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本质上要求企业对国际商务环境和规则有更多了解，比单纯的国内投资风险要大很多，出现未能实现投资目标、资产账面出现下滑的情况也很正常。研究表明，全球范围跨国并购的成功率不足10%。

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针对中国通信企业华为和中兴“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的调查结果。华为副总裁威廉·普拉默在众议院发布报告后在现场答记者问。

中海油七年前收购优尼科受阻于美国政府，留给国人的记忆依然清晰。今年，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又一次成为砧板上的鱼肉，难以逾越美国外资并购审查制度这一鸿沟。然而，这一切又都因为发生在2012这个美国大选年而变得不足为奇。最近几次总统选举，对华强硬往往能够拉到更多选票，而指责中国也就成了历任候选人转移国内注意力、推脱经济责任的惯常手法。在政治的指挥棒下，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当强硬，相继在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将对中国采取措施，又以国际贸易执行机构的成立推动相关裁决的执行。面对不甚友好的美国政府和部分民意，需要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中国政府和实现顺利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应认清环境，放平心态，练好“内功”，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应对之策。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远超从前

201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较为完整，中国是美国农产品、飞机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是其日常消费品的重要提供国。美国通过对华投资在中国生产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再转销美国这个全球排名前列的巨大消费市场。在全球产业分工细化及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各种资源在跨国公司内部优化整合配置的基础上，两国经济发展绝难独善其身，任何有违资源配置优化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也必然伤及自身。以美国限制中国企业进入为例，在本国经济发展乏力、企业就业压力巨大的形势下，不利用外部资金显然更不利于其保持就业率，而限制竞争则剥夺了最终消费者享受质优价廉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尽管奥巴马提出“制造业回归”的倡议，尽管总统候选人辩论中针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比比皆是，罗姆尼甚至表示要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汇率操作国”，但是政治斗争与治国理政并不相同，政治游戏中争取选票的口号并不能直接被用作对其未来政治路线的判断依据，企业行为的判断依据更多的是依赖成本收益等经济分析而非一时冲动。未来的世界，美国离不开中国。

市场经验不足限制企业竞争能力

尽管近期屡见报端的几家中资企业近年来的全球发展顺风顺水，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但进入美国这样一个近一个世纪来始终保持全球资金、技术高地和创新中心，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法律环境的国家，还是会遇到不少障碍。作为市场的实际控制者，思科占据了网络交换市场的半壁江山。在海外市场节节失利、十年前诉华为侵权被中止诉讼的背景下，思科必然会利用其影响力，借助政治和行政力量设置重重障碍，美国政府提出建设下一代互联网这一巨大的“蛋糕”岂容外人染指。美国的电信业市场准入门槛较高，高端和中低端等多个层面的竞争都十分激烈，外资开展投资的难度较大。更有挑战的是，美国对外资进行并购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尽管基于自愿基础由企业主动申报，但因美国总统有权下令阻止交易完成甚至撤销已完成的交易，外来企业往往受各种压力而选择绕道而行。在市场竞争环境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定义模糊的所谓“敏感投资”和“国家安全”问题自然堂而皇之地成为美国限制中国企业进入、保护思科等本土企业的理由，这种限制甚至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例外条款而受到保护。尽管饱受诟病，但是美国并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对其做法进行实质性调整，而要参与市场竞争必须接受其“游戏规则”，需要对可能遇到的激烈竞争和政府干预做好准备。

经济再度探底增加投资风险

欧元区经济的不稳定性近期虽有所好转，但根本上并未找到发展的支撑点，欧洲央行以保持物价稳定为唯一目标的做法使其难以顾及经济增长的需求。与之对应，美国却祭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旗，利用欧元疲软的市场预期加大流动性的投放，虽然在短期内支持了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却继续将通胀向全球输送。日本经济受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次生的核泄漏等灾害影响，在与周边国家出现领土纠纷情况下更难以实现经济复苏，产业的空心化现象更为明显。发展中经济体则受全球流动性泛滥引起的通货膨胀和主要消费国市场疲软导致的出口受阻双重打击，经济发展也不乐观。资源丰富的国家遭受“资源诅咒”，引来武装冲突甚至战争，给经济发展埋下了“定时炸弹”。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市场上出现不少价值低估的投资机会，但也隐藏着不少风险。宏观经济恶化可能造成的经济不景气和企业破产、政府举债不断增加而被迫采取的财政整顿、金融系统坏账增加而产生的惜贷所造成的融资渠道堵塞、贸易保护主义泛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开倒车”，诸多的外部风险与企业自身国际化能力不足形成的内部风险交织起来，可能造成连环效应。要减少风险冲击，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可能遭遇的风险制定预案，规避企业难以承受的风险，通过保险挽回部分风险损失。

政府沟通与企业行动一同进行

所有制一直以来是西方国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国有企业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国家都通过国家持股或委任高层管理人员的方式整合利用各类资源，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利益。但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残留仍然使得西方不少政客乃至百姓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心存疑虑，认为其行为不符合国际规则，是中国政府意志的体现，认为投资行为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在审核外来投资、给予工程项目投标资格等诸多方面毫不掩饰其政治倾向，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对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市场运营模式，中国政府应该主动予以解释说明，尽量减少各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特殊身份的猜忌。同时，随着企业对国际化认识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各类企业积极拓展全球发展空间。无论所有制如何，相关主管部门和商协会都应尽力倡导和保证企业守法和规范经营，杜绝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已经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不仅要重视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而且要建立与当地媒体、国际组织的交流和沟通渠道，解释企业的投资动机和发展思路，宣传企业在当地实现互利共赢的行为，减少外界的不信任。

减少盲目的跟风报道

为吸引眼球，部分媒体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的报道常可见诸报端。然而，这些号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辄损失上千亿美元的报道缺乏现实依据，反而给外界留下了不良印象，也在事实上打击了后续企业“走出去”的信心。且不论是否如外界所述投资标的资产价值真的出现缩水，即便企业投资后资产账面出现下滑，也仅能说明短期账面资产的减少，在发生出售等实际交割前只是账面损失，未来仍然有可能盈利，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跨国投资本质上要求企业对国际商务环境和规则有更多了解，在差异发现、冲突处理方面要求更高，比单纯的国内投资风险要大很多，出现未能实现投资目标的情况也很正常。研究表明，全球范围跨国并购的成功率不足10%。不过，为了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有效支撑，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也相当重要。作为实际资产所有人，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主要由相关部门监管，也离不开社会媒体的监督。但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判断而非主观臆断非常重要。在继续完善境外投资年检制度的基础上，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营造相对宽松的氛围，有利于保护这些发展水平不高、国际化经验不足的中国企业的积极性和信心。必须避免没有根据的指责和不负责任的批评，因为这种声音除了给他国政府、竞争对手以口实外，对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并没有任何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