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运动员退役问题研究评述

2012-01-30魏统朋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2年1期

魏统朋,陈丽

1 运动员退役原因的研究

张保华(1996)曾对我国可测量项目优秀运动员的退役问题做过研究。他根据运动员退役时的年龄、训练年限、了得最好成绩时的年龄等特征将运动员退役类型分为四类：高原现象型、偶然事件型、李宁现象型、激流勇退型。潘玉波(1991)针对当时山东省中长跑运动员过早退役问题进行过简单分析，认为主要是教育管理工作不得力、运动员存有短视观念[2]。王湛博(2009)对江苏女子体操运动员普遍存在的退役过早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运动损伤、心理因素、社会影响是其主要原因，其次是生理影响、素质技术、运动队的调整、与教练员的关系不和等因素[3]。与之相比，国外研究则深入的多，研究发现退役的原因对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运动员退役的原因与社会适应能力是密切相关的，适应的性质因退役原因的多样性而异。当面对不同的退役原因时，运动员的应对策略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被迫退役的运动员更容易采用防御性机制、被动策略和寻求社会支持，而自愿退役的运动员更愿意采用积极的策略[4]，应对策略的差异会不同程度地妨碍运动员对退役后生活的适应。可见，对运动员退役原因的深入分析具有重大意义，应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

2 运动员退役意识及心理表现研究

2.1 理论探讨与国外理论的借鉴

黎君的《退役运动员的心理障碍及对策》(1999)是国内较早关注退役运动员心理问题的文献。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确立可能因运动员退役带来社会问题。文中提到了四种心理障碍，即迷惘与忧虑心理、失意与遗憾心理、无用与自卑心理、骄傲自大心理[5]，这些心理在今天看来依然存在。研究认为运动员的心理承受能力差、退役与就业接轨不协调、社会的偏见是产生心理障碍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素质、积极引导、加强立法、重视心理咨询等对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运动员对退役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赵锦榕(2002)将其归纳为短期拒绝、发泄愤怒、过度沉缅于酒精、压抑、无所事事等[6]；孙立海(2007)将退役运动员的情绪反应过程总结为怀疑和否定自我、失落与愤恨、迷茫与调整、正视与接受现实四个阶段[7]，这与Jonas Stier将运动员的退役描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心理与社会适应及追求自我认同的过渡进程是一致的[8]；赵锦榕的研究认为预期社会化、认同和自尊、自我管理能力、社会支持系统、自愿与不自愿退役是影响运动员退役调整的五个主要因素，并提出了退役过渡模型，对于解释个体的调整差异以及对于退役的认识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黄志剑博士则对国外有关理论模型做了介绍，包括社会死亡理论、变迁模型、社会年龄学模型(活动理论、解约理论、亚文化理论、连续理论、社会崩溃与重建理论、交互理论)[9]，进一步丰富了国内对运动员退役的认识。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符明秋(2009)提出了我国退役运动员角色转换的影响模型，并提出了拓展多方渠道提供就业和教育信息、建立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培训制度、辅助制定退役后的职业规划等对策[10]。

2.2 实证研究：过程论与结果论

上述学者对运动员退役问题进行的理论探讨以及借鉴国外有关理论的研究，为开展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前面的介绍可知，学者构建的理论模型普遍属于退役“过程论”。王进博士的一项国家社科研究项目就是基于“过程理论观点”对运动员退役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对789名退役运动员做了退役意识与心理状态的定量分析[11]，对成功和失败退役的各4名个案的退役过程与特征(心理状态、退役意识、退役计划、自我调节、行为调节、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定性研究[12]。杜梅(2008)对75 位香港精英运动员退役调整的质量、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系统和退役应对策略进行了研究[13]，同样属于过程论。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为深入认识、有效解决运动员退役问题提供了参考。

大多数学者认为，将退役视为一个过程，而Taylor和Ogilvie (1994)提出应将退役作为一个结果来考虑，研究应该关注运动员退役的质量[14]。基于这一不同观点的认同，胡咏梅等(2010)选取了42名顺畅转型的退役运动员对其诱发因素、情商及职业倾向个性特征做了深入分析，研究提出适应期短、生活满意度高、心理体验积极可控的顺畅转型的理念，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地适应退役后的新生活，更顺利地进入新的社会和职业角色，挖掘自身的潜力，实现运动员自然属性的健康成长[15]，为退役运动员的心理辅导提供了新思路。当然，过程论与结果论二者并不冲突，只是侧重方向不同，运动员退役问题既要重视退役过程的研究，更要重视退役质量(结果)的研究，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符合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是建设体育强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需要。

3 运动员退役政策与措施的研究

杭州大学石岩等1989年发表在《浙江体育科学》上的《我国退役运动员出路问题初探》一文，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如果我们那时就认真思考并重视这一问题，相信就不是目前的局面了。本文在此将其中的内容摘录下来：“一、在运动从事竞技体育训练的同时加强其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二、建立运动员退役保险制度；三、进一步办好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体育系；四、稳步进行企业和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16]可惜的是，这一“探索性的尝试”直到今天才实现其“有助于我们在解决退役运动员出路问题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之目的。

3.1 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困境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虽然有像李宁、刘璇等成功转型者，但更多的退役运动员却生活在困境之中。胡全柱(2008)将我国退役运动员的群体特征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退役运动员群体规模庞大、文化素质低、技能单一、健康状况差、社会化不完全。因此，认为这一群体日益成为新的弱势群体，并从社会排斥视角进行了研究，将退役运动员的生存困境归纳为政策性排斥、社会保障体制排斥、劳动力市场就业排斥、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排斥五个方面[17]。正是在各种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像才力、邹春兰、戴国宏、艾东梅、张尚武等世界冠军退役后生活艰辛的社会现象。李大伟在《退役运动员生存状况调查》中认为，体育体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曹振强在《运动员退役访谈录》中也列举了许多实例，作者认为运动员退役作为社会问题，需要我们的领队、教练、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解决。

3.2 运动员退役政策的研究(见表1)

表1 我国近年制定的关于运动员退役的相关政策

近几年来，国内对运动员退役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田麦久(1993)提出了“以统一分配、升学深造为主，个人择业和社会招聘为辅，改善从业就学条件和加强对运动员祖国意识培养、普通公民意识培养、加强与社会有关部门的合作改善退役安置工作”的建议[18]。虞重干(1997)提出了“适应社会需求、拓宽流动渠道，向社会化、市场化方面转变”等安置方案[19]。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优秀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制定优秀运动员就业安置政策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在新闻、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下，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政策(见表1)，我国运动员退役依赖的路径包括政策性安置、自主择业、继续深造等，辅以资金补偿、职业培训、社会保险等保障措施。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开展科学研究，使运动员退役工作不断完善。

3.3 运动员退役后去向研究

运动员退役后的就业方向不断改变。钟秉枢(1998)对奥运选手退役后的去向研究显示：教练员(48.3%)、出国(15.6%)、文员(15.1%)、商业服务人员(12.6%)、干部(7.6%)、专业技术人员(0.8%)；而优秀选手中上大学(42.3%)、专业技术人员(23.2%)、教练员(21.2%)、文员(9.3%)、商业服务人员(3.6%)、工人 (0.5%)[20]。通过对样本分析可以发现，成绩资本对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作用。刘仁盛等分析了退役运动员的工作单位性质，体育系统(21%)、学校任教(9%)、其他事业单位(15%)、企业(29%)、其他(26%)，表明多数运动员退役后从事了与本行业无关的工作[21]。徐士韦等研究指出目前国内运动员退役后的去向包括留在运动队执教、从事行政工作、从事娱乐影视业、从事体育产业、涉足商界、在企事业单位就职或者进入高校任教[22]。退役运动员的就业渠道正在逐渐拓宽，政策性安置比例下降，自主择业者增多。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受其从事运动项目的影响很大(郑继全，2010)，如柔道、摔跤、举重等进入市场很难的项目需要给予特殊考虑。

3.4 运动员退役保障措施研究

3.4.1货币安置除了政策安置这一行政手段之外，货币安置是一种重要形式。2003年以前是按照人薪发[1994]12号文件一次性退役费制度执行的。国人部发[2003]18号文件，对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实施经济补偿，鼓励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这样可以拓宽退役运动员的就业渠道，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研究显示，目前超过60%的优秀运动员选择货币安置形式。闻又文(2006)调查指出，退役安置货币补偿的经费来源主要以财政拨款为主，体育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自筹资金等多种渠道为辅。货币补偿费内容除了文件要求的基本安置费、运龄补偿费、成绩奖励费外，还可能包括伤病补偿费和其他补偿费[23]。为了对不同省市的政策落实效果进行评价，杨红亮(2007)提出构建退役运动员货币化安置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设想[24]，希望有助于引导和规范我国退役运动员货币化安置工作。

3.4.2职业教育和培训从现行的运动员再就业保障制度来看，政府侧重单一的货币性补偿，忽视了对运动员来说最重要的就业保障。事实上政府所发放的经济补偿费远远不能保障运动员退役后的学习、就业和生活(孟凡强，2009)。而进入高校深造的免试资格仅能使小部分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受益，更多的退役运动员仅凭自己的文化水平参加考试难以跨过求学门槛。因此，2010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表明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周晓军(2010)对江苏省退役运动员文化教育现状调查后指出，加大对退役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提高退役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水平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25]。只有加强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才能提高退役运动员的社会竞争力与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投资理论主张授之渔而非授之鱼，要解决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必须进行“上游”干预，对在训期间的运动员加强文化素质培养、进行技能培训，这有助于从源头上解决问题。2007年颁布的《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中提出，优秀运动员实行职业转换过渡期制度，即优秀运动员停止训练后，给予不超过一年的职业转换过渡期，在职业转换过渡期内，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做好技能培训、就业辅导等工作。黄志剑(2008)从运动心理学研究角度分析指出，在高水平运动员从事运动生涯期间，就有必要对运动员进行适当的未来职业与社会角色的选择、计划、教育工作[26]。《指导意见》提出“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内容纳入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文化教育必修课程”，“引进专业化、社会化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项目”，为运动员就学、就业创造条件，在我国政策导向方面是一个长足的进步。近年来，运动员的职业教育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包括：退役运动员职业生涯设计方法(郑婕,2005；丁玲玲，2010)、职业生涯管理(孙久喜,2009)、职业技能培训(孙雷鸣，2009；邓万金，2009；陈平，2010)、职业转换培训(王进，2009；王进，2010；李宝禄，2010；黄美好等，2010)等，这对于规范我国运动员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3.4.3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针对运动员从事职业的特殊性，许多学者对体育保险险种进行过研究(霍炎，2004；郭荣富，2005；朱超巍，2006)，提出：应借鉴国外成熟的体育保险产品、运作方式及管理方法，设计切实满足运动员需要的保险品种，在为国家减轻负担的同时，消除运动员的后顾之忧，为延长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提供经济保障，有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部分退役运动员的社会问题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公益性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慈善部门的关注。奥运之星保障基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积极努力筹集资金，用于退役运动员的生活困难补助。社会救助管理模式逐步加入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随着“职业转换过渡期制度”的实行，体育职业信息网、创业培训班、健身教练培训班、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等多种就业辅导形式随政策应运而生，这些就业指导平台的建立可以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学教育、职业指导、就业指导与服务，服务性保障体系的空白得到弥补，而精神保障亟待引起社会各界与管理层的重视。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实现退役运动员社会支持系统的多层次、广覆盖，才能真正体现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4 小结

综合比较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国内对运动员退役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是在认识方面，从将运动员退役视为一个时间点，到把退役作为一个过程来对待，发展到重视运动员退役的质量；二是解决方式方面，从政策性安置、货币安置发展到多种方式并存，拓宽了就业渠道；三是开始从源头上着手，运动员文化教育问题引起高度重视，确立了标本兼治的指导思想。当然，国内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对运动员退役的原因与社会适应能力关系的研究较少，运动员文化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内容及模式处于初级探索阶段，退役运动员的心理状态与角色转换的研究有待深入，社会保障体系与立法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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