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龙

综合分析《五则》全文，姜先生主要阐述了《保训》篇“残简”、“心理描写”、“中”和“帝”关系、“惟”字使用及文王、武王行事方式等5个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纳入到文献辨伪学范畴内，对应的分别是从文献的载体、文辞、文法及思想内容等方面上的辨伪。下面逐一分析。

一、关于“残简”

姜先生在《保训》篇真伪研究中首先关注“残简”，实际上是立论于文献载体问题。就传世汉前文献的辨伪研究来说，相对于文献内容，载体问题较少受到重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文献在历代传抄过程中，必然经历了不同的载体形式，这种载体形式还不能对内容的真伪产生太多的影响。从唐宋时期开始，随着版本学的发展，文献载体的版本特征逐渐成为辨伪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考察因素。近现代以来，数量众多的金石、简帛文献的发现，极大地冲击了学术研究，也刺激了造假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就新出土文献，特别是简帛文献的辨伪来说，目前学界对文献载体的考察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载体材质的辨伪。对载体材质的考察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的，比如竹简 AMS14C年代测定、竹简含水率试验等。二，载体文字的辨伪。关于文字的断代研究，目前主要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比如参证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下的文字形体特点，还有从书法角度对文字书写形态进行辨别。当然，还包括竹简形制方面的一些探讨。

显然，在三种可能比照下，《保训》“残简”人为设计做残可能性的成立机率是比较小的。当然，姜先生对“残简”人为性的推测还建立在该简对全篇文义、主旨没有影响的基础上。应该说，这是一个关乎认识角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因为第二支简上半部分的缺损，使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遗训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很明显，在没有这种铺垫的情况下，我们对全篇文义、主旨的了解也是不完整的。换个角度说，对于遗训仪式研究者而言，这半支简的缺损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而不是姜先生所谓的“无足轻重”，目前学界关于“自靧水”及缺字内容的讨论就是明证。另外，如果顺着《五则》的思路，对于造假者来说，竹简的人为磨损要比竹简折断，更具迷惑性，更不破坏文章的完整性，被识破的风险更小。但问题是，在没有可靠证据支撑下的这种推测，在文献辨伪研究中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二、关于“心理描写”

《五则》提出第二条作伪证据是《保训》篇中存在心理描写的文字，不符合《尚书》体裁特征。姜先生认为在“先秦《书》类文献中，当某人叙述历史人物时，通常只叙述其言论行为，并不对其心理活动作刻画和描写”。

在《五则》中，姜先生把“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等文字归于心理描写。这种概括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谈。就这类文字而言，其在上举《尚书》篇章中就极为常见。如《多士》中，周公讲到“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指出夏王不领会上帝之命，反而更加恣意享乐的心理转变历程。又讲到从成汤至帝乙诸商王鉴于夏败，“罔不明德恤祀”，“罔敢失帝，罔不配天”的事迹。这种“罔不”、“罔敢”体现出的商王心理层面的真诚和谨慎，恰好是姜先生所谓的“心理描写”。更明显例子如《无逸》篇，周公描述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高宗“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如果按照姜先生的归纳，这些文字均属于心理活动描写。此外，如《君奭》、《商誓》等传世文献及《史墙盘》等青铜器铭文中也存在相类的文字描写，兹不备举。所以说，姜先生主张先秦《书》类文献中不存在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和描写的观点是错误的。《五则》所采用的这种辨伪方法赖以支撑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其结论当然也是不可靠的。

三、关于“中”

继“残简”、“心理描写”之后，姜先生提出《保训》篇由“中”而“帝”的逻辑没有合理性，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不曾有过。后又提出“文王关于‘中’的告诫与自己的行事方式是不一致的”，是现代造伪者自神其说。

四、关于“惟宿不详”

根据整理者公布的释文，《保训》篇末句为“日不足，惟宿不羕（详）”。姜先生依据《逸周书》相关篇章“维宿不悉，日不足”句，认为“宿”（夜）对“日”而言，“悉”对“足”而言，此句为“夜恐不及”、“日恐不及”的并列结构，因而《保训》末句应该作“惟日不足，宿不详”，是现代造伪者误仿《逸周书·大开》等篇又暴露出的一个破绽。

五、余 论

在这里，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姜先生在日后的清华简《保训》篇真伪研究中，提供更坚实的证据，使用更科学的方法，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以推动《保训》篇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