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寿，陈世润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330031）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视野中的苏区精神

李根寿，陈世润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330031）

苏区精神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烽火连天的全国苏区革命斗争，是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相伴生的独立精神形态。关于苏区精神的研究有许多不同的回答。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视角思考苏区精神，可以得出一系列新的认识：苏区精神是一种价值；是在实践基础上客观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动态价值生成系统；是一个由多维度的潜在价值所构成的意义结构。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苏区精神；价值生成；价值涵量

8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苏维埃运动。苏区时期，尽管外部有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内部有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但广大苏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谱写了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催生了伟大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是丰碑，是旗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它既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的延伸和深化，又是稍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苏区精神与历史同行的时代价值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今天，苏区精神已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表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诠释。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视野把握苏区精神的内涵，挖掘其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走向苏区精神的深处，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苏区精神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视野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在现实的人同客体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即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苏区精神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引入价值论的研究方法也是合乎逻辑的。什么是苏区精神？苏区精神的本质特征、时代意义、社会功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从不同角度都会引出不同的答案，而从价值哲学角度人们就会得出一系列新的认识：苏区精神是一种价值；是一种由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无数革命先烈的形象、作风、行为和实践活动负载着的，在苏区革命斗争实践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观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为核心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价值观为根基并全面吸纳了民族精神精华的创造性价值系统；是一个由多维度的潜在价值所构成的意义结构。

对苏区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从价值论审视苏区精神，意味着对苏区精神的研究已上升到哲学的层面。第二，价值作为人（主体）与客观对象（客体）的某种关系的表征而成为哲学沉思的对象，这本身就意味着人类思维已经将主体与客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认识了。在对苏区精神的学习和研究中，进行价值哲学的思考，就意味着学习者、研究者自身(主体)自觉地将自己与精神(客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认识，从而不仅有利于学习者、研究者在学习和研究中深化，更有利于在学习和研究中时刻注意苏区精神在自身的体现。第三，苏区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总结和发展，它深深植根于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而社会历史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价值世界。对精神进行价值论思考，可以在价值论的视野中更加清晰地把握苏区精神成长的历史轨迹以及苏区精神形成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

二、苏区精神的价值生成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价值生成了。马克思曾说：“使用价值表示物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1]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对价值的本质作一般的抽象，而是谈一个具体、特殊的概念。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又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在这里，马克思也不是直接给价值下定义，而是从唯物史观出发讨论价值产生的根源问题。然而，正是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为我们认识价值是什么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路，使我们认识到：第一，应从人（主体）的需要来认识价值。在马克思看来，所谓价值是对象（客体）对于人（主体）的实际功用，是对象对于人需要的满足。离开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就谈不上对象的价值了。第二，应从对象（客体）的存在和素质（或称属性）与人（主体）需要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价值。这就是说，价值并不是什么纯主观的东西，它只能在物与人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才能产生。事实上，某一对象之所以具有某种价值，确乎是以对象的素质作为基础、前提的。但是，价值又并不是对象素质本身，只有当这些素质满足了以内在尺度为内容的主体的需要时，我们才说这一对象具有价值。物质现象如此，精神现象亦然。因此，我们在理解价值时，既不能把价值看成是什么纯主观的东西，又不能把说成是什么对象素质的本身。所谓价值实际上是指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当我们谈到某一对象具有价值时，这一对象已不再是对象自身，而已包容、体现着主体的需要；同样，它也不是什么主体的某种主观臆想，而已把主体的需要物化为对象的某些素质。所以，我们说，价值的生成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关系的产生，是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所具有的意义。

按照马克思对价值问题的这一基本认识，我们认为，苏区精神的价值生成基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践基础上的苏区精神（价值客体）与党和人民群众（价值主体）相互关系的产生。苏区精神的价值即根源于苏区精神对党和人民群众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苏区精神的价值问题时，必须将苏区精神价值的发生、存在、实现看作一个过程。苏区精神的价值只有在学习、研究和实践苏区精神的过程中才具有存在的现实性。过程意味着在实践基础上主客体相互关系的展开。离开了这种过程和关系，苏区精神的价值便无从谈起。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和实践苏区精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苏区精神价值生成的客观性。从价值客体（苏区精神）内在结构的角度看，价值是以势能的形式包含在这一结构之中的。“势能”既是客观存在又是看不见的价值潜能。也就是说，苏区精神作为一个由多维度的潜在价值所构成的“有意义的结构”，其中隐含着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认识的等各种各样的价值可能性。在结构中，这些价值的可能性以静态的方式存在着，一旦使其进入主体的视野，在主体的实践中，这些价值可能性就会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苏区精神的价值。上述分析表明，苏区精神有着本然的内在结构，蕴含着潜在的功能和属性。苏区精神价值的这种客观性既赋予自身区别于其它事物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也使学习、研究和实践它的人们具有了前进的指向性。它要求大家必须以客观的态度深入领会苏区精神的本质，真正把握苏区精神的本然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使这种学习和研究避免流于形式和在过程中走样。

第二，苏区精神价值生成的主体性。价值作为“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是以“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的尺度”为根据的，是依主体（人）不同而不同、变化而变化的。即价值总是某一事物对相应主体的价值，价值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价值与相应主体之间的特殊本质联系，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结构、特性，取决于主体独特的实践经验、生活阅历，通过主体的特殊利益和需要、特定能力和习惯、特定的兴趣和偏好表现出来。立足主体性维度进行价值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要求每个人立足自身的主体尺度，选择对于自身、对于社会最有意义的价值。正因为这样，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能力即“本质力量”，乃是价值存在的主观基础。他指出：“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3]从价值主体角度看，“价值只有在‘同确定价值的主体发生关系时’，才会存在于进行评价的接受当中”[4]。这就是说，在苏区精神结构中隐含的那种以“势能”形式存在的各种价值，只有在与接受主体即学习、研究、实践这种精神的人建立具体的联系时，才会显现出来成为真正的实现了的价值。既然价值的实现与价值主体的状况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在苏区精神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至少有两点应引起重视：一是必须要有主体意识，要自觉地以价值主体的身份去切近苏区精神，不断改善自身的状况，使苏区精神的价值在自己的身上得以确证和发挥功能；二是必须要有主体层次意识，不同层次的价值主体在趋近苏区精神的过程中将获取不同的价值满足。领导干部、共产党员、人民群众都可以作为价值主体同苏区精神发生关系；但由于这些价值主体本身的层次性、差异性，苏区精神的价值在他们身上的具体实现形式将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践行苏区精神的过程中，要求也不尽相同：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力量，成为实践苏区精神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共产党员要有共产主义信念，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一般群众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爱国爱家，勤劳致富。

第三，苏区精神价值生成的实践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主体、客体及其属性只是确定价值关系的前提，价值作为主客体统一的一种特定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实践关系，只有实践才是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而且，实践在各个方面决定着价值，在价值的生成与实现中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只有明确“价值具有实践性”，才能避免因对价值关系作实体性或变相实体性理解而造成的多种沉陷，推动价值论研究向深层开掘。这告诉我们，苏区精神的价值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也只有在实践中,它的价值才能够凸现出来，才能被实现、发展和升华。当它不被广大人民所践履时，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学习研究苏区精神必须将其落实到各自从事的实践活动之中，在具体的实践中实现苏区精神与价值主体的相互作用。实践的不断发展带来的价值主体“本质力量”的提高将进一步使苏区精神发扬光大，使苏区精神的价值持续地发挥功能。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革命前辈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决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5]

三、苏区精神的价值涵量

从价值涵量来解析苏区精神，有助于我们从更开阔的视野上把握苏区精神的价值精髓。苏区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由个别到普遍、由局部向全局辐射的过程。因此，从多维度上解读苏区精神的价值，是历史逻辑和辩证思维的启示。

第一，历史价值与伦理价值的统一。历史价值是指苏区精神中所含有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趋势的理性认识对价值主体的指向功能。伦理价值是指苏区精神中所含有的对价值主体具有规范作用的伦理教化功能。在苏区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用自身的言行树立起了一座座无产阶级伦理道德丰碑，如脍炙人口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就是当年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给老乡送衣送药、车水抗旱、打井找水、挑水、挖茅坑等爱民故事，更是在中央苏区广为流传。当年毛泽东带领军民在瑞金沙洲坝开挖的水井，沙洲坝人民亲切地称为“红井”。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热爱人民、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高尚情操。苏区精神是一种伦理精神，它是共产党人党性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人的生存目标和生命价值的最高境界。苏区精神又是一种时代精神，是对历史、现实、未来的综合把握，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立体触摸，是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辩证思考，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趋近和认同，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发掘和洞察。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树立了一面旗帜，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它是新中国成立的一次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一次伟大尝试。伦理价值以情感为核心，历史价值以必然性为核心，但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统一。在苏区精神中，二者是统一的。苏区精神中伦理信念为其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提供了正确的规范导向，苏区精神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为其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奠定了科学基础。

第二，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无数生命个体的有目的的活动。尽管个人的目的往往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尽一致，但无数有目的的个人活动所构成的巨大合力，恰恰表现着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任何生命个体的活动都必须具有个人目的性和社会必然性两种性质，都必然与个体的需求、目的相联系因而带有个体特性，又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相联系因而带有社会特性。这样，作为价值客体的苏区精神对于价值主体来说，既具有满足个体价值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又具有满足社会价值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从而表现为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苏区精神的社会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表现为：社会价值主体以社会心理为中介，通过与苏区精神的沟通和对话，使价值主体的社会预期与苏区精神中所蕴含的共产主义信仰意识、艰苦奋斗、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精神指向达到合理的同构，从而使更多的人更加自觉地维护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发展。苏区精神的个体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表现为：个体价值主体在与苏区精神的沟通和对话中，自己心中与苏区精神中的高尚的情感相近的情感积累被引发并沿着特定轨迹上升到审美情感的水平。一方面使自己情感积累所携带的情感能量得到顺畅释放；另一方面又使情感的内涵和性质得到审美升华，从而陶冶主体情操，完善主体品格，提高主体能力。由于社会是个体的社会，个体是社会的个体，苏区精神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一方面个体主体的情操、品格、能力的提高，为苏区精神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一方面，社会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广泛认同，为实现苏区精神的个体价值规定了正确的方向并赋予了科学内涵。

第三，政治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政治价值是苏区精神中所包含的重要社会价值。苏区精神所集中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所维护的是党和人民群众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苏区精神的政治价值就是指苏区精神对社会政治所具有的影响功能。苏区精神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对于把握政治方向,形成政治共识,凝聚政治力量,统一政治行动,推动和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强化党性观念和群众观念,有效促进各种政治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密切与协调；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政治稳定的思想共识和心理基础,推动人们自觉地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其政治价值的具体表现。奥地利新实在论哲学家A·麦农认为，价值情感是一切价值的主观基础。他指出：“凡是一个东西使我们喜欢，而且只要到使我们喜欢的程度，它便是有价值的。”[6]这当然是一种主观价值论，但它启示我们从审美的角度考虑价值问题。苏区斗争的事迹之所以令人们感动，正是因为在苏区精神中蕴藏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它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幸福的向往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气概，其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在人们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人们不仅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读苏区精神，而且从审美的角度去认同苏区斗争时期的革命先烈的人格、形象和行为。

第四，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的统一。从价值的实现机制来看，价值总是在现实的主客体关系中，通过手段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转化而实现的。手段性价值离不开目的性价值的导引，而目的性价值则离不开手段性价值的推促。如果没有手段性价值的现实化和层层推进，目的性价值则会成为空中楼阁，成为难以实现的空想。同样，如果没有目的性价值的导引，手段性价值则会陷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但应该看到，价值按其本质来说则是具有超越性、理想性的。手段性价值相对于目的性价值来说永远只有第二位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目的性价值导引下，通过手段性价值的不断现实化和超越而达到人自身的提升。在苏区革命斗争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英勇不屈，用鲜血乃至生命凸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者，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高度统一的革命者。而且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最高目的。所以苏区精神具有目的性价值。同时苏区精神中又体现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在国民党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领导了五次反“围剿”，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的方法论意义，即在探索实现上述根本目的的路子和运作方法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苏区精神又具有手段性价值，体现了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的统一。这也启示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苏区精神时，不仅要瞄准其崇高的精神境界，还要注意其方法论价值。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人民出版社，1963:40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人民出版社，1963:326.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79.

[4]接受美学译文集[C].三联书店,1989:158.

[5]刘孚威.论井冈山精神[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324—325.

[6]李春青.文学价值学引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4.

B0-0

A

02-7408（2011）01-0039-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BKS022）的成果之一。

李根寿（1968-），男，江西宁都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陈世润（1952-），男，南昌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