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陈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汤艳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济南 250100）

中国现代史学是在各种不同史学流派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激荡中不断发展的。实验主义与唯物史观两大学派在五四以后的民国史学界相继崛起，呈现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局。20世纪2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史学风行于世，占据史坛要津。北伐成功、国共分途以后，唯物史观史学异军突起、逆势上升，以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为契机，在思想文化界造成席卷之势。因在价值理念、治学门径和著述方式等方面截然异趣，两派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在所难免。1930年问世的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为唯物史观史学的开山之作，矛头直指实验主义史学的主帅胡适。面对唯物史观派的挑战，胡适、顾颉刚等人却消极应对，甚至置之不理。或许在他们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严谨学派的资格。然而，唯物史观史学一直将实验主义史学视为大敌，不断发起一次次的攻击和讨伐。唯物史观派的学术特性在与实验主义史学的对抗中得到彰显和强化。在相当程度上，唯物史观史学正是在对实验主义史学的批判和颠覆中日益成熟起来的。

与我们的惯常认识相左的是，在唯物史观史学的成长崛起阶段，对实验主义史学批判清算最系统、最有力的人物，不是人们所熟知的郭沫若、吕振羽等学者，而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5名成员之一、后来与托派有所瓜葛的李季。李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战士”①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神州国光社，1936年，“序言”第52页。，为唯物史观史学摇旗呐喊且冲锋陷阵，大力抨击位居正统的实验主义派。胡适晚年论及早期的左翼学者时提到： “批评我的书，李季写的还比较好。”②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2页。但由于政治恩怨的牵绊和意识形态成见的遮蔽，李季在批判实验主义史学、构建唯物史观史学方面的作为一直鲜为人知，更得不到公正评价。本文试图还原这一页被湮没的学术史，进而对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史学的复杂性有所思考。

一

在民国时期，李季能够依凭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对垒交锋，与他译介研究马克思主义作品的经历和四年的留欧生涯直接相关。李季是中共创建时期迻译引介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门的李季，自1920年起陆续翻译出版克卡朴《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社，1920年）、罗素《到自由之路》（新青年社，1920年）、哈列《工团主义》（新青年社，1920年）、列德莱《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商务印书馆，1923年）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李季还选译了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商务印书馆，1922年）、《通俗资本论》 （博洽德编，社会科学社，1926年）等，并撰有《马克思传》 （神州国光社，1932年）等著作。③转引自吴海勇：《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季翻译经历考述》，《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11期。1922年，李季进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经济科，选习经济学、经济学史、社会学、社会主义史等课程，自修则以 “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著作”为主④李季：《我的生平》第2册，亚东图书馆，1932年，第307、315、316页。。1924年转入苏联东方大学，至1925年归国。在此过程中，李季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洗礼，马克思主义遂成为其治学的根柢。⑤1932年陈独秀向胡适推荐李季翻译《资本论》时说：“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转引自黄兴涛、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整理注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瞿秋白称李季为党内“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1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118页）。

1931年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一书是唯物史观史学对实验主义史学的首次正面进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于1919年出版后，迅即受到学术界的狂热追捧，被视为新学术的典范，也由此成为唯物史观史学的首选攻击目标。李季一马当先，对翻译《社会主义史》时曾为其解答疑难的师长胡适展开了不留情面的公开批评。

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对胡著运用的实验主义方法提出质疑。此书开篇即宣布，《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根本缺点是应用“实验主义作为叙述和评判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玄学方法而非科学方法”⑥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3、131页。。李季指出，“实验主义”其实是 “实用主义”，它 “根本的和唯一的原则是实际的效用。可是胡适博士为使这种主义极力接近科学，沾点科学的气味起见，特附会皮耳士什么 ‘科学实验室的态度’，把它译作实验主义，到处宣传”⑦李季：《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神州国光社，1932年，第8页。李季在此书中对实验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理批评。。在李季看来，胡适标榜和运用的实验主义并非科学方法。在当时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中，这种批评无疑是致命一击。

胡适在《大纲》中指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 “理想方法”也备受李季的批驳。胡适著哲学史的 “理想方法”主要包括述学、明变、求因、评判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32—33页。。李季承认 “述学”是 “一部书的关键”，但胡适的 “述学”方法 “狭隘浅薄”⑨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239、232页。。在“搜集史料”方面，胡适厘定的史料范围过狭，除 “各哲学家的著作”、“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外，还应包括人类学、人种学、经济史、文学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学所得的材料。胡适在史料方面的欠缺导致他 “不明先民自然史和文化史的情形，不懂他们经济结构和阶级形成的状况”，不能探溯哲学的起源，因此也 “不能做出一部正确的哲学史”①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231页。。其次，胡适 “审定史料”的方法也有缺陷，尤其 “旁证仅限于从别书里寻出的证据，这自然是不够的”；“整理史料”之法则拘泥于“校勘”、“训诂”、“贯通”三种方法，目光局限于书本②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232页。。

至于 “明变”，在胡适那里主要是指思想前后的传授关系和演变顺序，道、儒、墨、法四家之间的 “影响”与 “反动”。李季则不以为然，“所有思想的变迁与歧异绝非随意形成，各自有其深刻的背景”，胡适的 “明变”只聚焦于思想本身，犯了 “用唯心论作解释的毛病”。胡适的 “求因”也是舍本逐末，流于表面和肤浅。李季批评他 “求因不从阶级着眼，偏从个人的才性着眼，是弃其大者而取其小者；不从社会基础的经济入手，偏从空洞的时势入手，是弃其根本而取其枝叶；不从实际生活中去找线索，偏从思想学术中去找线索，是弃其重者而取其轻者”，“只以当时的思潮为泉源”，所求的 “只是胡博士主观上的 ‘因’”。③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244、233、234、247页。

胡适以效果作为 “评判”标准，是 “实验主义最露骨的应用”。李季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所隶属，断没有超阶级的人。因此各人对于一种思想或学说效果的估价虽未必人人互异，然至少是和他们的阶级观点相适合的，于是对于一阶级的人有效果的东西，对于别阶级的人未必有效果，也就未必有价值”，脱离阶级性对思想学说施行评判难得要领。④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235、236页。

胡著《大纲》“应用唯心的实验主义的玄学方法”导致其在哲学史研究上发生种种错误⑤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257页。。梁启超评论胡著《大纲》时指出：“胡先生专从时代的蜕变，理会出学术的系统，这是本书中一种大特色”，但此书的一大缺点正是 “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胡先生说哲学勃兴的原因……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⑥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晨报副镌》1922年3月12日—17日。。李季更进一步，对胡适和梁启超关于诸子哲学勃兴原因的探究一并加以批判。

胡适在《大纲》第二篇第一章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中提出，讲哲学史要 “研究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那时势所发生的种种思潮”，“时势”是 “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思潮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二者的关系是 “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5页。。对此，李季批评胡适不懂 “时势与思潮的因果联系”。胡适将时势与思潮并列起来，分不清先后主次，这是 “他的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造成的。胡适 “所谓时势是指一个 ‘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所谓社会状态又包括经济在里面。他不独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并且把政治放在经济的上面，这表见他不懂得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李季还具体批驳胡适对古代哲学衰落原因的追寻更是游离于社会经济条件之外，“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⑧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3、203页。

为与实验主义的解释相对抗，李季提出要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古代哲学发生的背景进行观察，“我为着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做了这样详细的经济史的考证”，“这个先决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则先秦哲学的发生，发达和消灭都无从说明”⑨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22页。。李季分析春秋战国 “百家争鸣”的真正原因说： “农工业的生产力因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应用——而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级。这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当封建的经济基础一经变动，于是站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由这种经济和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心理以及反映这种心理特质的各种社会意识都或迟或缓地跟着变动。诸子哲学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种，它所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正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与冲突中应有的表现”，“春秋战国之交正是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勃兴的时代，故学术思想呈出一大变动”①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45—46、47页。，战国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迟滞不变也是同样出于经济原因。他由此指出：“自此以后，两千年来，中国总是停滞在这种生产方法中，故学术思想也没有变动，无论他们怎样发展，无论他们怎样和外来的精神文化 （如印度的佛教）结合，终不能跳出先秦哲学的范围。但自一八六○年代起，西洋的机器工业移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开始萌芽，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发生动摇与崩溃，于是学术思想又呈出一大变动。”②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47页。可见，与胡适探讨哲学史的思路相异，李季的研究立基于社会经济史。

胡适对古代儒墨道法各种思想派别的划分和理解也是李季批判的重点内容。胡适对思想学术阶级性的忽视和误判是最受诟病之处。胡适将先秦思潮分为 “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愤世派” （激烈派）等五派。李季则认为，这种划分 “最大的缺点是不从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各派，以致弄得极为混乱”，“前四派是统治阶级 （封建地主阶级）的，因为阶级的地位发生摇动，找不着出路，所以有忧时，厌世，安命，恣欲的种种表现。后一派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虽因力量薄弱，不能做积极的反抗，但却敢于冷嘲热骂，具有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了”③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38—39页。。李季依据阶级立场将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潮分为四大系：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庄系、代表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儒法系、代表农工阶级的墨子系、代表无产阶级的许行系。

在李季看来，由于对阶级性的无知④李季认为胡适误将 “等级”混同为 “阶级”。见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26页。，胡适对诸子思想的解说颇多误谬。胡适对老子哲学的理解，“因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不明白老子立论的来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为解释”⑤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57页。。胡适不从阶级着眼，故 “只知道庄子抱一种 ‘极端守旧主义’，是 ‘守旧党的祖师’，而不知道庄子为什么抱一种 ‘极端守旧主义’”⑥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63页。。胡适以孔子为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观点受到李季的非议⑦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72页。。李季对胡适关于墨子的讨论也持有异议：“不是就墨子的立场下批评，而是就他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立场下批评”，“墨子的三表法完全是站在本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上的一种实际应用的工具。我们如果要批评他的得失，当从当时具体的事实和状况立论，才昭平允。但胡博士却只知道用实验主义的死法子，来对付三表法”⑧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132、130页。。至于法家，胡适说：“中国古代的法理学是儒墨道三家哲学的结果。”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51页。李季认为 “这是一种极浅薄的形式论”。他从各家的阶级性推论指出，儒墨道代表三个不同的人类集团，道家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儒家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家代表被压迫的农工阶级，到了末流，这三种阶级格格不入的学说，怎能混合而产生法家呢？[10]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177页。

李季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中申言：“一切学术思想都受阶级的影响”，“讲诸子哲学史，便应当将他们的阶级性弄清楚，说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条不紊”，“我们要研究一个人或一批人的学说，当从大处着眼，先确定他或他们的阶级性，然后不致误入歧途”，“要讲哲学，必须以阶级为根据”[11]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49、180、83页。。李季自谓，他对春秋战国诸子阶级性的分析 “为中国著作界的创举”[12]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序言”第4页。。

李季关于思想史的批判和研究显示了唯物史观史学的学术取向。一时代思想学术的发展演变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一个思想家或学派的思想学说内容由其阶级属性决定，这是唯物史观学者的共同预设。侯外庐指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应以中国古代社会史为基础。没有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则不可能说明古代思想存在的理由，也不可能说明它对社会存在的意义和作用。”①《侯外庐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2页。郭沫若也对 “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逻辑”的做法表示不满，主张思想“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②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08页。。可见，李季突破了一般学者从思想到思想的常规，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连通，正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立场与思路一致。

面对李季的公然挑战，学生对老师的造反，胡适保持沉默姿态。但1932年陈独秀向胡适推荐李季翻译《资本论》遭拒一事表明胡适对李季已心存芥蒂③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见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不难推测，李季的批判加剧了胡适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感和排斥。1935年胡适在与陶希圣的辩论中借机批评了时下好谈理论、滥用名词的作风④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独立评论》第153号 （1935年2月）。。可以断言，胡适针对的不仅仅是陶希圣个人，而是整个唯物史观派所代表的学术风气。但胡适的批评收效甚微，难以阻断唯物史观史学的上升态势。

二

古史研究 （上古史、先秦史）是民国史学人物辈出、成果密集的重点领域之一。20世纪30年代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钱穆观察到：“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⑤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69页。古史领域既是各派学者的竞技场，又是各种观念方法的实验区。因此，唯物史观史学与实验主义史学在古史研究上自有一番角逐。

疑古运动或 “古史辨”运动是实验主义史学在古史领域的集中体现。《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于1926年，而顾颉刚、钱玄同的疑古文字最初发表于1923年，1919年胡适的《大纲》截断众流、从老子讲起的做法则已经显露对古史的怀疑态度。“古史辨”运动在古史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影响，对一般史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也具有改造和刷新作用。据徐炳昶所言：从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间，“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26—27页。，足见此派在民国史坛势力之盛。

在学术界为疑古之风裹挟之时，唯物史观派学者较早觉察到 “古史辨”派古史研究的弱点。20世纪30年代部分社会史论战参加者关于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就是从对 “古史辨”派的反思开始的，李季是其中一个代表。他对“古史辨”派的批评主要有两次，即1934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一书和1946年在《求真杂志》上与 “古史辨”派学者的论战。

李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中既指出了 “古史辨”派方法论的根本缺失，又批驳了具体的古史观点。李季批评顾颉刚 “中了实验主义的毒，仅注意于单个的现象，努力于枝节问题的解决，而不知道先观察整个的全体，用大刀阔斧劈出一个粗形，然后再来解决各细微之点”。他断言：“胡博士所领导的这一派人只能运用唯心而又浅薄的实验主义，做做校勘的工作，至于建设信史的责任不是他们所能担负的”，并指责 “古史辨”派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这种主张虽含有片面的真理，但利用这个死公式，摭拾古书上片段的记载，去把禹当做天神，并推翻尧，舜，宣布他们为 ‘无是公’，‘乌有先生’，便荒谬绝伦了”。⑦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第12、11、15页。

李季认为，顾颉刚本着实验主义的玄学方法，得出了许多错误结论。在关于禹的讨论中，顾氏认为 “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祭社，又为社神”，“禹与夏没有关系”，极端否认禹为 “一个耕稼的国王”。李季就此批评道：“顾君倘若读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又肯抛弃他那实验主义的法宝，即不会发出这样浅薄和唯心的议论来。人类生存于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二十万年光景，农业自发生时起要发展到西周那样的状况，至少要好几十个一二千年，中国不独在神农，柱，舜，禹时应有耕稼，即在他们以前也应有耕稼，并且还是妇女担任的。中国这样的历史已经丧失不可考了，不过一切人类都要经过这种时期，我们不能独异，也不能因事迹不可考而加以否认”。①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第29、39、40—41页。这一具体问题上已显示实验主义的 “疑古”与唯物史观的 “释古”之间的分野。

唯物史观派的基本特征是以社会史模式改造历史学。李季不满于沿循考据学、史料学路线批判旧史，而强调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古史。李季认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有两个先决条件：（1）了解西洋卓绝的考古学的学说；（2）了解西洋卓绝的经济史的学说②季子：《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 （1934年）。。李季在社会史研究上建树卓著，对古史研究汇入社会史之流有推波助澜之功。当时的社会学者黄文山宣称，李季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 “学问最渊博，笔锋最锐利，逻辑最谨严，辨析最精细的唯一人物”，他可以代表 “中国社会史研究之方法论”③黄文山：《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之检讨》，《新社会科学》第1卷第3期 （1934年11月）。。

20世纪40年代，《古史辨》出至第7册，“古史辨”运动的高潮过后，唯物史观派的李季与 “古史辨”派后起之秀杨宽、童书业狭路相逢，展开了一次针锋相对的较量。这次论战的导火索是1946年5月李季发表的《古史辨的解毒剂》一文。他从 “古史辨派的方法”、“古史辨派的研究范围及其科学素养”、“古史辨派的公式”、“古史辨派的腰斩中国历史及其对外宣传”等四个方面对 “古史辨”派痛下针砭。

李季重申，胡、顾诸人的治学方法 “是形式逻辑和实验主义”，“他们应用此等方法整理中国古史，而以辨伪为先务”，“他们二十年来愈加辩论古史，便愈加陷入绝境，用他们的方法去担负这种工作，是完全没有前途，是完全破产了”。针对此派对伪书伪史的极端认识，李季指出： “我们却认为伪书上的事实不一定全伪，虽把书的伪迹考定，未必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换句话来说，我们认伪书中有真材料，而真书中也有伪材料，应当细心去加以分析，加以选择，绝不能糊涂笼统地说一真百真，一伪百伪。”李季还分别以《尚书》《庄子》《山海经》《周礼》等书为例，证明 “伪书中有真材料，不可笼统抹煞”。

李季不认同杨宽 “利用新的武器——神话学”研究古史的做法，批评其 “只知道尧舜禹鲧之事初为神话，不为人话。而不知道关于尧舜禹鲧的神话原是由人话转变来的”。他明确提出：“要研究古史，须先有一般科学的素养，尤其须懂得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博言学，和民俗学等等”，而 “他们对于这些科学，不独未曾深入，连浅尝都没有”。

“古史辨”派的公式是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李季认为此公式是完全建立在 “古史辨”派 “常用的最重要的法宝”——不言＝不知＝没有——的公式上，至于确定一种传说有无历史的价值，“应以是否切合当时发展阶段为标准，不能以愈放愈大，愈缩愈小，或始终不大不小为标准”。而杨宽所补充的分化演变说 “不独不是这个公式的救命星，反而成为它的催命符，因为这种说法离开神与兽即不能谈古史，这与科学的古史相距，足有十万八千里！”“古史辨”派的公式是 “一种糊涂思想的凑合，愈修改便愈混乱，绝对没有科学的价值”。

李季指责 “古史辨”派 “斩断古史”，“致使我们的古代文化无端蒙受一种重大的损失”。他强调说：“一个科学的历史学者的职务，是在将已经神化了的古帝王或酋长从封神台上请下，回复他们原来的人的形状，而不是将本来是人的古帝王或酋长送上封神台上去，增加古史上的纠纷和黑暗面。何况古籍中所遗留下来的材料并没有他们所幻想的那样纠纷与黑暗。”最后，李季总结道：“治学方法的幼稚，研究范围的狭小，和科学素养的欠缺，是古史辨派的致命伤。”④李季：《古史辨的解毒剂》，《求真杂志》第1卷第1期 （1946年5月）。

7月4日，刘平 （杨宽）在上海《东南日报》发表《“古史辨的解毒剂”的解毒剂》进行回击，对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中关于铁器时代问题作了批驳。作者辩称：“古史辨并没有腰斩古史，只是想把虚伪的古史传说回复他本来的神话面目，准备进一步从神话中再探索远古的历史背景的”。9月，李季在《求真杂志》发表《为 〈古史辨的解毒剂的解毒剂〉进一解》，包括 “开口即错”、“唐虞夏进入铁器时代的五大理由”、“神兽论变不出把戏”、“弃实就虚仍救不了破产的公式”、“人与神话的因果倒置”、“腰斩中国历史的翻供”等部分。李季指出，“疑古本不失为治古史的敲门砖”，但古书中 “人话多而神话少”，将神话与史实完全对立起来、隔离开来，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使古史研究陷入狭境。①李季：《为 〈古史辨的解毒剂的解毒剂〉进一解》，《求真杂志》第1卷第5期 （1946年9月）。

稍后，刘平又发文再次反击，批评李季将两重证据法误用为 “两种胡说法”，应用 “一团糟的玄学方法”论证唐虞夏进入铁器时代②刘平：《向 “‘为古史辨的解毒剂的解毒剂的解毒剂’进一解”展开攻毒的歼灭战》，《东南日报》1946年9月19日。。“古史辨”派的童书业撰文指出，李季两篇文章的中心，都在辩论古史传说究竟是由神话演变成人话，还是由人话演变成神话；“古史辨”派的成绩虽未必都是定论，但不可否认是得到了古史真相的一部分，而 “从神话里探索人事或人话是进一步的工作——是更艰苦的工作，须得地下有大量新史料出现才可着手，现时冒险去探索，结果有成为全盘附会的危险的”③吴流 （童书业）：《论神话传说之演变质李季先生》，《东南日报》1946年9月26日。。

针对刘平的文章，李季再次发文回应，重点讨论 “皇帝的年代和唐虞的铁器问题”、“关于图腾皇帝和王亥的问题”、“关于后、帝、皇帝、皇的问题”等。附函中提到童书业的文章，表示 “彼此意见接近，但并不完全一致”。他感叹道：“目睹二十年来一部分古史专家的工作，不独缺乏进步，可说是反而退步了。古人对于古史的附会甚至编造，自然不能说是没有，但一定要作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死公式，视为史学界百五十年来的一大发现，便完全不是客观真理。同样，古史传说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出自神话，稍具历史知识的人自然无法否认，不过一定要主张神话为古史传说惟一无二的来源，便变成一个死教条，又完全非客观的真理”，“古史传说并不完全从神话来，实含有最初的人话”。④李季：《为古史辨的第二次反攻再进一解》，《求真杂志》第1卷第7期 （1946年11月）。

12月12日，童书业在《东南日报》发表《给李季先生的一封信》。作者洞察到，论辩双方 “最大的分歧点，并不在结论的不同，而在方法的差异。我们所用的是考订的方法，以史料为依据，以假设求证为步骤，而以求真为目的。先生所用的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李季 “脑子里存有一个社会进化阶段的公式，一切的研究，都以证明那公式为目的”⑤童书业：《给李季先生的一封信》，《东南日报》1946年12月12日。。双方的不可调和之处根本在于治学方法的对立。此次辩论在童书业这篇总结性文章中落幕。

据李季自称，他 “这几篇文章居然打破了沉闷的空气，引起一般学者及青年学子广大的注意，和论敌们的反攻”⑥李季：《我国的翻译事业》，《中华论坛》第2卷第3期 （1946年10月）。。从这场古史论战中可以发现，李季的持论与郭沫若、吕振羽等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出一辙，均主张古史研究不应一味纠缠于史料真伪和古史观念演变，而应借助于社会科学知识以发掘史料中蕴涵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为要务。1946年李季与杨宽、童书业等人的拉锯战，清晰地折射出唯物史观史学与实验主义史学在古史研究上的歧异。

三

李季立足唯物史观对胡适、顾颉刚等代表的实验主义史学的批判，尽管不乏偏激片面之处，但在当时也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实验主义的盛气，扩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力。李季被公认为 “史的唯物论的研究”的一员 “宿将”⑦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 （1932年3月）。。时人张季同 （张岱年）称：“李季先生素以马氏学专家闻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从唯物史观的见地考察周秦哲学，研讨诸哲人的阶级，这种方法实是极对的”，“里面有积极的贡献，有二三处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新说，应受人们的重视的”①张季同：《评李季的 〈我的生平〉及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读书杂志》第2卷第10期 （1932年10月）。。顾冠群评论道：“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国学，李季先生虽没有成功，但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使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实际的问题上去，使实验主义的信徒不敢再在中国的哲学界上耀武扬威地，唯我独尊，这一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以成败论人，李季先生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一个杰出人才。”②顾冠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的批判》，《中国新书月报》第4、5期 （1932年）。蔡尚思甚至认为，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是最早 “纯粹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作③蔡尚思：《卅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天籁》第25卷第2期 （1936年）。。1936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王灵皋 （高语罕）著《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一书，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兴起，对胡适派思想进行批评，部分内容便取材于李季的论著。

在民国时期，李季充当了唯物史观史学与实验主义史学较量的一名急先锋。此后翦伯赞等后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实验主义史学作为资产阶级史学、反动史学继续展开声讨和批判，其中有些论断相当犀利，可谓击中要害。但是，这些批评偏重方向性、原则性，失之笼统空泛，缺乏围绕实验主义史学具体作品的细致剖析，其规模、系统性和影响力均无法与此前李季的批判论作相比④最近有研究者评论说：“李季站在左翼立场上，对胡适思想学说的系统和尖锐批判，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现象。它不仅具备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初期 ‘胡适批判’的诸多基本特征，而且在许多方面所达到的广度、深度和辛辣度，也一点不亚于 ‘蔚为大观’的后者。”见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 “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由是观之，李季实为唯物史观史学阵营中的一名典型代表。

然而，1949年之后的主流学界却有意将李季从唯物史观史学谱系中删除，讳言其对此派史学的推广张大之功，甚至目之为 “反马克思主义者”而予以批判⑤详见林甘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66页；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0页；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等等。。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李季的学术立场，而在于其政治背景。李季的托派身份使他为日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不容。但我们以为，政治立场与学术立场之间的确有所关联，但二者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必然的联系，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同党派、不同政见的人可以共享同一理论资源。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国民党及一些无党派人士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热情追随者，这与1949年后政治与学术高度整合的局面大异。其时，各方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自然有所差异，但主要是高下粗精之别，真假之分倒在其次。所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马克思主义的情形，更多出于后人的推论和想象。因为在学术研究层面，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形态，具有普遍真理的身份，学者尊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许多学者选择马克思主义也并不附带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多数只将其作为一种正确有效的学理。这或许是在20世纪30年代极为不利的政治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却能在思想文化领域绽放异彩引领风骚的要因之一。故此，后世学者对民国年间唯物史观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应有充分估计，避免纯以今日情状臆测附会前世，如此方能对历史时空中的学术实态及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真切精微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