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华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400041）

论李大钊政党观的演进

蔡文华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400041）

李大钊是20世纪初较早宣传西方政党政治思想的革命先驱，他对国外政党的观察和民国初期政党现象的思考所形成的早期政党观，反映了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随着革命形势变化，李大钊对于政党的认识也发生改变，十月革命后，他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并积极投入到新型政党的活动中。李大钊政党思想演进的轨迹体现了其政治观和革命观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以及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大钊；政党观；演进；转变

李大钊早年就读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政党思想，而他所处的时代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使得他把西方的政党政治学说和当时的局势结合起来,试图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在这种带有浓厚现实色彩和问题意识的探索中，李大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观。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大钊的政党观也发生着变化，由对民国初年政党活动的不满,到认为政党政治对巩固民国共和政体有着重要作用，再到寻求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并逐步形成国共两大现代化政党联合的主张，体现了李大钊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政治观的转变历程，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强国的积极探索。

一、政党的界定：从“宪政政治的产物”到“革命的中心势力”

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共和体制取代了封建专制，革命派、立宪派和改良派等在国体问题上进行妥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格局，渴望在中国建立西方政治制度的仁人志士，对新的民主国家充满希望，李大钊就是在这样一种憧憬中初步思考民国的国家和政党体制，他认为国家与政党存在密切关系，“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又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1]1李大钊眼中的理想政党制度是基于立宪政治的民主产物，而当时各种名目的政党、政团、社团纷纷成立,仅广州一地就有百余个，目睹政党之混乱，李大钊不免感慨：“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1]10虽然对当时的政党很失望，不过，李大钊还是把良好的政党秩序寄托在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他大力赞颂立宪政治的作用，但事实上立宪政治却成为军阀和政客手中的专制工具，各派政客和各地军阀大肆捞取政治利益，国家还是陷入散乱之中。

1917年，李大钊提出创造中心势力，“国民宜速自觉醒，驱逐此政治的营业者于政局之外，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2]121他逐渐认识到立宪政治的依靠力量在于觉醒的民众，而且开始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新的政党身上，俄国十月革命对李大钊的政治观产生巨大影响，他也对中国的政治和革命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1923年，李大钊认识到“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我们首先要创造出作为中心的东西，然后再采取进行改造的程序才可以，单单凭靠堂皇的口号，是为真正的行动家所不取的。”[3]179而这个中心就是先进的﹑具有现代特征的革命政党，李大钊以国外几个国家为例，“德国的改革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中心进行的，现在仍向前迈进着。震撼全世界的俄罗斯的大改革是以共产党为主而进行的。”[3]179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李大钊认为当时的首要中心势力是国民党，“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他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点其他道理也没有”，[3]180显然，他对国民党寄予很大希望，但又看到“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为更加有力的团体”。[3]180李大钊已经把国民党看作理想的政党，是解救当时政治困境的有效组织，这也是他力促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1926年，李大钊在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中指出，容纳了共产党的国民党，已经由“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4]革命的政党必须成为革命的中心，而政党“只有达到这种状态，才能开始进行实际改革的事业。”[3]180

二、政党活动方式：从“非暴力”到发展普遍国民运动的“革命”

民国初年，党派纷争，各个党派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经常采取暗杀与暴力活动，李大钊虽然认同“有德之群”的暗杀，但是“暗杀之风，所以不可长于群德堕丧之国欤”，[1]22显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是对这些暴力手段基本持否定态度。1913年，李大钊在《原杀》一文中指出，暗杀之风盛行，主要原因在于“不良政治之余波耳！不良政治基于暴力，为世间一种罪恶：暗杀手段亦基于暴力，亦为世间一种罪恶”。[1]45李大钊认为既然民国政府已经建立，那么基于专制下的暴力手段也应该随之消失，不然的话，“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除罪恶，以毒攻毒之计也。稍有不慎，贻害靡穷。”[1]45作为当时诸多政党经常使用的暴力和暗杀手段，李大钊表示出反对，这与他对宪政制度的期待是分不开的，李大钊早期一直主张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若夫号为共和国立宪国民，其崇信法律之诚，……诚恐以暴易暴，将其举国为强者之天地”。[1]315不仅国民如此，政党更要服从法律，服从政府，在对军阀独裁者的面目没有完全看清之前，他还一度提出要维护袁世凯政府的统治秩序。但是随着对军阀政府的认识加深，面对袁世凯以及其他军阀的专制和倒行逆施，他逐渐放弃了对北洋政府的信任，开始思考维护共和制度的新的力量和方式。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给李大钊以启发，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一新生的事物，在谈及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时，他说道：“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摧毁。”[2]22他开始看清专制政府和旧官僚对于共和国家的阻碍，随着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加深，李大钊开始认识到立宪政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资本主义不被打倒，劳工阶级不能取得胜利的话，民主主义也只能是空谈。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李大钊开始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看待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要“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5]278阶级的差别以及剥削是中国诸多灾难的根源，为此，“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2]356面对专制腐朽的政府，中国人民要谋求“真正的解放”，“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李大钊已经在多个场合使用革命的表述，主张通过革命,建设一个光明的国家,而作为当时的新兴政党——国民党，李大钊也是寄予很大的期望，他指出“国民党是中国今日政治的国民的花”，[31169作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组织起来民众，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国民党从前的政治革命的运动，所以没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柢的组织。国民党现在惟一要紧的工作，就在向全国国民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要使国民党普遍于全中国，……成为一个全国国民的国民党。”[3]170李大钊对政党的规模、组织活动方式已经有很具体的认识，他不仅对国民党如此期待，对于自己建立的共产党，他更是在北方地区大力发展基层组织，他经常深入农村、厂矿、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而且他已经开始宣扬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亲自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在李大钊看来，政党已经不再是在和平的议会斗争中实现政纲，而是走向了革命夺权的道路。

三、政党目标：从打倒“窃国大盗”到建立“劳工阶级”的社会主义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共和政治的理想在军阀弄权的现实下破产，李大钊大失所望，1912年，他以极大的忧患意识写出《隐忧篇》，深表对新的共和国的忧虑和失望。1913年又写出《大哀篇》，谴责当时的社会弊病，他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1]1“1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1]11所以他无限感慨地写道：“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1]10“所谓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1]11民国的成立，政党的兴起，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李大钊也不断思考在这样的政局下，政党要发挥怎样的作用，他一方面指出民国初期政党的不足，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政党能成为维护立宪政治的力量，消除国内纷争，消除强权政治。不过，反动军阀不断地破坏共和政制，在国内大行专制，李大钊感觉到维护现行的政治格局已无多大意义，在李大钊看来，卖国求荣的专制政府以及独裁者们不过是“大盗窃国”[1]145而已，因此，李大钊曾大声呼吁，要打倒这腐蚀共和国躯体的盗贼们。

就在李大钊对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认识日益深入，学习西方的幻想逐渐破灭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这对李大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把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劳工的胜利。他热情欢呼和衷心拥护十月革命，指出“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2]22随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识的加深，他对俄国革命的认识也已经由单纯的革命到劳工阶级的胜利，劳工阶级的胜利已经是世界的潮流，“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2]256B o l s h e v i s m的胜利“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2]263李大钊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革命问题，他意识到整个社会的弊病在于中国的阶级对立，在于剥削阶级对劳工阶级的压迫，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就必须打破现有的制度，不能再满足于对旧制度的修修补补，打破旧的，建立新的，这个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了，李大钊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并成立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来试图实现这一目标。

四、政党建设：从消除“党争”和内斗到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

1912年6月，在中华民国成立不久，目睹党争日益激烈，李大钊认为：“何以吾国政党甫萌，遽龂龂焉警之、惕之、箴之、戒之、低之、祺之，甚至虑为亡国之媒者。”[1]1共和国的所谓政党，“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1]10他认为，不管当时的稳健派还是急进派抑或折中派，都是难以担当维护共和的重任。这些党派假政党之名，捞取私利，互相争论不已，“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1]2他敏锐地洞察到一片政党政治喧哗的背后，多是政党的投机或追求时髦，这些政党缺乏政治信仰，缺乏纲纪，相互倾轧，政党之间矛盾重重，政党内部派系分立，内耗严重，就连声望较高的同盟会也是内部分歧多、派别多，这与立宪政治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些华而不实的政党，党德尽无、党争之患为共和国的危机埋下隐患，“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1]2倘若“有一得志，吾国必亡”。[2]

对于为什么民国的政党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政党应该怎样搞好自身的建设，李大钊有较清醒的认识，“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5]270只有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才能建立新的有战斗力的政党组织，“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而“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5]269李大钊因此呼吁：“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 o m m u n i s 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5]271基于对新型政党的期待，李大钊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上，这个党必然要克服民国初期政党的弊端，首先在自身建设上表现出现代化政党的特征，组织严密，经过严格的训练，如果“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五、结语

纵观李大钊政治活动的一生，求学时有着充满激情的政治理想，辛亥革命以后，对民国初期政党政治寄予巨大期望，积极投入到政治理论研究和政党活动的实践中。他像众多的仁人志士一样试图从西方寻求解决中国政局混乱的方法，但是旧的官僚政治和投机政客严重阻碍了民主宪政的实现，政党政治的作用发挥有限。而帝国主义的虚伪和残酷也让李大钊认识到在西方国家支配下的中国，只有彻底实现国家自主和独立，实行真正的民主，才能发展和强大。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的，“革命的中心势力”必不可少，李大钊开始认识到一个先进政党的重要作用，也真正认识到劳工阶级的力量，他的政党观也由以前对于借鉴学习西方政党的模式转变为在中国建立一个组织精固,覆盖面广的群众性政党，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建成理想的社会。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使李大钊接受了社会主义，接受了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也给了李大钊许多启发和思考，李大钊对于政党的认识也逐渐自觉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尽管这种结合有着自身的不成熟，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李大钊政党思想的转变，他对中国革命也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要用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俄国的模式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积极投入到新政党实践中，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组建共产党以及推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

[5]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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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408（2011）01-07-03

蔡文华（1979-），男，湖北新洲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2009级博士，研究方向：中共思想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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