然和故事片不太一样，很多时候纪录片的声音不需要做得很“干净”，而是要“糙”一点。

调色方面也找了专业的公司和人员来做，遗憾的是我们还用不起“达·芬奇”来调色，就用苹果的color调了，对我们这样的纪录片来说，color基本够用了。

需要注意的是，最好不要跨平台操作。我的剪辑用的是PC平台下的AVID MC来剪辑，而调色用的是苹果MAC系统下的color，我们就必须要转码两次来调色，调完后还要重新编码生成。大家都知道，转码越多素材的质量损失越多，尤其是色彩方面，所以要尽量避免跨平台操作。

后续

之后，《活着》的官网也上线了（http://www.thenextlifemovie.com）。专门为一个纪录片做官网，对我们来说也是第一次，这也是向国际纪录片的制作和发行看齐。

之后的工作，就是电影节推广和发行了。制片人梁为超已经在物色国际发行代理商了。

我和梁为超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活着》申请“龙标”，希望这部影片能在中国的影院放映。尽管纪录片在中国的影院一直票房惨淡，但我们还是想为此努力。

不管《活着》这部纪录片将来会取得怎样的成绩，我都特别想感谢那些都江堰的母亲们，是她们给了我这么多感人的故事。感谢那些普普通通的家庭，他们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我的生命中又多了一群朋友，我会经常惦记他们！

［责任编辑：石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