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栖

我素来景仰文化前辈傅雷，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大量论述精到的文论和笔贯清香的散文，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向中国读者捧出诸多世界一流名著的一流译品，更在于他“文革”初期不阿权贵、以死抗争的铮铮铁骨。

近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的《傅雷文集（文艺卷）》，意外看到傅雷于1957年夏季公开发表的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比一比，想一想》（6月29日《文汇报》）、《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7月6日《文汇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7月17日《解放日报》）。这些文章的立意和题旨都截然不同于当年上半年面世的诸如《闲话新年》（1月1日）、《大家砌的墙大家拆》（5月8日）、《关于经理、编辑、选题计划的三点意见》（5月17日）等文，堪称“华丽转身”，积极配合方兴未艾的反右斗争，让人窥见这位文化前辈在那个不平常的夏季的另一个侧面：“被运动”的窘况。

《比一比，想一想》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回顾自己几次在整风中对《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批判，以示立场相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则是直斥葛佩琦的“右派”言论。这些措辞激烈、调门甚高的文章，充其量是一种情绪化的斥责，或道德上的贬抑、羞辱，几无有认真讲道理的。尽管如此，傅雷最终还是因为1957年上半年的那些直言被划入“右派”的行列（虽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历史给这位善良而迂腐的书生开了一个大玩笑！

说实在，我极为佩服《傅雷文集》编选者不讳尊者的实事求是态度。倘若编选者光收录傅雷1957年上半年的文章而回避下半年的文章，那就无法认清他在当年大背景下与政治运动的特殊互动，也难以寻觅其“被运动”的踪迹。平心而论，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无论是已作古的还是仍健在的文化前辈，他们置身于历次政治运动，多少都会留下“人生败笔”，恰如史学家王春瑜在一篇悼文中所说：“不要为‘左’过、整过人而难过，那个年头，不‘左’、不整人的不就成了国宝？”然而，时下文化前辈的文集，有意避讳“人生败笔”的事并不鲜见。

文化传承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应该是把最真实的历史存在、历史精神、历史意识和个人真实的历史体验和感受传给后人，这样，后人在承接前辈的文化遗产中才能有一个可靠的依凭。倘若人为地遮蔽和掩饰，引领人们进入真实的历史将是何其难哉！以这一精神要义来衡量新版《傅雷传》（2009年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再版，金梅著）不免让人感到有一种缺憾。虽然新版《傅雷传》补写了传主1957年下半年的相关文章，但作者明显地作了技术性处理，由此也就自然虚化了传主“被运动”的悲剧色彩，进而言之，它也弱化了傅雷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被运动”的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