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院长

改革的基本判断

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以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未来30年，改革的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地方分权，四是开放国际化。

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发起改革起，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迈得相对比较小。

第二，民主化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靠中产阶级。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中产阶级是公民意识公民责任最强的阶层。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民主化社会就会变成暴民社会，实际上被少数操纵。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大，民主化才可能成为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过程。

中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在前30年比重比较大，到后30年逐渐变成一条尾巴。而政治改革从前30年开始比较小，而后30年逐渐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基本完成了。

改革的核心挑战

精英政治、精英治理怎么能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必须防止民主化变成痞子民主，变成暴力政治，最后变成专制政治而不是民主。为什么中国发展中产阶层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负责任、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民主政治，无论是选举还是投票，导致的都不是精英治理，而是暴民治理。所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都不能着急，不可能很快就完成，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起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许多个体性事件，不按法律程序处理，就纷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都在弱化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性，在强化政府部门协调性和政府的权威性，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许多政府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现在看到很多纠纷，都是找政府上访，或者通过政府协调，或者用钱买通来解决。如果法院以法律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那么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乱。所以我想强调，政府如果采取靠政府本身来去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冲突的后果，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甚至是动乱。唯有借助法院和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社会才可以安定，这点非常重要。

未来30年，如果放的远一点就是2040年，中国改革应该基本完成。我借鉴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点，中国历史有两次真正大的结构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改变，大概有两三百年时间，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之后，整个帝国政治体制就稳定了，之后就是治理的问题了。第二次大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民主社会，直至现在公民社会的变革，大概需要两百年的时间。如果按两百年计算，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或许是中国200年历史大变革最后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