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林

一、罗泌家世新考

然而又据《罗传》，罗无竞卒时年53岁，若以罗无竞经历了“熙河之役”来算，则生年当在1053年前后；若以“建炎间，金人渡江……寇过其庐”来算，则卒年当在1130年。若以1053年来推算，则罗无竞卒年当为崇宁五年（1106年）；若以1130年来推算，则罗无竞生年当为元丰元年（1078）。然罗无竞之子罗良弼生于1108年，则罗无竞卒于1106年的结论显然不可信。如此说来，似李、刘二先生所言罗无竞生于元丰元年（1078年）、元丰三年（1080年）的结论更符合实际情况，但这又与笔者在前文中所考证的罗无竞生于1053年前后的结论相左。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罗无竞生于1053年的推算并无问题，要解决李、刘二先生的结论与笔者推论之间存在的25年的巨大差距，必须对《罗传》中的3个关键点重新加以审视：第一，熙河之役；第二，靖康之役；第三，卒年53。

那么，3个关键点就只剩下一个，即卒年53的记载。笔者认为，既然罗无竞经历了“熙河之役”、“靖康之役”这两件北宋历史上的大事件，卒年53的记载肯定有误，也就是说罗无竞在世的时间应该比《罗传》中记载的“卒，年五十三”的时间更长，但由于材料所限，若要得出他在世的确切时间，尚有困难。故我们只能给出罗无竞生卒年的大致范围，即1053到1130年之间。

表1：罗无竞生卒年对比分析表

罗泌（1131-？），字长源，号归愚，罗良弼长子。关于罗泌卒年，刘宗彬先生据田南《重修清适堂记·文献录》作1189年。然而周必大《龙云集原序》称：

罗泌生性聪颖，因其父罗良弼藏书丰富的缘故，自小便有机会博览群书，凡儒家经典，百家杂志，无不通览，又能游历四方，寻访名胜古迹。这样的经历，使罗泌不仅拥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其后来的写作大有裨益。正如罗泌自己所说：

自余季甫志学，遾通三经，且待且业，未尝终食（《四库》本作“日”）。三商不属意，于是史也。访博士，适异书，讯旅人，求金石之遗。豫是有益，虽奴客必师，不知祈寒溽暑之为毒。于衡湘得云阳之从，于广都得盘古之祀，于冯翊得史皇之墓，于蓝田得尊卢之采……于大山得有

二、《路史》的纂修

笔者认为，李先生上述考证结果大致可信，但仍有不够确切之处。试述于下：

（二）据上文提供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1.罗泌所序《路史》，并非像严绍璗先生所说包括《前纪》、《后纪》、《余论》、《发挥》、《国名纪》五部分，而是只针对《前纪》、《后纪》而言。这从《题炎陵》中“神农……葬于荼陵……予作《路史》，纪之详矣。后十有五年，始获拜陵下。”亦可悟出。《题炎陵》乃《余论二》的最末一篇，其下所属日期为“淳熙十四年”（1187年），而文中所说“予作《路史》，纪之详矣。后十有五年，始获拜陵下”，则罗泌所说的《路史》作于乾道九年（1173年）以前，即罗泌所序《路史》不包括《余论》在内。《前纪》、《后纪》可以独自成册，亦可以从明张鼎思《豫章刻〈路史·前纪、后纪〉序》中看出。又《路史·后纪四·蚩尤传》中写道：“吾行年四十，所阅载籍数十百千万卷。”罗泌生于绍兴元年（1131年），而此处称“年四十”，即乾道六年（1170年），此亦可证成《后纪》成书于1173年之前的结论。但《前纪》、《后纪》在淳熙十四年（1187年）时又有所增补举证。

4.《国名纪》始作于乾道八年（1172年），而最后完稿当在庆元六年（1200年）前后。而罗泌卒年为嘉泰三年（1203年）后，则今传本《路史》确为罗泌毕生心血的结晶。《路史·发挥四·氏姓之牒》称：“予述《路史》，既归天下之氏姓，而特异高辛氏族姓之多，乃为之《纪》（笔者按：乃指《国名纪》），而复叹后世氏族之不讲也。”又称：“予述《路史》，又缀《国名纪》而后天下之氏姓始大定，循而索之，则民德归厚矣。”《路史·国名纪甲》亦称：“余述《路史》，又起《国名纪》而后天下之氏姓始大定矣。”据上引三条例证可知，《国名纪》和《路史》在罗泌生前并非同一部书，《国名纪》是在《路史》之外另起炉灶并对“天下之氏姓”进行的一次大总结。此说亦可从《路史·国姓衍庆纪原》“仙源积庆，臣尝于所述《路史》辨之详矣”一句中看出。

据上文的推论来看，我们可以对今传本《路史》各部分的成书时间做一个大致推算，罗泌《路史》的前期准备工作，在乾道三年（1167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而序言作于乾道六年（1170年）。《前纪》九卷、《后纪》十三卷，大致完成于乾道九年（1173年），至淳熙十四年（1187年）递有增补。《余论》十卷始作于淳熙元年（1174年），完成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前后。《发挥》六卷始作于乾道五年（1169年），完成于淳熙九年（1182年）之前。《国名纪》始作于乾道八年（1172年），而完稿于庆元六年（1200年）前后。

（三）据上文考证可知，《路史》（今本意义上说）的完成经过了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耗费了罗泌一生的精力。笔者认为，今本意义上的《路史》罗泌生前不曾看到，因为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罗泌生前并未将《路史》各部分统一编订为一书，罗泌在庆元六年（1200年）还创作了《究言》一篇，而差不多在嘉泰三年（1203年）后就去世了。那今本意义上的《路史》又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呢？笔者认为，今本意义上的《路史》乃后人汇编而成，是一本集中了罗泌一生大部分重要史学著作在内的汇编集，此集包括《前纪》、《后纪》、《余论》、《发挥》、《国名纪》以及如《六宗论》、《三江详证》、《九江详证》等一些单篇在内的重要史学著作。它反映了罗泌一生的史学成就，此书显示出罗氏家族有着极好的学术传承。清康熙年间，朝廷曾派江西布政使施闰章送去“史学世家”的金匾，罗氏家族当之无愧。

三、罗苹与《<路史>注》的关系及《路史》的刊行

据上文可知，罗泌生前并未看到今传合编五种之《路史》，那最早合编五种何时刊行？此问题，载籍并无明文。欲加解决，有必要对罗泌之子罗苹的情况进行一番考察。因为《路史》的价值很大一部分体现在罗苹“承父命”所作的《注》上，且罗苹的生卒年对《路史》合编五种的定本成书时间有重要影响。

笔者经过考察后发现，不论认为《<路史>注》是罗泌自作，还是罗苹所作，均与事实不甚相符。理由如下：

1.《路史》书中有14处提到“苹”字，其中5处在正文中，且均作“窦苹”；9处在注文中，8处作“窦苹”，只有《国名纪三》一处仅作“苹”，考其上下文及结合各处提及“苹”字时所叙述的内容，此处的“苹”也当作“窦苹”讲。窦苹，字之野，生活在北宋仁宗时代。可知《路史》书中提及的与“苹”有关的内容均非罗苹，即除了署名作“罗苹注”外，《路史》书中并未提及罗苹作注。

3.李裕民先生以《路史》正文及注文“全属一人语气”，且《路史》修成之时罗泌“仍健在”，断言罗泌“能自作其注。”此结论较之《提要》的猜测之言虽有变通，但仍属武断。笔者认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否定掉今传宋本《路史》所说的“男苹承命注”的记载。

关于罗苹，此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因为上文曾提及《四库总目提要》称“核其词义，与泌书详略相补，似出一手”，于是就认为《<路史>注》乃罗泌自作然后“嫁名”给罗苹。笔者认为，这样的推测之辞是没有根据的，正如上文考证所示，《<路史>注》既非罗泌自作，亦非罗苹独自完成，乃是父子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此处有必要对罗苹是否“能传其家学”做一番考察，以说明罗苹亦具备给《路史》作注的能力，从而否定某些人认为《路史》注文乃罗泌一人所做的说法。

宋欧阳守道在替罗苹“复斋”作《记》时说：

欧阳守道（1208-1273），字公权，一字迂父，初名巽，号巽斋，庐陵永和（今吉安县永和镇）人。人称庐陵醇儒。淳祐元年（1241）进士，先后出任白鹭洲书院山长和岳麓书院副山长等职务，培养了文天祥等众多优秀人才。据《记》中称，欧阳守道对罗苹有“后生小子得闻一言固所愿也，而何为反求记于余？”的感叹，可见罗苹在庐陵郡是非常有影响的人，学识恐不在其父罗泌之下，所以笔者认为《提要》以《<路史>注》乃罗泌自作然后“嫁名”给罗苹的推测没有根据。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路史>注》的一部分内容乃罗泌与罗苹共同所作，而在罗泌去世之后，罗苹独自完成剩下的一部分注文。据此，就可以对今本《路史》最早的合编五种的定本成于何时作初步推定。据现存最早的《路史》，即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路史》，已经是正文与注文合刊，则合编五种的最早成书时间有两种可能：第一，罗泌去世至罗苹去世；第二，罗苹去世以后。

四、《路史》的价值

《路史》蕴含有巨大的文献学价值。《路史》引用现存古籍的总数为257，引用总条数为6301，其中如《左传》630条，《太平寰宇记》655条，《史记》449条，《水经注》208条，《尚书》158条，《古今姓氏书辩证》130条，《元和姓纂》105条，《国语》107条；而《路史》引用佚书（或佚文）的总数为737，引用总条数为2424，其中如《帝王世纪》173条，《世本》131条，《竹书纪年》94条，《风俗通义》63条，《尚书大传》55条，《尸子》33条，《姓苑》26条，《古史考》18条。这些均有极高的辑佚学、校勘学价值。虽然其中有一部分资料存在重合，如罗泌对《竹书纪年》的引用，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太平御览》，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掉《路史》一书所蕴含的巨大文献价值，因为《路史》成书于南宋中后期，而绝大部分的古籍均是在南宋之后才陆续亡佚不存的。也就是说，罗泌及其子罗苹所能利用的古籍，有很大一部分是今人无法看到的。

综上，庐陵罗氏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堪当“史学世家”的称号，罗泌父子即因《路史》被世人广泛关注。罗泌所作之《路史》，起先并非如今传本一样是合刊本，而是经过后人，可能就是罗苹，汇编而成的，是代表罗泌父子史学成就的重要著作。《路史》从最开始仅包含《前纪》、《后纪》，到最终包括《前纪》、《后纪》、《余论》、《发挥》、《国名纪》，以及如《六宗论》、《三江详证》、《九江详证》等一些单篇在内的重要史学著作，具有巨大的价值，是研究上古史、神话史、文化史以及上古民族史不可或缺的必备参考书，应该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