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裕涛

(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150040)

翻译研究学派的生态翻译观

华裕涛

(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150040)

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对于现如今翻译学科发展的繁荣景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运用全新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对于该学派的再次解读，对于准确把握翻译学科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翻译研究学派;生态翻译;发展

1972年8月，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在会上宣读《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由此拉开了翻译研究学派发展的序幕。“霍姆斯不仅赋予了翻译学一个正式的学科名称，使其名正言顺地在学界立足，而且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开疆僻壤的创造力为翻译学界定了学科性质，勾勒了学科框架，使其名副其实。”［1］72在翻译学科发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翻译研究学派”揭竿而起，吹响了翻译学科建构快速发展的号角。全新的翻译研究理念，多维的翻译研究视角，“翻译研究学派”的成立和发展对于沉寂许久的翻译界的影响，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翻译之形成学科，所谓翻译研究派的努力功不可没，实际上现在国际上已经通用的翻译学学科名称就是出于该派的建议。”［2］就在“翻译研究学派”推动翻译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一部分研究人员也把研究的目光对准了“翻译研究学派”的自身的产生、发展、壮大的背后成因，而这一系列研究对于准确把握翻译学科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何为“生态翻译观”

“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科学。“随着人类对生物与环境逻辑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现代生态学扩展到了研究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逻辑关系。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更进一步使生态学逐步脱离生物学领域，上升到了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本质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一词则已转义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3］正是在全球“生态文明”这一大背景下，生态翻译理论应运而生。译者的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同时译者的翻译环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生态翻译的核心理念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确认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强调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翻译人员的每一次翻译活动都必将受到所处翻译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的、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又是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反映了翻译学由传统单一学科视阈转向当代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占有主导地位的自然科学理论观念作为新的方法论支配着普遍的社会思维方式。在当代，“生态科学”正是这样一门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科，也是一门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终极意义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研究有着扎实的哲学基石。”［3］

二、翻译研究学派的生态翻译观

单纯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方法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语言学研究者将本学科静态、微观和规约的研究模式直接植入翻译研究。尽管这对于树立翻译研究的科学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众所周知，翻译活动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脑力劳动。现实生活中的翻译实践活动根本无法实现语言学家要求的对等。当时的翻译研究人员“对语言的规律性给予了过分的强调，在克服语言规律性的同时又导致了把语言规律等同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的倾向，从而抽出了主体性，突出了一种工具理性，以科学主义的思想统治了翻译活动，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纯语言的操作，忽视了其人文性与社会性的一面”［4］。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理论逐渐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翻译学科发展一度陷入僵局。正当语言学派面临困境之时，翻译研究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清醒地认识到了翻译现象的文化属性，为翻译学确立了正式的学科，为当代翻译研究贡献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14－16翻译研究学派把翻译研究重新收纳于翻译生态系统之中，也使得翻译学科的研究发展重新走上良性轨道。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全封闭的闭关修炼。一方面，学科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子集的发展成果为本学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分，同时本学科的进步也必将最终反哺整个学科生态系统。鉴于翻译活动的内在复杂性，翻译学必须实现与多个学科的生态交叉融合，才能客观地实现最终能够翻译目的。

以往的翻译研究，总是被人为地孤立在语言学派划定的领域内进行，一味追求语言结构的形式对等。尽管这对于限制翻译活动的随意性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终因忽视了翻译活动的生态性而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脚步。先是语言内部的语言和书写系统的巨大差异给语言学派造成了巨大困惑，更大的障碍来自于语言文化属性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费解难题。

语言不是孤立的，它完全浸泡在社会、文化这个大环境里。翻译的研究必须实现与文化研究的联姻。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著述中，包括作为翻译学文化转向及其重要衍化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著述可谓层出不穷、数量众多。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者苏珊·巴斯奈特和美国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者安德烈·勒弗菲尔既是当代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当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

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认为，翻译绝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译文和原文不可能以一种纯净中立的对等物为参照，翻译活动不可能不受权利、时间或者各种文化行为的影响，所以应该认识到翻译现象的复杂性，将翻译活动语境化、历史化。也正是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文化学、比较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理念被纷纷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同时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如今，翻译研究繁荣景象的出现也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同时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姆斯、图里、韦努蒂对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地位的重新确立，以及另外一位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与生态翻译观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适应”、“译者选择”、“求存择优”、“共生互动”等核心理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

三、结语

长期以来，重实践轻理论的研究倾向使得翻译学科的独立地位一直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也使得翻译研究学者与其他学科研究人员进行理论交流探讨时显得底气不足。更有甚者，翻译研究学界内部也不时传出“翻译无理论”的声音。无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建立，还是生态翻译理论的提出，无疑是长期治疗困扰翻译学科自身发展顽疾的一剂猛药。

进入21世纪，随着人类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往来的日益频繁，我们有理由相信翻译将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本学科相关理论的保驾护航，翻译学科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不例外。经过几代翻译人的努力，翻译研究积累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翻译，并进一步解决了翻译学科如何发展的问题，翻译研究学者的研究重心已不再是仅仅关注语言转换的技巧。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翻译学逐步实现了与其他学科在理论层面上平等地走出去，请进来。

［1］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潘文国.当代西方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中国翻译，2002，(1):261.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M］.中国翻译，2008，(6).

［4］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别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3.

A Study on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n-Translatological Perspective

HUA Yu-tao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40，China)

Th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ective of Econ-Translatology，which will in turn shine light on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law.

th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Econ-Translatology;development

H059

A

1001－7836(2011)11－0131－02

10.3969/j.issn.1001 －7836.2011.11.055

2011－06－09

中央高校科研基金项目“翻译研究学派的哲学解读”(DL10CC14)资助

华裕涛(1979－)，男，辽宁丹东人，讲师，文学硕士，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